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中国民俗学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陶立璠

一、简单的回顾

　　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和世界民俗学的发展相比，中国民俗学的起步并不晚，而且在二三十年代，中国老一辈民俗学家，孜孜追求世界民俗学发展的步伐，开拓进取，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就，这些无庸赘述。现在仍健在的中国老一辈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的最好见证人。但是，中国民俗学走过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原因人所共知。直至粉碎“四人帮”，天空突然开朗。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中国民俗学终于得到了新生。不过，当１９７９年中国老一辈民俗学家钟敬文、顾颉刚、杨昆、容肇祖、常惠、杨成志、白寿彝等七位教授，提出恢复和重建中国民俗学机构的倡议时，大多数研究者的学科意识还很淡薄，甚至心有余悸。但民俗学学科毕竟是一门具有强烈生命力的学科，在这片荒芜的田野里，恢复开垦和播种，需要胆识和勇气。在将近二十年的恢复和重建中国民俗学学科的日子里，钟敬文先生如同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所为一样，筚路蓝缕，就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众多问题（如机构建立、人才培养、课题研究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讲话。他还主持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重视人才培养，积极沟通国际民俗学界的交流。这就使中国民俗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一次与世界民俗学取得了同步发展。
　　以１９８３年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十多年的生息和发展，出现了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如在机构建立上，现在除中国民俗学会外，全国已有近30个省（自治区）、市建立了省级民俗学会，目前建立学会的工作正在向地区和县一级发展；在人才培养上，全国已有近四十所大学开设了民俗学课程，十多所大学培养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还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民俗学理论研究十分活跃，基础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受到重视；民俗志、民俗丛书（包括理论）大量出版；应用民俗学、地域民俗学被提上研究日程；民俗刊物、民俗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民俗学的国际交流在不断加强。凡此种种，展现出中国民俗学的光辉前景。和世界民俗学的发展相比，中国民俗学正处在一个高涨的时期，这从多种社会学科对它的关照，民众普遍兴起的民俗文化意识中得到证明，这一点令国外学者也有些羡慕。

　　二、中国民俗学面临的新课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几千年的民俗文化传统，无疑是一座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文化宝库。与之相比，中国民俗学的研究，犹如巨人与侏儒。加之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民俗文化越来越受到巨大的冲击，因此，摆在中国民俗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
　　１、关于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基础理论的建设，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而且关系着这门学科未来的发展。十年来，中国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应该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但远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有许多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关于民俗与民俗学的概念问题，至今还在争论之中。结合中国的实际，作为学术名称的民俗学，它的含义、对象、范围究竟是什么？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钟敬文先生就曾提出过“民间文化”的概念，甚至想用这一名词取代“民俗”一词。八十年代，钟先生又重提这一问题。他曾在《话说民间文化》一书的《自序》中说：“从三十年代起，我就注意到广大民众自己所创造、享用和继承的文化，并且创用了‘民间文化’这个新术语。。。。。。我甚至拟用这个名词去代替‘民俗’一词，而把民俗学称为‘民间文化学’。现在考虑起来，当时那想法是合适的。”钟敬文先生在这里提出，用“民间文化学”代替传统“民俗学”概念的直接理由是：“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很明显，这一扩大了的民间文化范围，已和传统的民俗学研究范围，有了很大的区别。它包括了民间工艺、民间艺术、民间科学技术和民间组织等许多方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早期的英国民俗学家斑尼（C.S.Burne）女士，在其所著《民俗学概论》中说：“民俗包括民众的心理方面的事物，与工艺上的技术无关。例如民俗学家所注意的不是犁的形状，而是用犁耕田的仪式；不是渔具的制造，而是渔夫捞鱼时所遵守的禁忌（taboo）；不是桥梁屋宇的建筑术，而是建筑时所行的祭献等事。”显然，这和我们今天的理解完全不同。另外，就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绝不是单一层次的，它包括了上层社会文化，中层社会文化和底层社会的文化。上层社会文化，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中层社会的文化是城市人民和商业市民的文化；底层社会文化是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而所谓“民间文化”，自然包涵着中层文化下层文化。这是当代民俗学研究层次扩展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显然“民间文化学”比之“民俗学”在术语概念上，要明确得多。自从１８４６年英国民俗学家汤姆逊（V.J.Thoms）提出“folklore”这一学术名称，世界民俗学的发展，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不论国外社会学科关于民俗学的归属如何划定（如归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中国民俗学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根据民俗学传统的研究对象和今天的发展，将其称为“民间文化学”未尝不可。
　　此外，还有民俗学与风俗学的问题，也已经提出。民俗学传统上被理解为研究民间风俗、习尚的学问。很明显，它的研究局限在中层社会文化和下层社会文化之间，上层社会文化被排斥在外。上层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的上位文化，自然不属于民俗学研究的范畴。但上位文化与下位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官方仪礼与民间仪礼之间，从来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一年中的岁时节日，有关人生的仪礼等等，无论上层统治阶级还是一般民众都要依例进行，只不过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区别罢了。所以，有人提出用“风俗学”取代“民俗学”，认为这样可使研究的范围更扩大一些，研究更自由一些，这也不是没有道理。
　　最后，还有“民俗文化学”的概念，也值得讨论。“民俗文化”概念，近几年来，运用得比较广泛，范围所指也比较宽泛。伴随着中国旅游业兴起的民俗文化热潮，方兴未艾。“民俗文化学”概念必然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除了民俗学的概念之外，关于民俗的特征、功能、分类、民俗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民俗学方法论的问题，也都显得十分突出。应用民俗学和地域民俗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语言民俗学》、《文艺民俗学》已有专著问世。民俗发展史、民俗资料学的建设至今还是一个空白。中国民俗学发展到现在，应该建立自己完整的体系和理论框架，以指导学科的研究。
　　２、关于历史性与现在性问题
　　民俗学研究领域的确定，是摆在中国民俗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它关系着中国民俗学的性质。时至今日，文化人类学派“遗留物”观点的影响，并没有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完全消除。但时代毕竟在前进，民俗学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开拓，在传统与现实面前，中国民俗学在作着自己的选择。１９８４年，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入门·序》中说，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它无疑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这两者的不同，正像‘生物学’与‘古生物学’的不同一样。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这标志着中国民俗学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种研究领域上的转轨，将目光投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意味着民俗学已不是一种陈旧的、僵死的学问，而是一种新鲜的、活泼的学问。并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和世界民俗学取得同步发展。
　　民俗学的“现在性”，标志着中国民俗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但这并不排斥民俗学对传统民俗事象的研究。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应该关照本国的国情，同时也要关照民俗本身的特征。因为民俗具有传承性，不了解民俗的历史，就无法把握民俗的现实。所以我们在强调民俗的现实性时，对传统的民俗事象同样要给以重视。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民俗学的研究，需要从文献、传统和现实民俗事象的调查三方面入手，将历史的与现实的民俗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３、关于描述与研究问题
　　所谓描述，是指对具体民俗事象的观察和记录。民俗，是靠语言和行为传承的文化行为模式。用文字作符号，将民间传承的民俗文化现象，源源本本地记录和描述下来，是相当困难的。即便是使用现代化的录音机和摄像机，虽可补充语言描述的不足，但它仍不能脱离语言和文字的帮助。民俗学研究，历来十分强调“田野作业”，它强调对民俗事象的考查与描述，这是民俗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目前，中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水平，和国外民俗学相比（如美国、日本等），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基础还很差。新中国建立，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但由于过去对民俗学所存在的认识不足和某些偏见，各级文化部门并没有对中国各民族的民俗作过全面的普查，甚至边地区性的专门普查也很少，所以我们对中国民俗文化的整体，对它的源流和沿革，对各地区、各民族民俗文化的特点，均不甚了了。中国的民俗文化，历来存在着多元一体的格局。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民俗文化，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在历代中国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同样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春秋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倡导推行“胡服骑射”，开各民族民俗文化交流之先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的民俗文化，都是在各民族的共同参与中形成和发展的。忽视这一特点，将中国民俗学看作是汉民族民俗学，且主要以研究汉民族民俗为主，是不对的，这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大弊端。
　　我们这样讲，并不是否定中国民俗学工作者在以往的“田野作业”中所作的工作。诚然，目前所出版的民俗志和民俗学丛书已经不少，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些著作，就会觉得，以往在民俗的考查与描述中，存在着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其中最突出的是，大多数民俗调查者对具体民俗的记录，还停留在宏观描述的水平上，缺乏对民俗事象的深入细致的描述。也就是说，表层的描述已作了不少，深层的细节描述和心理描述却显得不足。这不仅涉及到民俗学描述的科学性，也涉及到民俗考查、描述的技术和技巧问题。民俗，从来都是一种时空文化的连续体，它所包含的层面是极其丰富的，既有物质的因素，也有精神的因素，物质的因素是表层的，精神的因素则是深层的。民俗考查不仅要注意到这两个互相联系的层面，而且要将这种联系精细地描述出来。比如：我们对居住民俗的考查与描述，以往大都集中在民居样式特征的描述上，如蒙古包、傣家竹楼、吊脚楼、四合院等。实际上，民居习俗所包含的范围是很广的，从微观考察与描述的角度它应包括：１、居住地周围的自然环境（土质、气候、水利），各类资源，生产状况（农、林、牧、副渔各业），交通设施等。２、住宅的布局、结构（必要时要绘出平面或立体图），住宅内房间的分配、位置、名称，供何人使用（区别不同身份）。３、火塘和灶的位置，有无特别的意义，有无灶神。４、屋内家神供奉的位置。５、家具的种类、名称、制作、使用。６、住宅的修建（材料、过程）和仪式。７、房屋建筑的类型，不同身份的人家采用不同的类型。８、附属设施（包括畜圈、厕所、仓库等）。以上所列还只是考察要目，具体的考察可能还要细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把握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民居文化的整体，才能将表层与深层的描述与研究结合起来。描述永远是民俗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好的考查与描述，民俗学研究就不能深入下去。中国民俗学发展到现在，必须在“田野作业”中加强微观考查与描述，否则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和发展将会受阻。
　　４、关于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问题，在最近十多年的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得到了应有的强调，从而促进了学科的发展。方法论的本质是世界观的问题，也称其为“方法观”。具体到民俗学研究，是研究者如何看待民俗文化的性质，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许多人轻视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是庶民的底层文化，是一种“粗俗”的创造，不能登大雅之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民俗文化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中，有时政府部门还采取社会动员的方法，不加区别地将一部分民俗作为封建迷信加以革除，使许多优秀的民俗文化，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更谈不上用心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历史。劳动者在创造社会历史文化的同时，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民俗文化。中国文化就其整体而言，包括了“俗文化”和“雅文化”两类，两类文化相比，“俗文化”是养育千百万人的文化，它比之“雅文化”毫不逊色。“俗文化”是“雅文化”的源头和母体。“雅文化”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后，而在此之前，“俗文化”却早已产生，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一直绵延不断。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表现在考古学方面。考古学分地质考古、生物考古、文化考古等。在文化考古中，我们对地下发掘的文物，一向视为珍宝。但迄今为止，中国大部分的文化考古资料，是从古代墓葬中得到的。那里的确有不少稀世珍宝，而这些珍宝恰恰是随着古代的丧葬习俗，被埋入地下的。每一种葬式及其随葬器物，都包含着当时功利上的目的和观念中的信仰在内。这使各类葬式和随葬器物，具有了文化史的价值。我们应当感谢古代上层统治阶级的厚葬习俗，它使价值连城的器物能得以保存到今天，并帮助我们去认识昨天。考古的目的，是要认识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认识当时风俗文化（包括上层社会的文化）的本来面貌。换句话说，古代葬俗和随葬器物，原本是当时社会风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只不过是随着当时的葬俗被转入地下而已。今天，我们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审视民俗文化的发展，对民间文化财富，再也不能采取漠视的态度，而要像对待地下考古文物那样，对目前劳动者创造和享受文化，同样应加以保护。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６日，全国政协文化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了“保护民间文化座谈会”，这是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专家会议的建议精神召开的。联合国专家会议，曾建议世界各国政府，通过议会立法的方式保护民间文化。但时至今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建立我国各民族民间文艺、民俗馆的提案》，并未得到落实。而保护民间文化，确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和世界发达国家对于民间文化的保护相比，我们的这种意识正在觉醒，但存在的差距是很大的。如不认真解决立场、态度和认识问题，任何方法都只是一种很有限的努力。
　　方法论，是民俗学研究中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但它不能代替民俗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田野作业法、比较研究法、历史地理研究法等。无论哪种研究法，都应有自己的研究流程和技术。比如，民俗学的田野作业，它不只是要求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人员必须深入社会实际，而且要求考察者具备一定的调查技术，要讲究田野作业的流程。目前，中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尚处于一种自发的、盲目的状态之中，许多考察者都缺乏基本的训练。他们仍然习惯于使用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即问题调查法，而忽视田野调查的独特技术和方法。这必然要影响到考察的效率和质量。又如：历史地理研究法，在民俗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民俗的传承和传播研究中，它可以纵横驰骋。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创造了这种方法，用于民间故事的研究，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AT分类法”，它对世界范围内流传的民间故事，作类型的归纳和分析，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功。民俗和民间故事一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类型，是否也可以运用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将其作类型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居住民俗中的“蒙古包型”居住样式，代表了游牧、狩猎民族的文化特征。这种居住样式，在中国北方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蒙古、哈萨克、裕固，西南的藏族中都有传承，其基本建筑样式大同小异。中国境内各民族，对这种建筑样式有“撮罗子”、“蒙古包”、“毡房”、“帐篷”等不同称谓，这也表现出各类“蒙古包”在结构上的差异。蒙古包，也是一种世界范围内传承的民俗文化现象。在亚洲各地，在非洲、美洲、澳洲，凡是存在着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地方和民族中，都可以找到这种居住样式。民俗学的类型研究，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需要民俗学研究者去尝试和探讨。民俗的类型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某一民俗事象的原始形态，原始流传地，它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而且有助于横向的研究各民族民俗之间的交流和传播。
　　最近几年来，关于方法论问题，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已受到广泛的重视，随着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一定会很快出现。
　　５、关于都市民俗学
　　都市民俗学，是随着西方国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在都市人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是民俗学的一个支学。都市民俗，是随着都市的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古代都市最初是在农村乡镇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都市民俗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农业社会的特点。从民俗的传承角度来讲，中国都市的市民（即民俗的传承者）大都由农民转化而来，他们在转化为都市市民的过程中，自然将农业民俗带往城市，构成日常生活的基础。自都市形成之后，真正作为都市民俗文化的部分，是小手工业者的民俗和商业市民的民俗，但作为已往都市民俗主体的，却仍然是农业民俗。这就是中国传统都市民俗的特点。中国的都市民俗很早就已形成和发展了，然而从来没有将它作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都市民俗的记载并不少，特别是宋代以后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宛署杂记》，清人关于北京都市民俗的记述著作更多。此外，还有许多专门的关于某些都市民俗事象的著作，如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近人张江裁的《天津杨柳青小志》、间园菊农的《燕市货声》、望云居士的《天津皇会考记》等等，都从不同角度记述了都市民俗。这些为我们研究古代都市民俗，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如果说中国传统的都市民俗，是以农业民俗作为主体的话，今天现代化的都市，就与传统都市大不相同了。在现代化的都市里，原属于农业民族的民俗，越来越少，而代之以高度发展的工业产业和商业民俗。现代都市，一般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如果说，在传统的都市里农业民俗文化起着主导作用的话，那么在现代化城市里，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现代化城市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都市民俗已在民众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不仅改变了原都市文化，而且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参与和影响农村的民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民俗学，已在强调它的“现在性”，强调它的研究对象“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这就不能忽视都市民俗文化，对传统农业社会民俗文化所带来的全面冲击和影响。目前，从民俗发展的态势来看，新的都市民俗文化已在左右着农村文化。如果说，传统的都市民俗文化的源头是农业民俗的话，而今天农村新的民俗文化，已经或正在改变着原来的文化模式，转而从都市民俗文化中吸取新的养料和成份。所以，都市民俗学的兴起，完全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在民俗学研究中，我们把都市民俗学看作是民俗学的一个支学，而实际上，都市民俗学在未来的民俗学研究中，必将起着主导作用。这种角色的转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都市民俗的研究，是以现代化都市生活为对象的，而现代化都市生活往往受着现代化生产和市民消费文化的制约，当社会进入高科技时代时，尤其如此。和传统的都市生活相比，现代化都市民俗更显得缺乏相对的稳定性，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随时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很难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民俗规范，这的确为都市民俗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比如婚礼习俗，现代都市和传统都市明显不同，与农村社会的婚礼仪式相差更远；饮食民俗，除保持一日三餐饮食结构外，配餐方式已向科学性和营养型过渡；服饰民俗，是现代化都市的窗口，时装领导了整个社会服饰文化的新潮流，追求色彩与款式，已成为时尚；居住民俗，传统的老式住宅，逐渐为现代化的居民小区所取代，单元住宅的居民，越来越感到自己已成为“小国寡民”，“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之间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其他如交通民俗、民间职业组织、信仰习俗、文化娱乐等等，都与传统生活方式有了巨大的差别，商业意识和现代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对都市民俗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它甚至在很短的时期内，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观念，这就是都市民俗学面对的现实。
　　现代都市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完全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它需要有新的方法，去适应这一研究。在这一方面，都市民俗学可借用社会学的社区调查方法，完善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法。现代化的都市民俗，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多元的开放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杂然而生。在民俗文化的形成播布上，都市民俗具有自己的特点。一种新的风俗文化，总是首先在都市的中心地区形成和流行，然后向城乡结合部扩布，形成都市文化与乡镇文化的纽结。最后经过筛选，播布到村落社会。所以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既要展开对都市中心社区的调查，又要特别注意城乡结合部的民俗调查。因为现代民俗与传统民俗，正是在城乡结合部形成冲突或达成一种新的妥协和融合。比如风靡世界的牛仔服，首先是在市郊区的青年人所注意和接受，慢慢地向广大的农村社会传布、推广。所以城乡结合部，是都市民俗向乡镇、农村传布的桥梁，在都市民俗学研究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现代都市民俗的发展，往往和世界文化思潮紧密联系，如何对待外来文化，随时吸取外来文化中的优秀、合理部分，“洋为中用”，这对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都市的精神文明，同样趁着重要的作用。

　　三、当前民俗学研究的对策
中国民俗学已经经历了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民俗，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许由于这种切近生活的缘故，民俗学也最能为人们所理解。正因为如此，民俗文化在最近几年，似乎交了好运。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很多部门和个人，都指望民俗文化能为他们带来福星，交上财运。致使那些懂得民俗文化的，与根本不理解民俗文化的人，蜂拥而上，都来开发民俗文化。特别是旅游观光部门，更为热心。如：各地民俗文化村的建设热，一浪高过一浪，它究竟给民俗文化带来幸运，还是带来灾难，谁了说不清。民俗文化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人为景观只不过是一种复制品，连仿制品的资格都没有，其文化史价值可想而知。我不是反对民俗文化村的建设，而是说民俗文化村的建设，应建立在民俗学的研究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它应是抢救、保护、研究、展示民俗文化的场所，是获取文化知识的窗口，而不是冒牌的“假古董”。
鉴于目前的大好形势，中国民俗学认真做出自己的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要加强民俗学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全民的民俗文化意识。民俗是一种全民文化，它的产生、发展、演变以致消亡有它自己的规律，要使民俗文化发挥它的多种功能，就必须研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我们不仅要使政府主管部门，各级官员懂得民俗文化在民族形成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他们懂得用科学的方法去指导、组织、保护民俗文化活动；同时还要教育群众，正确认识自己所创造的民俗文化，维护他们正当的享受这种文化的权利，同那种任意破坏民俗文化的行为作斗争。
　　第二，有计划地进行全国性的民俗普查。民俗普查是抢救、保护民俗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俗文化千姿百态，应该经过民俗普查的方式，将民间以语言和口头方式传承的民俗事象，用文字、录象、录音、摄影、制图等方式保存下来，变为科学的档案资料，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是，目前要动员全国的力量去进行民俗普查，无论人力、财力、物力都有很大的困难，计划难于实施。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进行地域的和民族的民俗文化普查。这可以和目前正在全国各地进行的方志编写规划结合起来。中国历来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风俗志在方志编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将它作为民俗文化的信史资料保存下来，使其成为后人了解本土历史与文化的参考。在目前已出版的方志中，风俗志的编写，恰恰是比较薄弱的一环。不仅份量少，而且写法上缺乏仔细的商酌，很少具有科学研究和保存的价值。问题出在方志编写中，缺乏科学的民俗普查。如果和民俗普查有机的结合起来，这一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出色，更好一些。除民俗普查外，还有民俗学专题研究及民俗调查，也需要和普查工作相协调，使民俗普查在时序上形成一个整体。
　　第三，加强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目前，中国境内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化学工作的人员数以万计，如果把民俗传承人也算在内，人数相当可观。其中的一小部分人，长期以来从事民间文化的搜集和研究，而大部分人虽也在从事民俗的辑录和整理工作，但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民俗文化的爱好者。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民俗学队伍的素质，并不很高。这也影响到整个民俗学研究质量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俗学会和各地民俗学会，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和培训任务。各高等院校、各地文化部门、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创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训练班；开设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等课程。借以提高受训人员的理论修养，使他们牢牢掌握民俗学调查的技术和技巧，并有目的地使他们在培训期间，参与民俗考查实践。这样便可在民俗调查的基础上，充实研究队伍，建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人才网络。
　　第四，开拓理论阵地，协调理论研究。回顾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在“五四”时代，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二十年代广州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两个民俗学刊物，在当时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中国民俗学专家和学者。目前，在公开发行的民俗学理论刊物中，只有山东大学主办的《民俗研究》和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民间文化》两家。他们是在惨淡经营中，为中国民俗学竖起的旗帜。此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民间文学论坛》，以发表民间文学研究论文为主，民俗学论文为辅。为种状况，远不能适应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需要。所以无论中国民俗学会，还是某些研究部门，应及早地创办一个全国性的民俗学刊物，以便及时发表研究论文，积累研究成果，促进民俗学学科的更大发展。
　　第五，加强国际民俗学学术交流活动。近十年来，中国民俗学界和世界各国民俗学的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起到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的作用。民俗文化是没有国界的，许多民俗事象跨越国境，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财富。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中国和日本民俗学者，曾经联合对中、日南方农耕民俗文化进行过成功的考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事实证明，这支两国学者互相认识对方国度的民俗文化，考查两国民族民俗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提示各自的民俗文化发展规律，是非常有益的。以往，有些学者将民族学与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作了这样的划定，认为：民族学是研究世界民族的学问（其中包括了民俗文化），而民俗学是研究本国民俗的学问。所以民俗学向来被称为“一国之学”（日本柳田国男先生即主此说）。现在，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所修正。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某些民俗事象的传承和传播是超越国界的，那么民俗学的研究，也必须进行国际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在这里，比较民俗学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但比较是手段，不是目的。比较的目的，在于通过各国学者不断地考查和研究，通过研究方法的借鉴，更有成效地探讨各国民众之间相互传承和传播的规律。
　　中国民俗学，经过20年的休养生息，得到了空前地发展。目前它正在向一个纵深的方向前进，如何创造这一事业的更加辉煌的业绩，是大家所期待的，也是摆在每个民俗学工作者面前的思考课题。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冒昧地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看法，既是自己的思考，也希望得到民俗学同仁批评和矫正。

*注：本文为钟敬文先生90华诞而作。原计划出版纪念文集，后因故未能出版，只好在《中国民间文化》发表。

原载《中国民间文化》学林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