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现在的
公祭者，大都会追溯到古远的时期的祭祀活动那里。尤其是《左传》的一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几乎是人们都要引用的经典话语。但是，这个“祀”是不是与人民所说的公祭相关呢？因此，我们必须对于这句话首先加以讨论，对这句话加以剖析，认识其本来面目，才能使我们对于当代公祭与
中国祭祀
传统关系得到基本的理解。
我们先看《左传》提出该问题的语境，《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
公及诸侯朝王，遂従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
“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
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
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
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这是一场祭祀过后人们的评论。出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语缘于成子接收脤肉不敬。其实，这里的祀与戎其实都是祭祀，祀是祭祖的
仪式，戎是出征前的祭社仪式，也就是说，国之大事，就是祭祀。传统的祭祀，祭品将被分享，以表明祭祀者与祭祀对象的沟通与关联，祭祀的对象是人们获得福助的对象，人们的幸福来自它那里。并不是人们祭祀一下就会获得福报的，祭祀仪式的关键点还在祭祀主要过程过后对于祭品的享用。完整的祭祀过程应该包括祭品享用，没有祭品分享就不是完整的祭祀活动。《疏》：“执膰、受脤，俱是於祭末受而执之”。所以它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祭祀是战前的祭祀社神仪式，鲁、晋，还有周王室的成员一起讨伐秦国，出征之前要来一次祭祀，祭祀最后便是祭品分享，但成子在礼仪的最后阶段表现出心不在焉的状态，没有体现出对于神灵的敬仰的态度，这样，刘子就有这样一段发言。古代的祭祀，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敬仰，不敬就是不信。只要有敬信之心，不在祭品多少，这是那个时期的人们反复阐述的道理。同时，祭祀的礼数也是很重要的，礼数不到，也是敬意不到。
对于接受祭品分享，一定要毕恭毕敬，刘子这段论述很重要，先述天命，再述敬信天命。
然后说到这句经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何从实现？这里的关键就是：“祀有执膰，戎有受脤”。这个膰据说是一种燔烤过肉，脤是则是盛在脤中的肉，前者是祭祀宗庙所用祭品，后者是祭祀社庙的祭品，都是要拿来分享的。成子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落实到具体问题，就是怎么样接受脤肉和膰肉的问题，因为这才是“神之大节”。受脤乃是接受上天的成命，当然要毕恭毕敬，现在成子在接受脤肉的时候竟然不恭不敬，这不是自弃其命吗？这一仗回得来吗？按照刘子的预言，肯定是回不来的。《左传》记载了此事的应验：这次祭祀是成公十三年三月的事情，后来联军伐秦，成肃公五月份就在晋地死了，这当然是《左传》作者也同意刘子的意见的一个证明。
接受祭品要敬畏之，在《左传》里有很多精彩的例子，比如僖公九年，周王赐齐桓公胙，这也是一种祭祀的肉品，齐桓公受宠若惊：
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
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
下，拜；登，受。
这是周王祭祀文王武王后的留下的祭品，周王拿来与齐桓公分享，是一种特别的礼遇。齐桓公比周王年纪大，并嘱咐不要下拜，但我们看到：对于受脤这样的大事，桓公十分慎重，充满敬信之心，在行为上得合矩中规。
我们现在看刘子讲的两种祭祀，与我们今天讲的公祭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首先，这里的祀，乃是祭祀祖庙，而我们今天公祭的对象也是
华夏之祖，或者黄帝，或者炎帝，或者大禹，都是有具有祖先性质的对象。从这一对象上看，公祭与远古的祭祀有着实在的关联。这个“祀”，其对象是和当今的公祭完全一致的。
关于战前祭祀，今天似乎很少了，但是我们认为的现代公祭的典型事件就是国共共祭黄帝陵，那是
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国共两党祭祀黄帝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需要团结起来，所以这次祭祀可以成为当代公祭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这样的祭祀和古代的戎祭的功能也是很相近的。可以把这次祭祀称为“戎祭”。
因此，我们现在提这个古老的定律来为公祭的合法性作为论证依据，多少还是有些靠谱。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传统，祭祀是其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把祭祀祖先列为第一件的大事，而第二件大事是战前动员，战前誓师的特有祭祀形式，应该说，这两种祭祀，都是公祭。这些祭祀的主持者要么是地方诸侯，天子派员参与；要么是天子本身的祭祀，各国参与，都是和我们现在一样的官方祭祀。
但是，作为祭祀仪式的核心内容：受脤，在今天的公祭之中几乎没有了。既然公祭是一种
文化传统，继承其文化精神，对于祭奠仪式核心内容：受脤，为什么一点影子也没有呢？过去的黄帝祭祀，还是延续了“受脤”或者“受胙”的礼仪的。 我们今天参加公祭，拿回去一块肉似乎不是很合适了，但是总归拿回去一点什么。现在有的是给参祭者一人一条黄色丝巾，有的则是在与祭者的手上系上一根红绳。但是对于这样的“受脤”，人们往往有点不敬。有的人在回去的路上就把丝巾扔了，红绳被扔就太普遍了。现代公祭中的仪式，除了我们向祖先敬献传统的太牢之礼，现代的献花之礼，焚香歌乐舞之礼以外，没有考虑与公祭对象的互动，而这样的互动其实是很重要的。今天的公祭没有“受脤”这样的接受仪式，也就是说，公祭活动与公祭对象只有一种单方面的交流，缺乏一种象征性的互动，这就使得公祭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按照祭祀传统规则，现在的公祭就根本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祭祀活动。
既然我们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挂在嘴上，为什么不可以遵守一些相关的仪式规则呢？祭典的核心是仪式活动，假如我们的仪式过程不完整，公祭还有意义吗？
仪式是文化活动的外在展演，也是进入文化之核的入口，它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实在。文化是一个抽象的表达，仪式性展演才是其内涵的表现，内容形式是一体的，因此，只有通过仪式行为，才能表达出对于文化的接受和认同，而当仪式是残缺的时候，文化行为就是无效的。中国各地都有各种形式的公祭活动，而祭祀仪式五花八门，有的献花圈，有的跳所谓的
图腾舞，完全违背中国传统祭祀的雅致风范，像那种衣冠不整，狂呼乱叫的所谓图腾舞蹈，根本就不是中国祭祀仪式所应该有的。我们去读一下历代的《礼志》，和各种祭祀典礼规范，都是庄严的服饰，典雅的舞蹈，古奥的祭文，而不是那些无根无据的赤身裸体的所谓图腾之舞。因为中国的祭祀仪式是文明成熟的体现，而不是史前的蒙昧状态的自发的东西。
即便如像《吕氏春秋》记载的葛天氏之舞，操牛尾，包括后代的执翟，看上去与图腾舞蹈有点关系，但是这都是很精致的道具，不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仪式上的胡乱一气。而古代祭祀，根本就不是什么图腾舞，黄钟大吕，祭祀乐舞是十分迷人的。所以，那种把所谓的原始舞蹈搬到公祭仪式上的做法是完全不妥的，这也是受了外来影响的文化模仿在公祭中的一种体现。
至于献花圈，让人感到是在为一位过世的老人做告别仪式，在开追悼会。这样的仪式，不适合对于几千年前的祖先的公祭活动。
更为严重者，有如外国朋友指出，我们有些公祭仪式，服装是不恰当的，而摆放祭品的时候，把牲畜屁股对着祭祀主体，显得非常不严肃。这样对于仪式的草率行为，使得公祭活动蒙上阴影，遭到人们的广泛批评，这是把一件很好的事情办坏了。很多国外对于中国文化十分热爱的友人，中华民族在海外的游子，他们往往把参加这样的典礼当作接受故土文化的一种体验，而粗糙的仪式会使人们对于中华文化产生失望情绪。
总之，我们的公祭仪式需要规范，否则，将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糟糕的祭祀仪式，无疑是告诉人们，祭祀的动机是不纯的，因此，公祭的影响也就自然是负面的了。（田兆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