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俗中

人们在面对各种风土人情时，常常会想起“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语，这其中风俗的同或不同自然是通过比较得出。对生长于某一民俗环境中的人而言，他对身边民俗文化的习得与传承往往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进行的，久而成习，习焉且不察。直到有一天，他接触到“异己”民俗时，可能会突然莫名惊诧，然后，本能地“对他而自觉为我”，比较出“我”与“非我”民俗的同或异，甚至以“非我”民俗为怪。我们熟知的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姑娘叼着大烟袋。对之大惊小怪的一定不是生活在当时那种生态环境和文化习俗中的东北人。同样，“鸡蛋用草串着卖”、“摘下草帽当锅盖”等云南十八怪，对身在其中的云南人来说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现象，何怪之有？川湘人嗜辣，晋人三餐不丢醋葫芦；陕北民居多窑洞，黔东南常见吊脚楼；西北有“花儿”歌会，西南青年则纵歌圩场……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群体秉承各自的民俗文化传统，感知天地伦常、体验人生百味。用不一样的方式，表达的多是同样的愿想。

生在俗中需知俗。民俗是一定群体创造、传承并世代享用的生活文化，它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终生相随，任谁都脱俗、免俗不得。俗无处不在，比如有衣食住行之俗、节日祭典之俗、婚丧嫁娶之俗、游艺集会之俗等等。在知俗、从俗的过程中，当事人经历的是民俗事象，享受更多的是象征文化。元宵节吃元宵、中秋节吃月饼，不光能解馋、果腹，重在求团圆、完满；普普通通的大枣和栗子，在婚礼上的撒帐仪式中，就承载着“早立子”的美好愿望；生日里的“长寿面”、庙会上的“结缘豆”等等也都重在其象征意义；平日里洗浴净身能换个清爽，年底一洗还有“洗疚疾”之功效；五月五挂艾草为避祟，九月九插茱萸登高图的是吉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知俗从俗，有利于个体融入俗民群体，确认身份归属，增强文化认同感，享受该群体赋予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在慎终追远的家族祭祖习俗中，谁主祭、如何祭等仪规大都约定俗成。长幼之礼、家族的内聚力等等都在无形中得以强化。村落中一户人家的婚丧仪礼，往往能牵动全村人参与，甚或是十里八村的亲朋友好。这其中有俗规、有人情，有多种民俗事象的综合互动。每个人的能力几何，声誉好坏，经过几个习俗场面，便能略知一二，从而编排出一张张局内公认的“身份证”来，不仅终生有效，有时还延续几代人。大而化之，一个家族、族群，乃至民族、国家的整体文化身份也都如此生成。

生在俗中，不仅要知己俗，还要晓彼俗。弄清此俗彼俗的来龙去脉，感受其同或异，可充实、可享用，还可以用深厚的“传统”面对呼啸而来的“现代化”。我们用现代化推崇的“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剖解现代化之“现代”，就会发现，日新月异的诸种“现代”中，杂有千丝万缕的“传统”元素。磕头拜年的传统不在了，但电话、手机拜年、网络视频拜年之新方式承继了传统“拜年”的习俗。“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如今改成看传媒动画了。民俗文化负载了更多传统的、久远的历史延续于当下，与新时代、新世纪、甚至新千年等所张扬的“新”看似两张皮，实则新旧相依，承接有序。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下深厚的传统民俗文化，可怀之旧丰富。这些民俗文化资源为传承、创新提供充裕给养的同时，其本身也随自然生态和文化空间等因素的变化相应而动，与时俱新，这是文化变迁中的必然之规。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原生态、原汁原味之“原”，永远只是相对于后来者参照而言，是一个理论假设意义上的模糊坐标，难以精确。民俗文化的传承是与变异同在的。在实际生活中，长期浸淫于某种民俗文化模式中的人，往往容易对惯习之俗日久生情，喜株守不思变，以“从来如此”的“合理合法”性拒绝新变，致使一些原有习俗成为新环境下的“陈规陋俗”，几经周折，才最终互相通融。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民俗文化只能与“粗俗”、“落后”为伍，与科学之昌明不能同日语，于是急于舍旧创新，勇做新人，直到“新”的没了根基，无处认同时，才折回来感受“原来如此”的真实与深刻。崇尚理性的科学迅猛发展，改变并丰富着人们的情感世界。我们不妨以怀旧之情感受今日之新，诗意地栖居于现代，知俗从俗，享受民俗文化。理性上明知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心意上还是要说一句：祝君万事如意！——生在俗中嘛。(一秀·某书序http://liaodasanxiu.bokee.com/viewdiary.357699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