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推出的《侗乡风情录》以它浓重的侗族民俗色彩问世了。在当时，它的出现毫无疑问地为民族民俗学的荒径开出了一条新路。虽然，它只是一部“侗俗丛话”式的采风笔记，但是，通过朴素忠实的记述和生动感人的描绘，却比较全面而真切地展现了侗族民俗的丰富内容和多样形式。它为建立《侗族民俗志》、《侗族民俗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科学资料和调查线索；从重建我国民俗学的意义上讲，这本侗俗实录在民俗采风方面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贡献，它必将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侗乡风情录》所记述的侗俗，从民俗学角度看，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它不仅包括了侗族民间经济生活及民间社会生活的种种特有的民俗形态，同时，还有侗族民间信仰及民间艺术、民间竞技等活动的种种民俗形态。这些侗俗实录使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侗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及其发展，从而了解到侗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对伟大中华民族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侗乡是指侗族人民世居的贵州、广西、湖南毗邻地区，142万多侗族人民在这里从事传统的农、林、渔、猎生产。侗族较早地抛弃了古老的刀耕火种，并在水源丰足的地方发展了稻谷生产。从“侗乡大糯”的特产到“黑糯饭”，从“吃扁米”季节的糯米到“豆茶”中的糯米花，都可以间接看到农产民俗特色。木材生产在《十八杉》和《拉山放排》中做了真实的记叙，侗族较早地进行人工种杉及其可贵的造林风习，以及从砍木的程序到拉山的组织，再到扎排放排的习俗惯例；从抬木号子的劳动歌到流传二百余年的《放排歌》；都具体地展现了侗族人民林区生产的一幅幅风俗画。《侗家爱鱼》和《云雾鱼》记述了侗族人民特有的渔业生产及捕捞养殖作业的习俗惯例。芭芒草鱼围和架设鱼梁是侗族人民捕取鱼类的智慧结晶。传统的人工孵化鲤鱼的“云雾鱼”，更是侗俗中颇为动人的科学成果。至于“侗家闹鱼”的风俗也同样反映了侗乡渔业生产的独特侧面。《围山打猎》记述了侗乡的狩猎生产，侗寨木楼板壁上的串串兽头骨，正是这种古朴习俗的证据和标记。猎鹰捕鸟又给这种狩猎生活展示了一个细部。
侗乡农、林、渔、猎的经济生产民俗直接而紧密地联系着侗乡民间自给自足的消费生活民俗。侗乡的衣、食、住、行，都显现着自己鲜明的民俗性格。
《侗妹爱花》介绍了侗族妇女服饰的某些习俗特征。绣花头巾、花脚绑、花勾鞋、大花围胸、花衣边、花袖口，形成了侗妹衣着结构的美的色调。用侗家熟悉的油茶花等几十种花色图案和吉祥如意等字样，绣出了侗乡女青年在装束方面特有的技艺水平和民俗生活。特别是在四月初八“捞堂”坡会上的聚会，更可以把侗家的衣着习俗惯例从节日盛装上一览无余。
《侗乡大糯喷喷香》、《黑糯饭》、《吃豆茶》、《占苟帽》、《打油茶》、《侗不离酸》等，细述了侗乡的饮食习俗，是一组饶有情趣的侗族食俗画卷。特别是节日礼仪食俗中的几项内容，各具一格。农历四月初八的“能马”、“糯酒”和蒸“黑糯饭”是特为给牛王过生日准备的传统饮食；用米花、炒米、黄豆、包谷和茶叶混煮的“豆茶”饭，也是为节日或婚丧仪礼中准备的饮食。至于一边唱《嘎苟帽》（即《扁米歌》），一边吃扁米的惯例，正是代表了丰熟季节品尝特殊风味的一种习俗。侗乡日常饮食中的糯米饭和酸鱼，米酒和油茶，从制作的传统到食用，醒目地展示了侗家饮食生活的民俗风貌。
侗家居住的杉木楼也以它特有的民间建筑结构装点出侗乡的民俗姿态。侗寨的住屋用它们亭、塔、楼、阁样式的不同形象绘成了村落布局的民俗。楼内外的构造格局又显示了实用功能和造型艺术多方面的侗族民俗。更为令人惊叹的是，从那一条竹片做的名叫“香杆”的蓝图上竟可以显露出神奇的民间建筑技艺。
驰名全国的侗乡风雨桥亭石板路则更是侗族人民在民间行旅方面的一项巨大创造。
侗乡的农、林、渔、猎和衣、食、住、行的实录，勾画出侗族经济生活共同体的民俗画廊，读起来令人向往！
侗俗在民间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更鲜明的特色。在这本民俗实录中关于这方面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侧面：（1）人生礼仪；（2）社交节日；（3）村寨组织。
各民族对本族成员个人一生经过的礼仪都有独具特色的惯例，从诞生礼经过冠礼、婚礼、寿礼、直至逝世后有丧礼在民间形成了一连串的仪式和惯例，不断地使每个人通过习俗获得本族社会的承认和评价，受到应有的待遇和追念，侗族也并不例外。
《“侬美”之喜》记述了动人的婴儿诞生礼俗。《抢亲之夜》、《改髻》、《“三回门”与“娘伴”》、《接纺车》、《闹新媳妇油茶》以及关于剑河、三穗、锦屏、天柱、榕江、通道等地婚俗的介绍，形成了一组多彩多姿的珍贵的婚俗资料。这些资料十分突出地表现了侗族人民传统的“自愿婚”的诸种形态与活动。“抢亲”的热闹场面在侗族生活中早已是一种“自愿婚”袭用的转化了的古老仪式。“不落夫家”的惯例也饱含着妇女不愿脱离自身血缘亲族的远古母系遗风。“私奔”阶段的礼仪也是我国西南各族古婚俗中的一种惯例，它典型地标志出婚姻自愿的固有特质。
“哭嫁”、“改髻”、“关亲”、“吃粑”、“闹新媳妇油茶”、“三回门“、“坐家”、“接纺车”。……。都从大约3年时间内的不同阶段展现出侗族婚礼的民俗性格，从而使读者清楚地看到侗族人民世世代代对族人延续及家庭发展的社会承认达到了怎样热烈、隆重的程度。读者从这一组绚丽多彩的记录中，大体上可以看到侗乡各地不同婚礼所形成的若干婚俗中心；看到各地婚俗的交流与影响。侗乡祝祷，别具特点，人们用“假粮”这种添粮祝寿的习俗表示对老一辈的敬爱，朴实无华。侗族的丧礼也有自己的特色。侗乡从人的诞生日到丧礼所举行的种种民俗仪式，比较清晰地显示出侗族民间文化发展、变异和交流的某些轨迹，很有意义。
侗乡风情的动人之处还充分表现在民间社交节日活动中。《土王节》中记述的坡会；《大雾梁歌会》描述的赛歌；北侗的“玩山”、“凉月”；侗寨鼓楼的“耶铺”、“月也”；民族形式体育运动的“花炮节”；“走寨”，“行歌坐夜”；《南瓜仗》里写下的程阳八赛中秋之夜的“煮南瓜茶” ……都从不同的盛会场景中介绍了侗乡老幼青年活泼欢乐的社交往来。其中，尤其是对青年男女往来场景的描绘，鲜明地展示了侗乡人民热烈追求自由解放，渴望得到美满幸福的生活图画。读者从实录中几乎可以听到欢声笑语和琵琶歌，可以看到盛装的“踩堂”队伍和芦笙舞。从这些美妙的侗乡风情丛话中。使人们了解到侗族生活共同体与侗族感情融合体所蕴藏着的古老精神文明。很明显，这些用浓墨重彩绘制的侗族风俗画面很有科学价值和美学意义。
“款”作为侗乡的民间结社组织把侗寨民俗性格差不多都标志出来了。大小款的编制，“款词”、“理词”、“款约”的编创，款会的活动，把侗家社会及历史的概貌也都反映出来了。如果把本书有关的记录和侗史上的革命英雄事迹、传说参照研究，将会对研究侗族社会制度的民俗特征有重要价值。
侗族民间信仰在这里只能从《先母坛》和《龙胜萨坛》两文看到一斑。这是珍贵的侗族信仰实录，它为我们了解并研究侗族人民精神世界的深层结构及古老传承提供了宝贵线索。
侗族供奉的“撒堂”(先祖母或圣母)在民间信仰中并不是孤立的特导的民俗现象。在全世界许多民族中奉祀本民族(或本部族、本部落、本村寨)祖先的习俗，不仅是普遍的而且也是由来巳久的。这种在侗寨中央部位建立“言撒”(先祖母屋)、“金撒”（先祖母殿）的举动，是古代氏族祖灵崇拜的遗留。侗家奉信的“撒堂”在民间传说中被说成是为侗族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女仙，这当然已经渗入了历代附会的成分；其实，这正是对侗族远古时期母系祖先的崇拜，是由祖灵信仰上升到神灵信仰的一种古俗。在各族信仰中，祖灵历来是善灵；它从来被认为是对本族、本寨起保护作用的灵。在侗寨，“撒堂”已经具备了村寨守护神的民俗性格。侗乡对先祖母所做的一切祭祀活动和一系列有关先祖母的传说，都表现出了祈求“撒堂”成为顺己、佑己、助己的奇异力量。它标志了侗家源远流长的族源、祖源观念，表现了侗家对吉祥、安乐与幸福的渴求。这种古老的信仰成份和后世人为宗教的信仰尽管有一定重叠性，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别，它多少包含有保卫本民族利益的积极因素。它将逐渐和迷信活动脱离，以它维护侗族利益的某些特征转化为侗族人民的某种精神支柱，向民俗心理方面积极发展。
侗乡的其它民间风俗信仰也具有多样性，分别反映了人们的吉凶祸福观念。从侗乡婚丧习俗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防范性的“禁忌”，还是进攻性的“压邪”，都具体地标明了侗族古俗的传承性，对探索侗族古代文化的源流都有重要价值。
侗乡风情的鲜明特色还集中地表现在竞技游艺和民间歌舞方面。大自斗牛节的斗牛王，花炮节的捡花炮；小至斗红头鸟，“多毽”闹春，在侗乡都是极受广大群众热爱的民俗游艺项目。民间歌舞则更是侗俗的精华所在。盛大的芦笙赛、“踩堂“、“鸡尾客”都具有民俗代表性。它们充分标志了侗族人民传统文艺的发展水平，也正是在这样的艺术之海中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侗家儿女。
侗族人民世代创造的歌，在民俗生活中形成了许多种类，每一类又包括多种体例和调式。像“月也”的“哼八月”是以双歌为主，“芦笙月也”则以赛芦笙、多耶对歌为主要内容，盛大的“哼年”除多耶对歌，对唱双歌，对赛芦笙外，还要唱琵琶歌和笛子歌。“走寨”活动中要唱“拦路歌”、“开路歌”。侗歌中的“嘎”包括合乐的琵琶歌和清唱的双歌；而琵琶歌又分作长歌、短歌；长歌再分出抒情长歌和叙事长歌；叙事长歌再划分出“嘎常”体和“嘎锦”体两种不同形式，前者只唱不说，后者说唱结合。侗乡的牛腿琴歌、笛子歌、木叶歌等等也都是侗族歌俗中常听到的受人喜爱的歌。至于“耶”，本身便从内容上分做“耶撒”等九种不同的歌类；象贵州黎平、从江、榕江侗乡便把侗歌又分成了“小歌”、“大歌”。侗歌艺术把侗族民俗装点得五彩缤纷，有声有色，显示出侗族人民美的情操、健康的民族文化传统。这里值得着重提到的是被称做“桑嘎”的侗族歌师，他们不仅是侗俗的传播者、发展者，同时还是侗家的活百科全书。他们世世代代都成为丰富侗族民间文化的大师和巨匠，受到侗乡父老兄弟姊妹的尊敬和热爱，侗族民俗志上理应给他们以重要位置。
从民间说唱发展起来的侗戏，在近两个世纪的演唱中受到了人民的喜爱和承认；它对侗乡民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侗乡风情录》的多侧面记录，已经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侗族民俗体系。它大体上以广西北部、湖南西南部、贵州“黔东南”的南部三边毗邻地区的民俗为主要对象，即以侗语南部方言区为侗俗中心加以记述的，也兼及侗语北部方言区的民俗。因此，这本实录比较鲜明地标志了侗俗特征，使读者可以把握到侗乡人民口头上、行为上、心理上那些比较稳定的，具有本民族类型特点的事象。它对于进一步挖掘并研究侗族民间文化遗产，对推动侗乡新俗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侗乡风情录》的编者迈出的这一步很值得赞颂和学习；在目前，重建我国民俗学的艰难历程中，这一步迈得踏实而有力，肯定会使我国各族致力于民俗调查研究的同行得到启发和鼓舞。只要象《侗乡风情录》的编者、写作者这样走下去，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灿烂的民间文化，将一定会从被鄙弃、被遗忘的境况中挖掘整理出来，不仅以其巨大的生命力载入中华民族的民俗史册，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定会促使各民族美好的民俗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扬，为建设我国新世纪的现代精神文明放出奇光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