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年俗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1-21 21:11:16 / 个人分类:岁时节日民俗研究

 

                                                        留 住 年 俗

                                           萧放 袁昌顺

         新年是中国人的神圣节日,是中国人的信仰、情感、伦理意识与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为了生动地呈现新年时期人的精神状态,满足人们特定的节日需求,在新年这样的重要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发明与传承了丰富的民俗节物,让我们的年节在充满文化内涵的同时,具有人间趣味与民俗魅力。春节新年流传千载,在波峰浪谷、跌宕起伏的岁月长河中,新年民俗没有因为王朝的代换与政治的兴替而堙没,年节节日物品不仅保持了基本形态,而且不断丰富与扩展,当然也有节物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已经消散,但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与留下的历史记忆依然鲜活。值得我们追溯与回味。下面择其要者与读者分享。

    

      腊八粥

 

腊八粥。这是年节来到的节物提示,北方民俗“过了腊八就是年”,所以有“报信的腊八粥”的说法。腊八粥,它是将果味、豆类与糯米等一起熬制而成,享用的时间是在腊八的早上(农历十二月初八)。它起源于古代冬至祭祀的豆糜,传说它与佛祖养生成道也有关系,是僧俗两界共享的节日食品。腊八粥最早见于文献是在宋人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中,“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宋代东京寺院与城市平民都在腊八这天享用腊八粥。明清时期腊八食粥成为民俗习惯。据清乾隆年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腊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皆于预日拣簸米豆,以百果雕作人物像生花式。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阖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清代北京人将腊八看作重要的日子,提前准备粥料,而且重视生活的美化与情感的表达,用果品雕刻人物与各色仿生形象,以表达人寿年丰的祈求。清晨煮好腊八粥后,首先是祭祀祖先、门神、灶神以及土地之神;然后全家团聚共享,并在亲邻间相互馈送,从此拉开年节亲情汇聚的序幕。寺观也在这时以舍粥的方式联系信众,一些著名寺观在腊八清晨举行舍粥活动,如北京的雍和宫,自清朝以来,年年在庙内摆起大锅熬粥,施舍给信众。杭州的灵隐寺也是如此。腊八粥在传统社会是年节社会上下共享的第一道食品。今天多数城里人已经淡忘了腊八节,当然也就想不起要享用腊八粥。其实腊八粥是寒冬时节的饮食佳品,核桃仁、红枣、花生仁、板栗、红豆等与米杂汇熬成的腊八粥是补冬的营养食品。

 

灶糖

过了腊八,转眼就到了祭灶日。灶神祭祀的时间是在腊月二十三,明代以前是腊月二十四,南方地区至今多为此日,俗有“军三民四”之说。即驻防的军人二十三祭灶,老百姓二十四祭灶。灶神祭祀的重要祭品是灶糖。北方民谣有:“糖瓜祭灶,新年来到”。灶糖是用麦芽熬制、粘度高、味道纯正的甜食,糖瓜的味道是新年到来的味道,过年吃麦芽糖的历史可追溯到汉魏六朝时期,《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人过年吃“胶牙饧”,不过那时为新年食品,还没有与祭灶活动挂钩。唐宋时期的灶神祭祀还是以酒糟抹灶门的方式进行,明代开始灶糖成为祭灶的首要祭品。《帝京景物略》:“廿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说灶君第二天上天朝见玉皇大帝,要汇报所监察人家一年的大事小事,民人奉祀灶神祭品,祈求它“好多说,不好少说”。明人有诗云:“盘中有饴凝作脂,愿神口舌甘如饴”(陈荐夫《祭灶行》)人们希望用甜蜜的灶糖,暖化灶神的心,让灶神在天上汇报人间家事时,多多包涵体谅。清代祭灶时间一般在腊月二十三,“二十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祭品是羹汤灶饭、糖瓜糖饼(《帝京岁时纪胜》)。晚清北京民间灶糖是灶神的唯一祭祀食品,灶糖有南糖、关东糖、糖饼等形式。北京大鼓词唱:“年年有个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当中摆上一桌供,两边配上两碟糖。黑豆干草一碗水,炉内焚上一股香。当家的过来忙祝赞,祝赞那灶王老爷降了吉祥。”

关于灶糖糖瓜的制作,近人邓云乡在《增补燕京乡土记》中有一段细致的描述:“麦芽糖刚刚熬成时,是咖啡色的浓浆,从锅中盛出,倒在洒满面粉的石板上,冷却,变成一大块,好像沥青一样的东西,不过是褐色的。做糖瓜时,把这大块的麦芽糖敲下一大块,放在洒了干粉的案板上加热揉搓,使之变软,慢慢软得像嚼过的口香糖一样了。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圈,套在一个抹了油的木桩上,再用一个小木棍套上来拉,拉长了再折一转,绞成麻花状再拉,反复多次,说亦奇怪,褐色变成白色了。拉到这种程度时,取下把粗长的糖条,用手一段段勒细,成葫芦腰状,稍冷,把细腰处快刀切断,变成倭瓜杨的糖瓜了,多好玩呢?”灶糖是小儿女的最爱,也是成年男女的甜蜜新年记忆。

 

桃符、春联

岁首新年是年度循环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在新旧交替的神圣时刻,有多种方式护佑我们顺利通过。桃符与春联是传统社会新年装饰门户的重要节物,它们都具有民俗信仰的意义。

桃符,是家庭门户守护牌,它起源于古老的桃木崇拜。“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剬百鬼,故作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玉烛宝典》引《万典术》)。由此可见桃木属于具有厌邪制鬼的神奇灵力,故号称“仙木”。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以桃木镂刻成人形,称为桃梗,以为守门的护卫。后来的神荼、郁垒的门神形象,很可能由此生发。桃木可以镂刻为偶人作为守护的神物,也可以在桃板上绘画、书写,作为佑护家室的符牌。宋人吕原明在《岁时杂记》中记载了桃符的形制,“桃符之制,以薄木版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由此我们对宋代流行的桃符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它是一块较大的图文并茂的特制桃板,上面画有神灵、神兽的形象,下面左右书写神荼、郁垒的名字。这些图像文字是自汉代以来门户预防鬼邪的惯例。但具历史启示意义的是,宋代桃符上开始书写“春词”或“祝祷之语”。人们已不满足于原始的心理防御状态,而是以语言文字主动地表达迎春祈福的心愿。在岁首新年,家室门口挂上迎春祈福的桃符,对于百姓来说是重要的信仰行为与心理期待。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有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桃符的新旧置换,昭示着时间的斗转星移,寒冬过去,新春来临。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要表达的意愿越来越多,在桃符上的字也就越写越长,春词逐渐形成了对仗工整的吉祥联语。于是出现了春联这一新年门饰,最早的春联是写在桃符上的,相传五代后蜀国主孟昶是第一幅春联的作者,他在桃板上撰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联语。开创了春联这一雅俗共赏的文学新体裁。《宋史·五行志》亦有:“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新年桃符词需要翰林题写,可见对桃符上文辞的雅意有特别的要求,当然这是皇家的作派。普通人大约文辞工整即可。周密在《癸辛杂志》中记载,“黄谦之题桃符板云:‘宜入新年怎生阿,百事大吉那般者’”。看来宋朝开始,在桃板上书写春联的风气,由皇宫扩展到民间,由此逐渐占居桃符的主导位置,这也是后人“春联者,即桃符也”说法的来源。

春联。从桃符图像文字到吉语联对,是新年春联出现的重要预演。当然古代还有“宜春帖”,这是立春时写的吉利文辞,贴在门楣上。它也是年节春联的来源之一(特别是春联的横批类似春帖文字)。明朝之后,过年写贴纸质春联,成为迎接新年的普遍民俗习惯。

     春联的最初起源虽在唐末五代,但以纸写联语并普及社会的时代,应该是在明清时期。清人陈尚古《簪云楼杂说》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特别重视过年贴春联,在定都金陵之后,除夕前,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明太祖微服出行,见一人家没有贴春联,经询问,原来是一个阉猪的,他还没有请人写春联。明太祖一高兴,就挥笔写下了如下联句:“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下是非根”。这虽然属于民间传说,但也说明明朝春联比以前普及。以春联表示主人的心境,亦是古代联俗的传统。苏州人夏愈是明朝吏部小官,“清介而贫”。除夕,邀同乡学士钱溥和朋友沈粲在家中聚会,照例“当作一春联”,求沈粲写之,沈曰“座上无毡,且喜心安身内乐”,正构思下句,夏愈当即云:“吾已得之矣。”对曰:“门前有粟,谁怜眼饱肚中饥。”因为夏家正对粮仓而居。钱溥闻此言后在新正三日,送来六十石米,以周济夏愈。(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从上述除夜需要作春联的叙述中,可见当时撰写春联成为重要年俗。明人刘侗等所写的《帝京景物略》有:“东风剪剪拂人低,巧撰春联户户齐”(“元旦作”)。年节中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并且一般讲究寓意吉祥,词语对仗工整。

    清代北京从进入腊月开始,就有文人墨客在市场店铺的屋檐下,摆开桌案,名曰“书春”、“书红”、“借纸学书”、“点染年华”等,一些读书人借给人书写春联,赚些润笔钱。在祭灶之后,人家就开始陆续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北京大小四合院旧时都有门联,这种门联用油漆写在门扇上,过年时再用油漆重新刷饰一遍,性质如同新贴春联。联语大都为“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家吉征祥瑞,居安享太平”一类。

      苏州人岁暮时节,更换春帖。清初钮玉樵《觚剩续编》说:“吴俗每逢改岁,必更易红笺,以吉语书门”。这一习俗传承到晚清更为兴旺,在除夕前数天,街市上有专门写卖春联的,并在门口挂起“春联处”的招牌。春联内容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以及家声世泽诸语;有的集录古代诗文佳句,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等。这样求吉祈祥的联语是“岁岁用之,比屋皆然”。(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十二)清代湖北德安,除夕“家家大门贴神荼、郁垒,曰门神,并以红笺书吉语,曰春联”(光绪《德安府志》)。

从桃符到春联,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社会精神演进的标志。桃符重在驱邪,春联意在求吉,形制的变化也反映了民众心态的变化。当代社会在乡村地区,年节春联如旧。但在城市新年贴春联的似乎越来越少,没有春联的城市缺乏新年的气氛与温暖的感觉。衷心期待城市居民门庭在新年时节贴上春联,“焕然一新”,诗意栖居,悦己愉人。

 

窗花、挂钱、门神像、年画

 

      年节门庭的装饰还有窗花、挂钱与门神年画。

先说窗花。华北年节民谣,“二十八,贴花花”。窗花是剪纸工艺的产品,也是民间美术的样式。窗花何时出现,没有见到确切史料,作为民间美术也难断定确切起源时间。不过,我们大体可以认定为宋代,因为宋代是纸业发展的时代,也是世俗生活蓬勃兴起的时代,民众更加关注生活环境与岁时节日的情趣。因此,以特定节物护佑门庭的信仰也逐渐转变为节日门庭的装饰。传说窗花起源于家庭安全的需要,当年姜子牙封神,没有封他的夫人,夫人不高兴,姜子牙就封她为穷神。穷神当然不被欢迎,据说穷神怕镂空的饰物,所谓“见破即止”。民间为了防避穷神,就在门窗上贴窗花或福字。这传说反映了文化的真实,年节在门窗上贴窗花,起源于辟邪祈福的古老信仰。

     汉魏以来有岁首新年在门户上画鸡习俗,据说是模拟凤鸟以祓妖灾。宋人继承这一传统,“元日,刻为画鸡于户上,盖其遗像也”(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这些大约是新年窗花的早期形态。明朝北京人在门窗上贴红纸葫芦,说“收瘟鬼”。清代年市上卖“窗户眼”。岁暮送灶神后,扫除祠堂舍宇,“糊裱窗槅,贴彩画玻璃眼,剪纸吉祥葫芦”(《帝京岁时纪胜》)。旧时的窗户多用纸糊,一年一换,大年来临,人们换上洁白窗纸,人们在窗纸上贴新剪的窗花。由于窗花做工细,贴时容易损坏,所以窗花一般由女性来贴。窗花色彩艳丽,构思精巧,是技艺、审美、情感结合的民俗艺术品,喜庆又漂亮的窗花点缀了春节的节日气氛。福字剪纸是窗花的主要题材,它自明清时代流传至今。清朝全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与乾隆三位帝王带头在年节书写福字,作为赐赠臣僚的节物。据说康熙帝为了给祖母孝庄太后“请福续寿”自创的“福寿合一”福字,这福字成为书法精品,也是赏赐臣下的礼品。雍正皇帝在即位之初的腊月十八日,曾一次赏大臣年羹尧“福”字九个。乾隆皇帝是一位爱好书写的帝王,乾隆十七年(1752)以后,每到农历十二月初一,乾隆皇帝要亲自去阐福寺烧香,祈求“苍天赐福”,然后“书福”赐赠臣僚。在帝王朝廷年节书福、送福字的带动之下,民间形成了年节在门窗上贴福字的风气,民间剪纸中的福字更是千姿百态。有的将十二生肖嵌入窗花,有的以五只蝙蝠组成福字图案,祥瑞荟萃,新年福到。

     再说挂钱,挂钱也称挂笺。挂钱是状如小幡的“长笺”。宋朝已经出现“剪年幡”习俗,元旦时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大幡,这样的剪纸作品,或家长戴在头上,或“贴于门楣”(《岁时杂记》)。这时的年幡是青色,大约是迎春之意。后世的长笺多用各色颜料浸染而成,其中红、绿、黄的颜色居多,十分鲜艳。人们之所以叫它“长笺”,是希望“长钱”,也就是希望家里常有余钱。刻有图案或文字的长笺,迎风飘舞,它与春联、门神画等交相映衬。

      最后说门神像与年画。年画最早的题材是门神。古老的桃符上的神像,是最早的门神像。古人认为人居空间是与外在的神秘空间隔离的自我保护空间,门户是惟一与外界交通的孔道,为了防止外来的侵袭,人们要紧闭门户。在辞旧迎新之际,门户首当其冲,因此门户是年节中重要的被关注对象。因此,特别重视门户的守护。守护的门神最先是桃制偶人,汉代已经将其画在大门之上了,并且传说是神荼、郁垒两兄弟。二位门神也与桃木有关,兄弟二人原来住在度朔山的大桃树上,专门负责捉拿祸害人间的恶鬼。由于神荼、郁垒有如此的神异作用,后来人们就将他们的形象画按门户上。门神画是绘有门神形象的图画,在汉代就已经出现。门神在后代不断增加,主要有钟馗、秦叔宝、尉迟敬德。

钟馗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大鬼王。据说唐开元年间,曾经显灵,救治了玄宗。唐玄宗诏画工吴道子,依据梦中印象,画了一幅《钟馗捉鬼图》。唐玄宗为为了表彰钟馗打鬼功劳,特地下诏: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钟馗经皇帝这样一宣传名声大震,成为唐朝岁末驱邪的鬼王。宋朝皇帝命画工将钟馗像刻版印刷,在岁除夜赐给宫内人员。(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其实钟馗与古代桃木棒有关系,有人考证,钟馗源自“终葵”,终与葵的连读为“椎”,椎是大木棒,古代齐国人就将木棒名为“终葵”。人们用终葵打鬼,后来逐渐将打鬼工具人化,出现了钟馗的传说。唐朝开元年间,又有了钟馗的画像,钟馗成为除夕的门神,它一板贴在独扇门户之上。

秦叔宝、尉迟敬德,是唐朝开国功臣,二人成为门神,也是因为他们的威震鬼邪的英名。传说唐太宗经常梦见鬼魅在寝殿门外呼号,晚上常常不能安睡。于是让秦琼和尉迟恭晚上站在寝殿者外,为其守门。太宗果然没有再受到鬼魅侵扰。后来就将他们两人的画像挂在门上,作为驱鬼的门神。此后二人成为民间通行的门神。人们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画像用纸彩印,年年除夕贴在左右门扉上。

门神画后来扩大绘画题材,变成年节时期装饰屋宇、增添喜气的年画。《东京梦华录》卷十记载了当时开封的年节市场:“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其中门神、钟馗、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等就是当时典型的年画题材。古代门神画中多画鹿、喜、宝马、瓶、鞍等象征物,“皆取美名,以迎嘉祉”。明代北京宫廷、浙江杭州过年都贴钟馗、福神、和合二仙等年画。清代苏州桃花坞门神画,“彩画五色”,多绘温元帅、岳元帅,而且多由远方商贩运往外地。

天津宝坻人在扫舍之后,就贴年画,当地小儿最喜欢贴年画,年画的题材有《孝顺图》、《庄稼忙》等,大人给小儿解说年画,寓教于乐。如《乡言解颐》作者李光庭所咏:“依旧葫芦样,春从画里归。手无寒具碍,心与卧游违。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耕桑图最好,仿佛一家肥”。“年画”一词就正式出现在《乡言解颐》中。

最早的年画印制基地大约是开封及开封附近的朱仙镇,朱仙镇的年画至今仍保留着古朴的民间传统。江苏苏州桃花坞、四川的绵竹、山东潍坊、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的年画是近世以来著名的年画产地。年画题材广泛,喜庆吉祥是年画的主题,如鲤鱼跳龙门连年有余、金玉满堂、岁寒三友、福禄寿、群仙赐福、天官赐福、招财进宝、文武财神、摇钱树、龙凤呈祥、天仙送子、榴开百子、一团和气、新春大吉等等是常见的年画内容。民间年画还是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的有效载体,在年画中常见有:哪吒闹海、长坂坡、空城计、秦琼卖马、四平山、罗通扫北、西厢记、三娘教子、盗仙草、天河配、王小赶脚、钟馗嫁妹、老鼠娶亲、三岔口、忠义堂、文姬归汉、梁祝因缘、铡美案、魁星点斗、刘海戏金蟾等,画面形象生动,情趣盎然。《金陵岁时记》记述了清末民初南京年画情况,“其售自苏州者曰苏画,摹印戏剧人物,形神毕肖,儿童多争购之,谓之年画”。

      年画作为民间的艺术,它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它随着时代的变化也不断发展,人们在继承传统年画题材的基础上,创造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新年画,如骑车仕女、抗战门神等。清光绪二十四年(1844),杨柳青的齐健隆画店印制了一种宣传办学堂、满汉平等等类内容的“改良年画”。民国初年,上海商人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选用传统年画或新式风情为题材,画有公历纪元和阴历的月份,名为“月历牌年画”,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后来它发展成为当代广泛通行的挂历。我国传统的年画多为木刻水印,线条单纯,色彩鲜明,画面热闹。建国以来的新年画,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丰富多彩,深受群众喜爱。

      窗花、春联、挂笺、年画等张贴的时间是从二十八开始,有的地方大年三十早上贴。清代北京除夕“早贴春联挂钱,悬门神屏对”(《帝京岁时纪胜》)。为了营造红红火火喜庆吉祥的新年气氛,人们在室内室外尽情装饰,将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空间营造成超凡的非常节日空间。

       大年的传统节物还有很多,如爆竹、年夜饭、屠苏酒、压岁钱、五辛盘以及节日娱乐物品等等,每一项节物都有漫长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限于篇幅不一叙述。年节的物质系统是年节习俗的重要承载体,节俗的流传离不开节物的支撑,没有节物的节日是空洞的节日,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传承。当前,我们的传统节日由于失去了较多的节物,变得越来越单薄,它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自然也就明显减弱。因此重视与重建我们的节日物质系统与节日物质环境,同恢复节日礼仪与认知节日现代价值、意义一样重要。只有节物、节日礼仪与节日精神内涵三者有机统一,我们才能留住年味,我们的传统新年才会重新焕发生机。

          《文史知识》,2015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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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润平 引用 删除 张润平   /   2016-01-25 21:41:20
是的,留住年俗也难哟!
张润平 引用 删除 张润平   /   2016-01-25 21: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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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青未了 引用 删除 齐鲁青未了   /   2016-01-22 14:21:09
正在拜读萧老师的《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受益良多,对传统节日有了更深的认识。
齐鲁青未了 引用 删除 齐鲁青未了   /   2016-01-22 1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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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堂 引用 删除 宁锐   /   2016-01-22 05:21:20
天增岁月人增寿,二零一六迎金猴,春满乾坤福满门。开心快乐送朋友!祝新春健康幸福!--留住年俗也难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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