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传统节日的往昔辉煌
黄涛
前些日子，青年人大（人民大学学生会主办的报纸）的两位女大学生记者就这次节假日调整采访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几个三天的小长假，我们大学生怎么过呢?回家吧，时间太短；在学校呢，清明节不能扫墓，端午节不能包粽子，中秋节不能跟家人团聚。”
这真的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大学生大部分是远离家乡的游子，按着以往过节的方式，这些异地就读的大学生岂不是要过几个冷冷清清的节假日？但是这个问题难不住我。我告诉她们，首先，从历史上看，这几个大节的过法并不是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单调：清明节不只是扫墓，还可以踏青郊游；端午节不只是可以吃粽子，还可以采菖蒲、艾蒿等野花野草装饰环境，办诗歌朗诵会，到水边湖上搞各种游艺活动；中秋节不只是吃月饼，还可以聚会、赏月、办晚会、到野外烤肉。其次，还可以加进她们喜欢搞的各种时尚的、浪漫的、轻松的节庆方式。我问她们：“过洋节的时候，你们可以办舞会、搞联欢、发短信、送贺卡、装饰房间，为什么过我们的传统节日就不能这样做呢？”
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颇不简单。按我回答的，真要做起来就更难了。这倒不是说那些事情难做，而是形成这样的局面很难，你总不能强迫别人这样过节。一种过节方式的形成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确实是，我们传统节日的过法并不是只能像现在这样过得如此冷清单调，也不是像现在青少年理解的那样老土落伍、缺乏好玩浪漫情调的，更不是一成不变、不能花样翻新的。
要获得这样的共识，需要了解我们传统节日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节日在历史上的国际地位，了解节日传统是在不断演变创新的。新近面试的清华大学刘晓峰教授的《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10月）对此做了很好的研讨。这是一部比较全面细致地钩沉中国传统节日历史的专著，并且以翔实资料比较中日节日异同、讲述中国节日对日本节日的影响。
《东亚的时间》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中国传统节日的古代辉煌。这种辉煌一方面表现在我们的先民领先于周边其他民族独立创造出了较完备的历法，并在这历法上逐步设置了丰富精彩的节点——我们的传统节日，这些节日有许多生动的神奇的浪漫的元素；另一方面，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对我们传统节日的吸纳和追捧则是其昔日辉煌的更显著的表现。书中第一方面的内容固然相当可观，且多有发前人所未发；后一方面的内容尤为珍贵。
一、
平日常听人讲到我们的节日在古代深刻影响了周边国家，但是具体是怎样影响的，却很少见到确切的资料记载，更没有专著系统的论及。在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节日对日本节日的影响方面，刘晓峰教授这本书填补了一个空白。作者在国内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又在日本留学多年，博士论文就写日本节日文化跟中国传统节日的关系，所以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有人或许会说，回顾节日的往昔辉煌，跟阿Q吹嘘“我们祖上比你阔多了”有什么区别？从学术角度来说，弄清节日产生、演变的历史和它向外传播的历史，不管有无现实用处，都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撇开学术层面的意义不谈，就日常事理说，这跟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是大不一样的。首先，在鲁迅笔下，阿Q的祖上并不见得是真的显赫，连他自己的姓氏是什么还是个问题，而我们传统节日的辉煌在《东亚的时间》里可是写的真真切切、处处有案可查。其次，即使阿Q祖上真的显赫过，但到了阿Q这一辈，已经是完全的贫民了，口头上所说的祖上遗产已经全部失传，只落得过过嘴瘾；而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节日遗产还有相当大的部分存留着——传统节日虽然过的不够热闹，但是毕竟还在过，就不是只能在嘴上吹嘘；只要根脉没断，就还能传下去。假如现在传统节日已经完全或基本失传了，再来说它的往昔辉煌，就真的跟阿Q的精神胜利法差不多了。我认为，这本书讲述传统节日的辉煌过去，还有一种现实意义，就是促使人们由传统节日的辉煌过去，认识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从而珍惜它，至少不会认为它本身就是不好的——书中写得明白，在古代，我们的传统节日曾经也跟现在的洋节一样受到异国的追捧和效仿，甚至其势头和影响还超过了现在的洋节。现在青少年过洋节大多只不过是找个时机和借口狂欢和消费一把，极少人关心洋人过洋节的本义和本来的过法。而日本人引进我们的传统节日可是原汁原味、亦步亦趋的，尽管后来也做了很多的取舍和革新。
对于我们守着的节日文化遗产，许多人认识不到它的价值，把它当作负担，很想扔掉了事。近年来许多城市青少年喜欢过洋节，不爱过传统节日，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现在他们还不是社会的主流。但是如果任凭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等他们成为中年人以至老年人，他们就不会把传统节日传给下一代，那这种文化遗产就算真的丢失了。城市青少年不爱过传统节日的原因，就是觉得洋节轻松好玩，浪漫时尚，而传统节日规矩太多，劳累土气。这固然有传统节日没跟上时代潮流的原因，但说到底，也跟洋节背后的西方强势文化有关。强势文化的造成，主要是依托这种文化产生地的先进的科技和发达的经济。由于我国的科技、经济还不够领先，还处于学习、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阶段，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我们的传统节日也是落伍的、不好的，也要被洋节取代。这就好比一件外表朴拙而价值连城的宝贝，主人不知道它的来历，就认识不到它的价值，把它当作垃圾扔掉了，随便从外面捡回来一些外表华丽而廉价的东西代替它。
一件文物，需要知道它的历史，才能了解它的价值。否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拿秦砖汉瓦砌猪圈，把古碑用作封盖井口的石块。晓峰教授的书就能使我们很好地明了传统节日这种活文物的辉煌历史，从而使当世的人明白这些看似老旧的节日其实是宝贝。
贫弱民族的人容易丧失文化自信，也很难建立文化自觉。而已经富强的民族又会有过度的文化自信，有过于敏感的文化自觉。日本韩国都有这样的倾向。日本在快速吸收西方文化、自己的科技经济有一定起色之后，回顾自己的文化史，就不免焦躁起来：自己的古代文明史远说不上辉煌，怎么这么多都是打从中国来的呀？这损及一般国民的民族自信心。于是就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发掘他们本民族原创的文化资源。这本来也没错，但是因为事实上这种东西他们本来就是稀少的，这种努力也就难以奏效，于是就会做出违背事实的论断，来建立虚拟的古代辉煌史。这在学术上讲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连有着崇高国际声望的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也出了这种错儿。《东亚的时间》就记述分析了这件事：“他(柳田国男)把日本一年的岁时节日做了一个总体的排列和比较，发现日本一年的岁时节日可以线索分明地分成前后两半，而前半年和后半年的岁时节日之间，明显地具有两两对应的关系”，于是就下了这样的论断：“在中国古代历法传入日本以前，日本曾经存在过自己独特的历法，即每六个月为一年的历法。这一历法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规模传入时期，受中国传来历法冲击而消失，但却以一种潜在的形式保存在岁时节日之中。”（刘晓峰的概括）这是柳田国男出于爱国动机而在岁时节日文化方面找寻日本文化的原型，但是他的思路、论证和结论都是错误的。刘晓峰毫不含糊地指明了这一点，他在书中对日本引入中国岁时节日制度的过程以及引入之前的状况都交代得很清楚，也专门分析了中国一年中节日布局的规律，读者自己都可以分明看出柳田国男所说的日本节日前后半年的对称关系其实在中国节日体系中就是这样的，日本在引进中国岁时文化之前并没有形成较完备的岁时制度。
由这件事，可以知道岁时节日文化对构建国民的文化自信心是很有作用的，即使国家富强了，也要珍惜文化遗产。节日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丢了之后可以随时捡回来，要靠代代传承才行，一旦失传再想重新捡回，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但是处于经济起飞初期的民族，文化上处于弱势，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觉性都处于较低水平，国民保持对传统节日的热爱、热衷就较为困难，也就需要有文化遗产保护眼光的学者来研究和宣传，刘晓峰先生这本书就有唤起国民对自己节日的自豪感的作用。
二、
作为中国人，你能说出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主要传统节日是何时、如何产生的吗？这些节日每年都过，如果连这些基本知识都说不知道可真不应该。但是能说出来的人极少。事实上知识分子们也大都说不清楚。而且，民俗学界对此研究的也不充分，这四大节日的历史至今还存在很大争议。杨琳在他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这本书里，就有根有据地指出此前出版的民俗学著作在这些基本知识上所犯的以讹传讹的错误。但是他认为是正确的结论也有很多并没得到其他同行的认同。这都说明，目前学界关于传统节日历史的研究还是一个成果薄弱而迫切需要搞清基本问题的领域。说不清这些基本知识问题，不光是学者，连普通人也该觉得脸红的。但是搞清楚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因为民间文化虽然谁也离不开，可是自古以来就受知识界的轻视，有关的研究和记载相对缺少和粗疏，后世要搞清楚历史上的问题就很困难，应该比研究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的问题更有难度，只能在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寻找蛛丝马迹的记载，在未加标点的大量笔记野史中捕捉若有若无的线索，不只需要下笨功夫，而且要有读古书、查文献的好本领和分析考辨的好脑筋。此前关于节日的著述泛泛而谈的居多，而其显著的缺点之一就是根据原始历史文献所做的扎实严谨的考证很少。刘晓峰是一个历史学者，正好长于历史文献的考辨爬梳，他又能甘坐冷板凳、慢火炖补汤，十几年磨一剑，才有了这部针脚细密、真材实料的节日史。
若从好读的角度说，一般人喜欢看直接表述结论的文字，不喜欢看琐细的论证。直接下断语固然好说好读，但是很容易说错，读者也容易犯轻信的毛病。作为同行，我更喜欢看细致考证的文字，越掉书袋越爱看。我要看那结论是怎么得出来，有材料支撑的结论才让人信服。有许多谈节日源流的书，作者没有查证原始文献，只是凭空想像推理或者因袭前人，谬误很多。《东亚的时间》是一部讲求实证的书，在材料的发掘上很见功夫，随处可见新鲜的文献引证，而又没有堆砌之嫌，新颖可信的见解、分析也俯拾皆是。比如节日文化中的蟾蜍形象。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中秋节的小书，涉及到蟾蜍崇拜问题。原来现代人看来容貌丑陋的动物，古代曾是受追捧的神物。最早的月神就是蟾蜍，后来才有嫦娥奔月神话。古人解释蟾蜍与嫦娥的关系说，蟾蜍是嫦娥的化身。古人为什么崇拜蟾蜍，又把它当作月亮精灵，我当时并没找到充分的资料来解释，只是从蟾蜍生育能力强的属性来谈。刘晓峰在他的书中就用多方面的资料细致解释上述问题，而且讲清楚了为什么端午节把蟾蜍作为节令物品，为什么古人讲究捉蟾蜍要在五月五日正午时分，还要正在往东爬的时候才是最佳的，为什么蟾蜍能做药用，能辟兵，是“阴中之阳”。作者用充分第一手资料展现古人对于蟾蜍的信念，娓娓道来，饶有趣味。
依据充分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基本上可以成为节日史的定论。但是有些问题找不到足够的资料，这些地方就较多地体现作者的分析推断，如作者描述上古及其以前的节日文化状况，将节日发展史分为“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嘉事时代”，由上巳节起于蛇神崇拜溯源到高禖祭祀和女娲信仰，也许是本来古人留下的记载或文物就稀缺，作者在这些问题上举出的实证资料就不很充足，主观论断色彩就重一些，固然见解新颖、富于启发意义，但是在我看来不如那些举证资料更充分的地方有说服力，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三、
本书内容的更为珍贵之处，是它借鉴、运用、提供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日本存留的关于中国节日的文献及考古资料。这个长处是没有日文学术背景的研究成果所不具备的。有些问题，依据本国的资料难以得出定论，而恰巧别国有相关记载，就有四两拨千金之效。比如中秋节的形成时间一直有争议，我主要根据诗文记载和自己的分析，认为它形成于唐代，可是唐朝人对于这个形成时间不长的节日还没有理性的认识，也没有“中秋”之节名，确实没有明确地把它说成是节日的记载，所以我的结论就不能说服某些同行，但是后来一位日本留学生给我提供了日文资料，上面说在唐朝末期中国的中秋节就传到日本了，有了这个文献记载，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专家就基本上无话可说了。这就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刘晓峰这条东北大汉很有力气，从日本搬来很多这样有用的石头。日本人一直认为是本国文献的《十节记》是关于节日史的珍贵古代文献，作者就通过考证，得出它本来是中国文献的结论，并且把其流传下来的内容展示在书中，他的论述在多处使用了《十节记》的资料。
我们的传统节日有不少是重数节日：一月一，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这些节日是在什么时代、怎么形成的，我以前所见的著述好像没说的很清楚。《东亚的时间》首先引用了日本学者的成果，说明这些重数节日形成于已经习惯使用序数纪日的东汉末年，定型于三国时代，又进一步考辨古人关于这些重数节日的传说和观念，就很能说明问题。
我国唐代的节日一般都传入了日本，而寒食节——其主体部分就是后来的清明节这样一个大节却没有被日本人吸收。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关于当时寒食节的郑重程度，书中举出的两个事例可以说明。一是被贬谪到异地任职的柳宗元因为四年不能回乡不能祭扫父母坟墓，每到清明时节，看到田野道路上满是扫墓者，就痛苦异常，以至于“北向长号，以首顿地”。二是唐朝时寒食节（清明节）放七天假，而武宗时，有一年清明时节正在大建进仙台，为了赶工期，没有给民夫们放假，引致三千民夫愤而罢工，皇帝惊怕，赐给每位民夫三疋绢，放三日假。这两件事可以生动地说明当时人们对清明扫墓是如何看重。这样一个大节为什么没有传入日本？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是想不到的。书中有《寒食不入日本考》做了详细的解释。原来这跟日本人关于秽的观念有关。他们为了防止火有秽，经常换新火，所以寒食节熄火又换新火的做法不新鲜，也有失去仿效的动力；同时寒食节分送新火的做法在日本人看来又是很容易传播秽的。寒食扫墓习俗也与日本人关于秽的观念相矛盾，晓峰在书中说明日本人的灵魂观念、对于尸体的处理方式、墓葬和祭奠死者的习俗等都是与中国不同的，所以寒食扫墓不可能为日人仿效。
关于寒食节，《荆楚岁时记》中有一条奇怪的记载，说：“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对此我早就疑惑：一是古人怎么会断定离冬至以后的第一百零五天肯定有疾风甚雨，某个日子的阴晴状况怎么会每年雷同；二是这个时间正是早春，我国一般地方都不会有疾风甚雨。然而虽有疑惑，也只是一晃而过，没去深究。作者在《寒食与山西》一文中介绍了日人中村乔的见解。中村乔认为那句话中间丢掉了几个字，完整的话应该是：“去冬节一百五日，（都不举火，否）即有疾风甚雨。”这就顺理成章了：古人认为这段时间应该禁火，犯了火禁则会受到上天风雨之灾的惩罚。这就很明白了：原来《荆楚岁时记》中那段话只是记载古人的寒食禁火信仰，并非真的到那时就有大风雨。作者接着用介子推家乡的寒食习俗和禁火信仰对中村乔的结论加以佐证。我以为这一校订结论是成立的。
四、
前人对于节日的研究大都是对于单个节日的，很少见到把一年中的所有节日看做一个结构体的研究。该书开头几篇论文就体现了结构主义思想，这种思路还是得出了新见的。在这种视角下，一年中大大小小的节日就不是散落的珍珠，而是分布有序的。这种分布秩序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基于农业生产的生活节奏，以及支配古人思维方式的阴阳五行思想。
《东亚的时间》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全书内容的完整性。作者从远古节日的发源谈起，一直到当代改革开放时期和全球化时代，节日发展史的时间脉络体现的完整而清晰。作者不仅讨论中国节日对日本的影响，而且对中国节日体系本身的发展过程以及若干细节问题都讨论的很深入。作者不仅讨论节日本身的发展状况，而且把节日放到古人的生活状态与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把节日当作古代社会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这本书有十几篇论文组合而成，而作者把这些论文用内在的学术理路连接成立了一个整体。同时也由于由若干论文组成，书的每一部分内容都堪称精深，几无泛泛而谈之处。
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刘晓峰《东亚的时间》无疑属于新史学方面的力作。20世纪初期以来，在西方新史学思潮影响之下，由注重研究政治史或朝廷史的传统史学转向研究社会史或民众生活史，所谓“眼光向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是史学界一种引人注意的前沿学术取向，前有梁启超、顾颉刚、吕思勉等史学大家的倡导与力行，现有郑振满、赵世瑜、杨念群等史学新锐的上下求索，已经蔚成潮流。节日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显著根基部分之一，节日史自然是民族史的重要部分。晓峰这部书一方面史料扎实，爬梳细致，考辨严谨，求证小心，大有朴学之风，又从文化学、民俗学吸取养料，对传统史学的视野和方法有突破，思想丰沛，文采斐然，避免了考据实证之学的枯干僵硬之弊。
最后谈谈节日传承的创新问题。我认为现代我国传统节日过的较为萧条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由于一直受到主流舆论的抑制而没有完成由农业文明形态向现代节日体式的转型。传统节日要在现代社会的繁荣壮大必须在必要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而具备足够的现代性。传统节日的过法不是僵化的教条，它如果在一个社群中受到足够的重视，过的较隆重的话，必定会依照文化演进的规律，自然发生调适，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中国的传统节日传到日本，如果原汁原味地照搬硬套，必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也不会落地生根并发展壮大，而日本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根据自己的观念和生活对我们的节日有选择地接受、合理地变通、引申和创新，也显示出我们节日文化的无限魅力与无穷活力。《东亚的时间》给我们展示了日本人怎样把上巳节过成了女儿节，把端午节过成了男儿节，他们又怎样在引进西历的时候，把夏历年习俗习俗硬生生挪移到西历岁首上去。由此我想到，我们的传统节日在异国尚能适应、自新和壮大，为什么在本土就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呢，为什么在我们的手里就不能过得有声有色呢？这也就回到了开头大学生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传统节日就不能适应中国本土的大学校园生活呢？我们的节日难道适应性这么差吗？还是我们太墨守成规了？或者只是不珍视不爱惜我们的传统节日吧？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民族艺术，2008年第3期，2008-09，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