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章，男，广东海丰人，1930年1月至1930年4月30日任《民俗周刊》编辑，1932年任《红棉旬刊》编辑。具体生平事迹不详，尚需考实。
刘万章先生在为时不长的时间里记录整理了一批民间文艺作品，并就民间文学的有关问题和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里，我们试就其搜集实践和有关看法稍作胪列。
一、记录整理发表了一批民间文学作品
“刘万章先生是一个极能搜集材料的人”[1]，他记录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搜集整理出版有民间文学作品集，这主要集中在广州民间文学方面。如（1）《广州儿歌甲集》，1928年6月由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收录儿歌100首，顾颉刚、崔载阳先生撰有序文。（2）《广州谜语》，1928年9月由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收录谜语130首，顾颉刚、钟敬文先生撰有序文。（3）《广州民间故事》，1929年10月由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收录有55篇故事，其中刘万章自己搜集整理的有20篇，其余均为他人的作品。内容分为童话、趣话、喻言、俗传史事、神话、地方传说。封面有胡适的题签，容肇祖、赵景深先生撰有序文。（4）《广州婚丧喊歌集》，民俗学会曾议决编印出版[2]。此书虽后来没有见其出版，但从其已列为议决之事来看，他当已记录整理了一些材料，像《歌谣》二卷三十四期上的《歌谣中的庾词》中已有丧礼和婚礼中的“喊歌”例。
其二是搜集整理发表有民间文学作品，这主要集中在广州和陆安方面。第一，民间故事、传说。如《民间文艺》第4期上的《羊石传说》。《民俗》第10期上的《一女配四男的故事》；第27、28期上的《洛阳桥故事》；第37期上的《元宵的故事》；第39期上的《避债故事》；第41、42期上的《周公桃花娘故事》；第47期上的《熊人公》；第101期上的《李九娥父亲的故事》；第114期上的《一子成名满屋柴》。第二，民间歌谣。（1）生活歌谣。如《民俗》第3期上的《一首关于私生儿的民歌》。（2）儿歌。如第48期上的《广州儿歌乙集》，计有“一粒豆”、“灯心铁落银灯盏”、“龙舟舟”、“一粒豆”、“担埕酒”、“辫子掘掘”、“行行”。
二、有关民间文学的理论主张
（1）民间文学具有研究价值
刘万章认为，民间文学具有多种研究价值，“文学家会从歌谣故事传说中得到许多他们的假设的证明。教育家也会在歌谣、故事、传说、风俗中得到他们应用的材料。历史学家会在故事、神话（包括传说）、歌谣、风俗中得到他们研究的对象的有力证明。社会学家也可以在风俗中得到强有力的证明社会的组织和其他。”[3]儿歌，可以“供给一班研究初等教育和儿童文学，以及编辑小学国语教科书的人们做材料”[4]但是，这种极有研究价值的材料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中国有许多人，以为民间所流传的东西，都是俚俗的、鄙屑的，不足拿来研究的；所以几千年来，除了些少笔记记载外，全无人过问。”[5]使我们丧失了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一份依据。因此，我们必须关注民间文学，努力开拓这“丰富的田地！”[5]以充分发挥它的研究价值。使“我们搜集民间故事的人，正能够尽学术上的责任”，使“做民间故事研究的人，指示一条研究路径”，而“尽责任者的责任”[5]。
（2）民间文学具有认识价值
民间文学是民众自我知识的积累，是自我传承教育的口头课本，民众在接受它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它隐含于其中的思想和知识。刘万章认为：“民众口里的传述，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表现，他会用许多事体，可笑的、可恨的、可爱的、可憎的，……用一种故事（构造事实）来陈述”，“虽然有时事实是假的或真而附增的！”[5]但通过对它的欣赏、品味，却可以获得某种认识。而儿童“在孩提的时候，或者年龄稍为大一点的”时候，“他们都要和社会的其他事物接触了，为母的自然非逐渐教导他不可”，这时，就教他们唱儿歌。“这两首歌实在给以孩童一点动物的认识，它们的应用，它们的特性，且含有教训的意味。不但高等动物可以藉作教训，就是虫鱼之微也很可拿来教小孩子。”[6]强调了儿歌的认识作用。
（3）民间文学的教育价值
民间文学作品大部分都具有教育功能，只不过这种功能的实现是潜移默化的。刘万章认为：民间故事“吃人精，恐怕和教育上要发生关系，我们知道在儿歌里，有一种催眠的，叫做催眠歌，是小孩们不肯睡觉，保姆或母亲骗他快一点睡去，——这是手抱的小孩，如果大一点的小孩，那就用这种有恐吓性（和小孩直接关系的）的故事，叫他不要淘气。便是故事里吃人精系的发生！这一点我们可以供给教育者以过去旧家庭教育方法之一种。”[5]这是对民间文学作品教育功能的狭义理解，民间文学作品还有其他方面的教育价值。
（4）民间故事的类型
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在当时是比较时新的研究。刘万章在对有关故事进行类型研究时，还根据自己所搜集的广州民间故事的实际，提出了一个新的故事类型。他认为他“在搜集广州民间故事时，也有些呆女婿的故事”，但“有些不是女婿，光的是普通在社会上待人接物，弄出了很可厌、很愚騃的举动来”的人，因此在“呆女婿之外，还有呆仔！如果普遍地说，他是呆人，那么，呆女婿是呆人的一部分。”[5]所以，应以“呆女婿”“加上呆仔”为“呆人类型”。这个类型的归纳，可以说是对“呆女婿”类型的丰富和完善，类型是成立的。
（5）帝王出身的传说
在民间传说中，有一类是帝王传说。其中帝王出生的传说，大多神异而诡秘，这是因为“帝王出身”与众不同，具有产生传说的多种因素。但是，“帝王出身”的传说，应包括有亡国的帝王，否则是不完全的，如“亡国的，还没有说及，最好不过的，莫如宋帝昺了，似乎赵先生没有提过。”这是善意的提醒，也是善意的批评。而“元清两代的帝王传说”，刘万章在广东“没有见过”，他据此“以为元朝固然是异族，究竟因年祚短促，所以没有了”；而清朝则“和文字狱很有关系，文字狱是清朝对于汉族文人批评满人，尤其是爱新觉罗氏的不满意而起的杀戮，愚直的民众，虽然要用其巧慧演绎清朝帝王出身的传说，其如杀戮、灭族之律令何！”这种分析应有一定的道理。
三、有关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原则
如何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刘万章先生结合自己的搜集实践，也提出了一些原则和主张，这些原则和主张具体表现为：
第一，民间故事应拟一个大致精确的题目。他认为：“民间故事材料的命题，比不上歌谣那么成为问题：……因为故事总有可以捉摸的可能性，我们记述故事，只好和写文章一样，全篇的关键所在，便给它一个题目！那些‘我们乡下一个故事’之类的题目是暧昧的，没人知道的，是不行的。”
第二，民间故事应记录流传地点。他认为：“我以为我们记述民间故事的，对于故事流传的空间，一定要明白地写出来，这不但那个故事的特质可以表现出来，并且可以研究各地故事的异同：我最不赞成！‘民间故事若干则。’‘一个民间故事。’……一类的故事，而不书明流传的所在。”
第三，民间故事中的韵语、谚语、歌谣、方言应照实记出。他认为：“我们知道各地故事不同的特质，和各地的谚语、歌谣、方言以及社会民俗，有莫大的关系，我们记述故事的时候，要尽情地照俗叙出，老不要自卖聪明，附会己意变成白话诗，或抹杀不理。这是我们最要留心的。……如有方言，宁可注音记上去，切不可译成普通的‘文字’。所以故事，不是冠以“民间”两字便了，如果冠“民间”二字便了，这简直是胡闹！”
第四，记录整理民间故事不要参加意见。他认为：“我们看了许多民间故事记述者，在篇首或篇末，要说了许多牢骚或批评的话，这简直是做评论，不是搜集故事，更有许多还要明白说出来：‘这是迷信的，神怪的，我们别信它。……’”这是没有必要的。
第五，忠实地记录。他认为：“民间故事的叙述，总要能够把故事平直地，完满地叙述得逼真，不要尚浮耀，像做小说般，描写一堆风景、心灵的话，……然后才是真正的民众道地东西，如果用尽小说家方法来描写”就不自然了[5]。
第六，准确的注解。在搜集整理实践中，对于注解，他认为：在单篇作品中，应采用四种注解方法：第一，用罗马文注音。如咁，如斯也；读若kom[7]。第二，进行意注。如达达，丢下也[7]。第三。进行风俗注。如第47期的《熊人公》“捉抱”注：“捉抱是广州生儿女的一种风俗：大凡生儿女的，到了他们满月时，一定要和他们去外祖家里，（以初生儿女者最为珍重。）去时用‘红鸡蛋’、‘酸姜’、‘鸡’、‘猪肉’、‘鸡酒’，到外祖家拜祖宗。回来时，外祖母给他们以‘松糕’、‘煎堆’、‘猪肠’、‘韭菜’、‘蔗’、‘生菜’、‘茨菇’、（或用白菜），‘鸡仔’（即小鸡，普通用四只，头染红色，尾染绿色，）‘红布袋’（里面装了‘利市’、‘松子’、‘莲子’、‘龙眼干’、‘荔枝干’、‘绿豆’、‘红豆’、‘合桃’）‘灯笼’（上面写着百子千孙四个红字）装在两个盒儿给人担回家去。至于生儿女的，有的坐轿子，有的干跑路。第四，进行性质注：如第48期上的《行行》后注：“此歌乃小孩‘学行’时所唱者。”在作品集中，“集里的方言注解，是每首独立的，我很不赞成同注解有‘见前’的字样，所以不怕麻烦，每首都有注释，俗字加注罗马字音。”
第七，标明材料提供者。刘万章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中，有些作品对材料提供者也作了标明，是对民间传承人研究意识的萌芽。如在《广州谜语》的“编者自序”中言：“给我材料最多的”有“小朋友李骥和光华两君”。如《广州民间故事》的“编者小言”：“我记的《牛奶娘》，是一个南海人述给我听的”。《民俗》第101期上的《李九娥父亲的故事》言：“是从前在私塾念书时，一个塾师的老朋友，天天去塾里谈天，告诉我们的。”
第八，标明搜集方法。刘万章在整理民间文学作品时，有时还标明了自己的搜集方法，其方法有四种：一是从《广州日报》上剪下来的。这是一种辑录性的工作，在民俗学运动刚兴起的时候，很有必要。二是由在小学做教师的各朋友替我搜集的。这是当时比较通行的做法，虽不够科学，却也有一定的意义。三是直接叫几个善于唱歌儿的小孩唱给我听，而笔记的。这是直接的搜集整理，是真正的田野作业。四是回忆搜集。即是对过去记忆的追溯。如《民俗》第39期上的《避债故事》后言是该故事是“回忆起来”的。虽不是科学的搜集方法，但在当时却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顾颉刚。广州儿歌甲集：序[Z]。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8。
[2]民俗学会议决之进行事项[Z]。民俗，45。
[3]刘万章。粤南神话研究[J]。民俗，102。
[4]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编者小言[Z]。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8。
[5]刘万章。读民间故事研究[J]。民俗，51。
[6]刘万章。广东潮阳的儿歌[J]。歌谣，2卷8期。
[7]刘万章。广州谜语[Z]。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