在校园传承的大师轶事

在校园传承的大师轶事

　　和阅读正经“校史”或者“学校大事记”不同，年轻学子们在传诵老师“传奇故事”的过程中，不仅自然而然地发出对学术文化的尊崇感，其对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内涵的理解也将深刻得多。

金岳霖：老师对学生，就像学者对学者

　　抗战时，被誉为“中国哲学界之第一人”的金岳霖也
跟着到了昆明，去了西南联大。金岳霖授课时常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而且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说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感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沈有鼎的学问好得不行，但就是不肯写文章，总到处听别人讲课。金岳霖的课，他不来。金并不恼，他们还是好朋友。

潘光旦：中国教育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

　　有一年，清华园中有一位学子拄着拐杖找到了校长：“校长，我这样还能留学吗?”

　　“怕不太好吧!”“为什么？”

　　“人家美国人会说：中国是不是两条腿的人不够了，连一条腿的也送来了。”

　　这时，一位美国教员发话了：“连他都不能去，还有谁能去？”后来，学校易长，这位学子遂得赴美。他成为中国第一位单腿放洋的学子。若干年后，一颗耀眼的明星冉冉升起，世人开始知道了他的大名：潘光旦。

　　自此，当年清华园那个单腿少年，开始真正地“独”步中国学术界。

　　潘光旦的博学多才早已驰誉儒林，成为各方公认的活字典。然而，潘光旦又何止于“博学多才”呢!他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将自己的通才思想落实为通才教育，涵育了大批通才。老清华之能成为通才教育的典范，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是有大功的。

　　作为教育家，其对旧时教育的弊端体会尤深。他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尤其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者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识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只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只不过培养一些专家或文官。三者都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在他看来，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其言针针见血，足见潘氏深得教育三昧。

刘文典：与吴宓唱对台戏

　　在西南联大，除了讲《庄子》，刘文典讲《红楼梦》亦是一绝。有一次，吴宓要讲《红楼梦》，刘文典也就近找了个教室，对着讲《红楼梦》，和他唱对台戏。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下面除了有百十号学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回去后，此人在日记中写道：“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此人就是当年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尔后，吴宓日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要知道，刘文典可是他吴宓的对头呵。

　　确乎如此。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暗笑不已。

（《文汇报》6.11刘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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