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黄帝神话传说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
柯 杨
在我国历代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记载着大量关于轩辕黄帝丰功伟业的神话和传说；另一方面，在神州大地上，尤其在黄河流域的甘、陕、晋、豫、鲁等省的农村里，也长期流传着许多有关黄帝的神话和传说。这书面的和口头的两类资料，对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是一宗宝贵的财富。因为，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北方各个氏族部落不断融合、凝聚而形成一个庞大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事实；表明了华夏民族认同感、归属感不断深化，内聚力也不断增强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华夏民族为了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传统文化意识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些古籍资料和活在人民口头上的神话传说，曾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和稳定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仍在继续发挥着它那潜移默化、不容低估的影响力。我认为，多角度、多层面地开展对黄帝神话传说的研究，对认识华夏民族的由来和发展，对剖析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构成，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探讨黄帝神话传说中的传统文化因子，首先不得不涉及它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关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中外学者们都不同程度地承认它们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其中说得最直接了当、最痛快的要数郑振铎先生了。他写道：“我以为古书固不可尽信为真实。但也不可单凭直觉的理智，去抹杀古代的事实。古人或不至象我们所相信的那末样的惯于作伪，惯于凭空捏造多多少少的故事出来；他们假设有什么附会，也必定有一个可以使他生出这种附会来的根据的。愈是今人以为大不近人情，大不合理，却愈有其至深且厚、至真且确的根据存在着。自从人类学、人种志和民俗学的研究开始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已不仅视之为原始人里的‘假语村言’了；自从萧莱曼在特洛伊城废址进行发掘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也已不复仅仅把他们当作是诗人们的想象的创作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常把许多古史上的重要的事实，当作后人的附会和假造呢?”(郑振铎《汤祷篇》第2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我认为郑先生的这段话是有道理的。
通观有关黄帝的各种记载和传闻，黄帝这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大体上可分为四大类：一曰神化，即认为黄帝是天神。主要源于初民在原始思维机制主宰下对杰出部落领袖的高度崇拜以及对其诞生、成长、建功立业的行为所作的具有幻想性的和夸张性的解释和说明。二曰祖化，即认为黄帝是祖先。主要源于黄河流域的先民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北方各氏族部落融合后，在重世系、尊祖宗观念的主宰下，统治者对共同祖先的追寻与认同。三曰王化，即认为黄帝是古代帝王。主要源于古代史官为铨释上古无文字记载的历史和维护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而将神话人物历史化、帝王化。四曰仙化，即认为黄帝是得道的神仙。主要源于道教产生后对古史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利用和改造。甘肃平凉崆峒山关于黄帝问道于广成予的传说，四川青城山关于黄帝从炼丹仙人宁封那儿学得“龙跷飞行”绝技的传说均属此类。值得注意的是道教对黄帝的仙化、颂扬和尊崇，客观上对黄帝神话传说的保存与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上述四类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并不总是单一的叙述，而是存在着相互交叉和渗透，在古籍记载中是这样，在民间口头叙事中也是这样。不论属于某一类，或基本上属于某一类，我觉得它们作为研究我国上古文明史的一种资料，都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可资探讨。我这里所说的历史真实性，是就其广义和本质而言的，而不是说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尽管黄帝的神话和传说往往被一层光怪陆离的神奇外壳所包裹，但如果我们在加强理论武装，更新知识结构的前提下，将黄帝神话传说的研究尽量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相结合，并尽量克服长期以来一般文史理论在方法论上对我们头脑的束缚和限制，那么，就有可能剥离其神奇的外壳，使它所包含着的历史真实性的内核显露出来。
我以为，黄帝神话传说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是相当丰富的，这里，因限于篇幅，我只从中选出三个小题目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在与自然斗争中的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
人类从脱离动物界的那一天算起，就有一个求生存、求发展的问题摆在自己面前。人类不但有避死求生、避苦求乐的本能，也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强烈愿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既承认自然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又承认人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反作用于自然界，为自己创造出新的、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在有关黄帝的文献记载和口头神话传说中，有不少是反映我们的祖先如何在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里迈出了华夏文明的第一步。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根据《大戴礼·五帝德》等先秦资料，说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顺天地之纪”，意思就是遵循自然发展变化的规律；“幽明之占”即“阴阳之占”，是一种通过占卜来预测未来吉凶祸福的原始巫术。这前两句的意思，就是既遵循自然规律，也要通过虔诚的祈祷仪式和占卜，尽量预测自然和人事变化的趋势。如果到此为止，那只能说是拜倒在大自然脚下的奴隶。可贵的是黄帝还要“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即用人的辛勤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在逐步认识自然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和尽力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中庸》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能尽物之性”就是指人类掌握了自然界四季变化的规律和万物生长的常理，就能使土地长出庄稼，动物得到驯化，也就是“凡举事，毋逆天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礼记·月令》)的意思。“赞”，协助也；“参”同“叁”，谓掌握了自然规律的人就可以与天地相比，并列而三也，这是对人类力量的充分肯定。我觉得，黄帝神话传说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大都贯穿着这种可贵的“赞天地之化育”的人的主动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对人的主体意识和自强精神的褒扬。
流传于河南新郑一带的《黄水河的传说》，讲的是黄帝率领他的臣民凿山引水抗旱的故事，也同样反映了古代先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奴隶，而是奋起抗争的好汉。有关专家指出：中国虽然地处温带，土地肥沃，自然条件适于农耕，但自古以来就是个灾害频繁的国家。仅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这2155年之间的统计来看，大旱灾1056次，大水灾1029次，黄河在历史上曾决堤泛滥1500次以上，仅大改道就达26次之多。所以说，我国历史上流传着的许多治理洪水、抵抗旱灾的神话和传说，把先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一再加以宣扬，决不是偶然的，它不但从本质上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存之难，而且作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直激励后人要把先民未竞的治理山河的事业一代一代继续下去。
我们从河南新郑裴李岗等地的考古挖掘中得知，中华民族的原始农耕，大约在8000年前就已开始。定居的农耕生活，使华夏民族较早地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和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在《黄帝选妻》这篇传说中所叙述的黄帝的夫人嫘祖发明蚕桑这件事，在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已证明产生于5700年前。不论传说本身多么古怪神奇，它所揭示出的我国先民通过“淳化虫蛾”来解决穿衣问题的伟大业绩，却是历史的真实。我们的祖先从被改造了的自然(即“人化自然”)中受益，并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之所由来，也是华夏民族眷恋土地和对自己亲手创造的家园具有深厚感情的重要原因之一。看不到中华民族农耕文化中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刻苦勤劳、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总是指责它的落后面，显然是一种片面性的表现。
二、治国安邦伟业中的两翼——“举贤”与“惩恶”。
举贤选能是古代氏族部落中的头等大事，因为它将决定着氏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负、生产活动和各项公益事业的成败。思得明君贤臣以治国安邦，乃是古代先民的重要经验和共同的愿望，这一点，在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中有着突出的反映。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史记正义》也说，黄帝“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得力牧于大泽，进以为将。”《世本》(秦嘉谟辑注本)则谓：
“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在先秦与秦、汉古籍中，诸如此类的记载还有不少，虽大都过于简略，语焉未详，但强调黄帝善于举贤，则是共同的。在民间传说中，关于黄帝举贤的事数量不少，而且说得相当生动、有趣。流传于河南新郑一带的《风后岭》和《访贤》即属此类。《风后岭》讲的是：黄帝治理天下，急需得力助手。他听说风后文武双全，神通广大，就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在东海之滨找到了风后，把他请回到中原。后来，黄帝让风后挂帅迎敌，一举击杀了蚩尤。《访贤》说的是黄帝得到有巢氏之后，又访得了能播五谷的后稷，会造木车的吉光，会制甲矛的金杼，会挖井的伯益和巧木匠木倕的 故事（据《史记·五帝本纪》等书记载，有巢、后稷等或在黄帝之前，或在黄帝数代之后，并非同一时代入物。民间传说中关子历史人物及事件，往往有这类明显的“历史错位”现象，对这一复杂问题，此处不作专门讨论)。至于黄帝问道于广成子，问医于歧伯的传说，也反映出这位古代领袖尊重人才、敬贤为师，善于自律的谦虚态度和优秀品德。黄帝思贤如渴的博大胸怀，为我国历代的贤明君主作出了光辉榜样。历史上著名的周文王与姜太公、汉光武与严子陵的传说，无一不是求贤举贤这一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延续和体现。这类传说，既表现了中华民族求安定、求发展、求兴旺发达的良好愿望，也反映了历史上许多被埋没、受圧抑的优秀人才“愿得明君而辅佐之”的心声。
黄帝在为国为民求贤、举贤的同时，对作恶害民者则毫不手软地予以惩戒。“炎帝欲侵陵诸侯”(《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史记·五帝本纪》)，是“庶人之贪者。”(《史记集解》引《孔子三朝记》)他们都违背了氏族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原则，所以黄帝才“修德振兵”，在众多人才的协助下对他们进行征伐，实现了避免分裂、团结统一的目的。对此，河南民间流传的《玄女庙》、《黄帝四十五里军马营》、《初战蚩尤》、《大战涿鹿》等传说中，均有极为生动的叙述。
举贤与惩恶，乃是优秀统治者治国安邦的两手，尤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民间传说中对黄帝举贤、惩恶的颂扬，充分表现了华夏民族朴素而古老的政治观念和道德标准，它们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民众心理上和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力。
三、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创造精神
从一定意义上说，黄帝这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是具有创造一切事物之神的特征的。也就是说，他不但是一位有功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部落领袖与贤明的统治者，同时，还是诸多华夏文明的首创者。《世本》(张澍辑注本)中就记载着“黄帝作旃”，“黄帝作冕旒”，“黄帝造火食”，“黄帝见百物始穿井”，“伯余(有人说伯余指黄帝本人，有人则认为是黄帝的近
臣)作衣裳”。《周易·系辞传》孔颖达注疏中说，黄帝取象制造器物，有许多发明创造：“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经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渔；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之豫；断木为杵，掘地为曰，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之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吕览·古乐》云：“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管子·轻重戊》云；“黄帝作，钻燧生火。”至于黄帝发明指南车，黄帝令仓颉创造文字，以及黄帝之妻嫘祖发明蚕桑等等，更是妇孺皆知的故事了。流传于河南新郑一带的《轩辕方》、《仓颉造字》、《黄帝四十五里军马营》、《访贤》、《黄帝选妻》等民间传说，形象而生动地夏映了这方面的内容，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古代器物的初创者、发明家的尊敬与怀念之情。我们当然不必(也不可能)去一一考证某种器物是否一定是黄帝所发明，因为黄帝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古代领袖人物，他代表着一个勃兴的时代，那个时代，正是华夏文明的起始阶段，中华民族由于许多氏族部落的联合而空前强大，加上惩处了骄横的炎帝，平定了作乱的蚩尤，黄河流域和中
原地区曾有过一段较长的相对安定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先民们的生活信心空前高涨，创造性思维和劳动积极性在黄帝这位杰出领袖的号召、倡导和支持下得到了空前发扬，因而，许多前所未有的器物被创造了出来，天文、历法、算术、音乐、医药等等都有了巨大进步。众多的发明创造，肯定来自集体的智慧和众人的辛劳，人们之所以将其统统记在黄帝名下，就是由于这位杰出领袖代表着那个空前大发展的时代的缘故。历史的巨册已翻过了厚厚的一叠，古文献记载和民间神话传说中提到的伶伦、大挠、隶首、容成、臾区、吉光、金杼、伯益、木亻垂等人名，只给我们留下了一点点古代发明家的信息，他们只是以黄帝为代表的那个伟大群体中的极少数，还有更多的发明家、首创者的成果，因难以表述而不得不归功于那个群体的代表——黄帝。
人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物质文明的伟大业绩的褒扬和赞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那个时代，正是华夏民族崛起于东方的时代，它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人们以敬仰的心情叙说先民的创造精神，就是对他们促进社会进步的主体精神的颂扬，就是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具体表现。
上面，我从三个方面极其简略地论述了黄帝神话传说中包孕着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即自强、举贤、惩恶与创造。这类文化因子(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因子)，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心理素质的一个个最基本的单元，它们渗透在中国人的骨髓里，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国人致思途径、行事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修养诸方面的准则。当一个人眉飞色舞地讲述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时，就是在传播他的价值观念，就是在行使他的教化权。优秀的神话传说对中国人民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积极的教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更多地包孕在许多具有人民性的文化事象之中，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通过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初步思考，我觉得，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实的国情和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这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多年来研究、弘扬得都很不够，有必要认真加以探讨。我还建议通过不同渠道，如学生的课本、学者的专著、报刊、电视与广播，甚至政府的有关文件、领导人的有关讲话等等，对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广为传播和颂扬，这不但有利于广大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操的培养，也是抵御西方价值观和霸权文化渗透的重要战略措施。
（本文载《轩辕故里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