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汉学·中国学·华学

● 衣若芬

　　面对他者，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什么。
　　研究学术的人，喜欢高举“必也正名乎”的大纛（dao，第四声），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反复“正名”的结果，往往把看似单纯的事物弄得复杂不堪。
　　“定义”一个名词或一个概念，就可以写一部书，一部学术发展史。
　　“国学”、“汉学”、“中国学”、“华学”，对大众而言，都是指中国的学问。
　　学者会追究：“中国”指什么？“古来”的时间限度？怎样才算“学问”？
　　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已经区分了“自我”与“他者”，从固守自我，“师夷长技”来从事改革建设。
　　就像日本把日语称为“国语”一样，“国学”这个语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受日本的影响（例如梁启超想办的《国学报》），转变了它“朝廷太学”的教育机构及制度性质，成为国家意识之下的新产物。
　　由“一国的学术文化”而相应出现“国故”、“国粹”、“国渣”等等褒贬不一的词汇。对“国学”一词的质疑或拥护，显示了学者的知识立场与学术态度，殊途同归的是，关心国学、讨论国学、参与国学，形成“一国学术之兴亡即国力之盛衰”的集体思维，甚至认为“国可亡而学不可亡”。宋儒“为往圣继绝学”的主张，是惟恐学之断灭；而20世纪风雨飘摇的中国，“学”则更有“救亡图存”的寄托。
　　也如同“国学”的意思偏离其本义，原来指称汉代的学术与治学方法（与“宋学”相对）的“汉学”，在19世纪末（1882年）成为Sinology的中文译名。Sinology的语源，又与日本把中国称为“支那”有关。
汉字的“中国”或“清国”，换成音译的“支那”，是日本从语义属性转向语音属性的实例之一。从字面图象式的认知，转为声音式的符号。使用汉字的“中华”或朝代名称如“唐国”、“清国”，是站在汉字的系统里思考；而“支那”则带有他者对中国注视的目光。
　　1907年京都大学狩野直喜等人成立的“支那学社”，以及其后1920年的刊物《支那学》，确立了“支那”与中国在学术上的关系。原来属于日本古典文化教养的广义“汉学”（指汉字书写的典籍及学问）中有关中国的部分，以及针对中国的研究被独立出来。
　　20世纪中叶，“支那”被染上军国主义色彩，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本禁止使用“支那”一词。
　　比“支那学”还适用的“汉学”，用以指称中国以外的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进而把研究的范围从古代扩展到现当代，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比“汉学”还能包容新的学科，例如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海外华人等等。
　　从“支那学”、“汉学”到“中国学”（或“中国研究”）也俨然揭示了学术重镇的地盘移动，从日本、法国到二次大战以后的美国。比如：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研究风潮。
　　那么，“华学”又是什么呢？
　　有的学者认为“汉学”的“汉”字太过种族取向，或局限于汉字典籍；“中国学”又有政权国家意味以及地理区域性，不如用“华夏”的概念统摄一切。“华学”包括蒙学、满学、藏学，源于俄罗斯，受到饶宗颐先生的支持，有《华学》学刊倡导之。
　　若要问我归根结底，我想说：
　　玫瑰无论叫什么名字，不能减损她的美丽。

（转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09-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