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末附记：钟敬文的一种编辑意识

《民俗》周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定期刊物之一。自1928年3月21日创刊到1928年9月5日23、24期止，由钟敬文担任责任编辑，主持编辑、出版事宜。纵观这24期《民俗》周刊，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有些文章有文末附记，这种“文末附记”应是钟敬文先生编辑意识的体现。

“文末附记”，即是编辑根据自己的编辑设想或编辑意识在有关文末附记部分文字，借以表达自己的编辑主张。下面试对钟敬文的这种编辑实践稍作分析。

一、            文末附记的标注形式

从附记的标注形式来看，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在附记末标注。有如下四种标注形式，即第一，以名“敬文”或化名“静闻”+“附记”标注，如第5期顾颉刚讲、钟敬文记的《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演讲》后的“敬文附记”、第1期夏廷棫的《环境与神仙传说》后的“静闻附记”。第二，以名“敬文”或化名“静闻”标注，如第11、12期顾颉刚的《苏州的歌谣（为日本改造杂志作）》后的“敬文”、第13、14期愚民的《山歌原始的传说及其他——罗隐秀才与刘三妹》后的“静闻”。第三，以“记者”标注，如第4期谢光汉的《关于粤曲通信》后的“记者”。第四，以“编者”标注，如第6期刘万章的《一只拜忌牌子之内容》后的“编者”。一是在附记文字前标注。有如下两种形式，即第一，以“敬文按”标注，如第8期容肇祖的《歌谣零拾》后的“敬文按”。第二，以“记者按”标注，如第10期崔载阳讲、刘万章记的《初民风俗——在民俗学传习班演讲》后的“记者按”。

二、文末附记的文章类型

  从附记的文章类型来看，有这样三种情况：一是在研究论文后附记，如第1期夏廷棫的《环境与神仙传说》后的“静闻附记”；一是在故事、传说后附记，如第2期黄仲琴的《宋帝昺遗迹及故事》后的“敬文附记”；一是在通信后附记，如第4期谢光汉的《关于粤曲通信》后的“记者”记。

三、文末附记的文字内容

从附记的文字内容来看，有这样三种情况：

1．交代文章的来源

在附记中，有些是为了交代文章来源的，其具体可分为两种：其一是交代文章创作与发表的来源。如第5期顾颉刚讲、钟敬文记的《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演讲》，“敬文附记”为：“约莫两个星期前，颉刚应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之请去演讲，我和绍孟也一道儿去玩玩。颉刚演讲，我也在座，因颉刚自己没有打稿底，而那边的朋友，又很少人笔记，就随听随记，略为草录出一个大概。昨天，将所记稿交颉刚自己改削一顿，便成现在此篇。颉刚这回的演讲，因时间匆促，所说虽未免有些粗略，但其批评‘圣贤文化’一段，实为深中要害之语！愿读者勿以随意应付的话视之。”其二是交代文章的版权，这类文章几乎是转载的。如第7期林幽的《风俗调查计划书》，记者言：“这篇文章，是林先生替厦门大学的风俗调查会作的，曾发表于该校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卷第一期上，时间是一六年一月五日。我因为它很可以供给我们参考一下，用为转刊于此。”第十一、十二期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敬文记为：“回首已是三、四个月前的事，一天，黄石先生从香港来了一信，说他们日报的附刊，要出一个‘民间文艺专号’，嘱我也写点文章寄去。我一时想不出什么题目可写，有几篇预定要做的文字，又非仓促所能交卷。刚巧那时正和成志兄译完了雅科布斯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便就眼前材料，随意草了这一篇，文章尚未付邮，黄先生已离去他的职务了，只好暂时让它在稿堆中供着。不久，景深兄来信为《文学周报》催稿，于是，我乐得把它寄去塞责（刊于该报第六卷第七期上）。潦草写成的东西，原没有什么价值，因景深兄在本刊第八期上道及，故转载于此，以供未见《文学周报》者的参看。”顾颉刚的《苏州的歌谣（为日本改造杂志作）》，敬文记为：“这篇谈论苏州歌谣的文章，是顾先生前年为了应许日本《改造杂志》的征文而作的（发表时，由何思敬先生译成日文），在中国向未发表过。顾先生自己谦说没有什么意思，不愿意拿出来刊登。我以为，这至少总可以使我们读《吴歌甲集》时增些理解，所以我硬要来发表在这里了。”

2． 张扬文章的价值

在附记中，有些是为了张扬文章的价值的，其具体可分为两种：其一是张扬所发表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材料的价值，借此号召人们重视并记述这种类型的材料。这是因为民间文学、民俗学材料是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基础，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发展的初期尤为必要，故钟敬文先生进行了极力的张扬。如第2期黄仲琴的《宋帝昺遗迹及故事》，“敬文附记”为：“宋帝昺的故事，流行于闽广各地的很不少。忆数年前曾在家乡县志中抄出一段关于他的传说（他和蛙与蚯蚓的传说），发表于《语丝周刊》上。又曾在一篇谈荔枝的文章里（该文见于《东方杂志》），引用了一则关于他的民间传说。总之，在我们广东福建两省里，关于这位亡国之君的故事遗迹，是非常之多，只要你肯向载籍上或口头中去找，材料是不会使你失望的。希望看了黄先生这篇文章的朋友，都添增了提笔的勇劲，那么，专号是准可以出得成了。”其二是张扬所发表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文章的理论研究意义，借以号召人们对此进行研究。如第1期夏廷棫的《环境与神仙传说》，“静闻附记”为：“廷棫兄把这篇文字给我看，我真是高兴之至。因为他所拈的正是一个民俗学上的好题目，认真写起来，可以成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可惜这篇只是他从前草草写下的一则短记，现在呢，他又没有多余的时候再写，因为我即需稿用，只能把它发印了。我希望廷棫兄或别人，能够在最近时间内把这个题目，做一篇更详尽的文章，那么，这篇短记的登载，不无‘引端’之功了。”强调了论题的价值，希望有更深入的研究。其三是肯定文章的结论。如第4期谢光汉的《关于粤曲通信》，记者言：“当我初看到招先生的文章时，心里也很怀疑，以为像‘骂玉郎’、‘散楚歌’这类的歌曲，很不像是广东‘道地’的民歌。因为其中没有色彩很浓重的岭南方言之存在。后来想，这种歌曲的词句是‘北化’了的，在这里也许尽有人歌唱着它，因此，也就没有再加以什么‘按说’了。今读谢先生的文章，令我大为恍然。但我们也不得太怪招先生：（1）‘他离开广东已十多年了’，（2）这种歌曲，在广东民间中，也许确有很多人是在口上哼着的。”第6期刘万章的《一只拜忌牌子之内容》，编者言：“中国人，对于祖宗崇拜心的热烈，与儒家的说孝，固然很有关系，但原因却怕不如此简单。我以为这和中国的家族制度及道教等，都很有关系。希望博学而有兴趣的朋友，共同起来讨论一下。”修正学术观点或有关说法，如第8期容肇祖的《歌谣零拾》，“敬文按”为：“李调元的《粤东笔记》，原名《南粤笔记》，刊入于他所汇刻的《涵海丛书》中。改‘南粤’为‘粤东’，当是后来书贾翻刻时，用的一种‘改头换面以惑人’的伎俩。数年前，我曾草过一篇《读粤东笔记》。刊于北大《歌谣周刊》上，盖迩时尚未翻检《涵海丛书》也。至于《南粤笔记》（即《粤东笔记》）的‘粤俗好歌’一章，完全转录自我们岭表明季的诗人屈大均所著之《广东新语》书中（李氏书里抄自《广东新语》的记载，实不只这一条）。其中许多歌谣，我已全盘抄出在《读粤东笔记》的篇末。惜该文写得太拙劣，有暇，当改作一度，依元胎兄的意见，刊入于再版《粤风》的附录中，如不能写成时，当以屈氏（或作李氏亦得）的原文代替之。”第十三、十四期叶国庆的《金蚕鬼的传说》，敬文记为：“关于蚕的故事，记者很有兴致想来论述一下，可惜此刻大忙，未能著笔。得暇，当作专篇谈之。‘

3． 提供相关材料线索

在附记中，有些是提供相关材料与研究线索的，其侧重点多着眼于已有材料和成果，具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介绍相关材料，这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是在附记中介绍已发表的相关材料，如第2期若水的《猪歌精同老妈妈的故事——潮州童话》，“静闻附记”为：“这是一篇很有意味的童话（Marchon），流行的地带，虽怕比不上‘蛇郎故事’及‘老虎外婆’那么广远，但故事的价值，却很可以和它们一样看重。数年前，记者也曾述写过一次，刊于北大《国学门月刊》中，读者很可取来参看一下。”第10期崔载阳讲、刘万章记的《初民风俗——在民俗学传习班演讲》，“记者按”：“儿童地位，在原始社会中时受卑待，中国许多传说和唱本中都有这种记载。近人凌冰著《儿童学概论》（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二篇‘儿童学的历史’中叙述得颇详，兹节录如下，以供参考：……”。第十三、十四期愚民的《山歌原始的传说及其他——罗隐秀才与刘三妹》。“静闻”记为：“关于歌仙刘三妹的故事，数月来又得到了几则。愚民君所述这篇，后边与王礼锡君《江西山歌与倒青山的风俗》（见三0六期的《文学周报》）文中的记载相近。惟彼没有说是罗隐，只称‘一个饱学先生’。三妹所唱的那首歌，亦微有不同，其词云：江边洗衫刘三妹，/你有山歌唱得来。/山歌只有心中想，/那有船装水载来？其他，尚略有差异，不细说了。罗隐做天子的故事，据我所知，在广东客家人中甚为通行，可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传说。但他的和刘三妹对歌，是一种故事状态上的交错混合，本来两个故事是各有独立性的。末了希望朋友们尽量地把这个故事的异同相记录出来。”第二是在附记中发表相同的材料，如第4期黄仲琴《潮州之青龙爷》，敬文记为：“顷得冯权先生交来‘民间故事调查表’，中有一则，名‘悦城龙母庙之青蛇’，所记颇与黄先生这篇内容相近，兹附录于下：‘悦城口有龙母庙焉，香火极盛，风景亦佳。及其诞辰，多有不嫌道远而往顶礼者。庙内座前有匣一，内有二小蛇，色青而带金，人呼之曰龙。该蛇每宿于人家，及觉多具牲礼送之返，而匣之蛇则又见也。人多怪之。’”第5期云心的《关于〈啖槟榔的风俗〉》后静闻附记：“两年前，我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名《啖槟榔的风俗》的短记，这篇通信，就是当时云心君看了那篇文章所给我的响应。我的文章登了不久，就有一位朋友（忘记了他的姓名）在同杂志上，说北京旗人，现在仍保留着这种风俗。又我去年在此间也发见了卖槟榔的担子。可见得这种风俗在中国境内，仍未绝迹，不过势成‘残余’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