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识到相知——干校琐记之二

从相识到相知

——干校琐记之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文革”中的名称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那个单位可真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许多知名的人文学者都被打倒了，或者靠边站了。“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联队”和“总队”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被后面的“黑手”控制着，闹得煞是厉害。这倒也好，两派都叫你下放干校，不管谁是革命派，谁是保守派，你我打了个平手。一旦到了干校，两派群众才都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与我的单位“文化部干校”交由地方军区管理不同，学部干校是在北京时的军宣队也跟了下来，负责管理和监督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他们执行上面下来的指令，在干校里奉行着“革命生产两不误”的方针，继续清查“五一六”就成为当时条件下“革命”的中心内容，非要清出几个现行“反革命”来才肯罢休。当时干校没有自己的房子，为了盖房的方便，大部分人住在息县的一大片荒无人烟的工地上。抓“五一六”的会，一般是晚上借公社的会议室进行。干校建设工地离公社驻地四五里地，除了专案组的人员外，有时还就地吸收几个群众来壮大声势。住在公社后院里的我这个外单位来的家属就是其中之一。清查“五一六”的对象有好几个，文学理论家王春元是其中之一。过去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何其芳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办的文学研究班培养出来的理论家，是颇有点名气的“马文兵”（马克思主义文艺兵之意也）的骨干成员之一，就因为参加了多次对他的面对面的斗争会，我们才相识了，而且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

斗争是很残酷的。白天他要参加拉车运沙子的劳动，接受监督改造。当地不出沙子，要从几十里地以外的新蔡县去运。为了万无一失，连里还派一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陪”他一起去。新蔡就是历史上与息国毗邻的蔡国故地，两县之间隔着一条河，叫汝河吧。河滩里有沙子。为了给连队里买驴，我曾经负命去过那里的集市。谁都知道拉沙子那活是很重很辛苦的。他在棉袄外面束一条草绳，像一头挽车的牛一样，默默地低头拉车走了，从不与人说话，也从不偷懒。晚上回来还要参加审查会，实际上是斗争会，接受专案组主持的审查批斗。斗争会整夜整夜地进行，目的是一定要他坦白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是“军师”，参与了炮打“四人帮”那个中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否则便受到被指定来参加斗争会的人员的轮番上阵，大呼小叫，穷追猛打，疲劳轰炸。有的被斗对象在批判斗争残酷时，就胡乱编造一些虚假的事实和情节，让主持斗争会的人得到暂时的满足，以为斗争有了重大的进展，于是喜不自胜。过两天，他又推翻自己的口供，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叫你真伪难辨。王春元是个正直的共产党员，有一种刚强不屈的性格，他在斗争会上从不胡说，所以他受的批判和斗争也就特别猛烈。我从多次的斗争会上倒是了解他的一些性格。往往是，斗争了他一夜，第二天，照样还要派他干重体力活。大部分是拉车运输，有时也派他来与我们一起盖房和泥或打井挖土。我看到他粗大健壮的身躯上的那副清瘦的脸膛，那疲劳的眼神，于是未免同情起这个比我大十岁的人来。恍然觉得昨天晚上的那场斗争会，好似是一个遥远的梦。现在我们常常会轻易地把那次清查形容成一次群众斗群众的闹剧，但那时却是十分认真地跟着主持会的人大呼小叫，从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去残酷地折磨一个无辜的人。

他是孤独的。开始一个阶段，连队里没有人敢跟他靠近，至少是从表面上跟他划清了界限，怕受到牵连。尽管没有人打心眼里认为他是反革命。他也很知趣，不主动跟平日要好的同事接近，更不轻易同他们谈话。连吃饭的时候，他也总是拿了饭远远地蹲在墙脚下，一个人闷闷地吃。他过着一种近乎与人隔离的生活。他能接近和谈话的，仅仅是那些跟随家长下放来的孩子们。我的小儿子，就这样成了他的好朋友。那年我的儿子才三四岁。

星期天是干校法定的休息日，有家属随同下来的五七战士，在这一天里可以享受假日的愉快；单身汉们呢，不是躺在床上大睡一天，就是外出，特别是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大餐一顿，以解一周来的馋虫，彻底放松一下疲劳至极的身心。营地里一时变得空虚而自由起来。王春元也成了没有人看管的自由人。在这种时候，他也许在想家吧，想着远在京城的家人和孩子。因此，他看到我们的活泼的孩子，便慢慢地与之接近起来。他带着我们的孩子到田野里、小溪边玩耍，为他逮麻雀，捞鱼摸虾，天真无邪的孩子便成了他最不必设防的小伙伴。当地的河沟里出产鼋鱼（小乌龟），农民们常常逮了来拿到集市上出售。干校的五七战士们常常去买了来煮汤吃。有一次他在小河边的泥洞里给小方逮了一只小鼋鱼，用一条小树枝栓着一条腿，逗它在地上爬，并给孩子讲述鼋鱼的知识。孩子高兴极了。当他把孩子送回家来的时候，孩子拉着他的手，大声地向我们喊着：“是王伯伯给我逮的！”在孩子的眼里，王春元伯伯是最好的人，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孩子给了孤苦无助的他带来的是从别的人那里得不到的情感和慰藉，使他在情感上心理上有所寄托。这只小乌龟，我们放在提水用的一只小桶里养了好长时间。我们借住的屋子很小，只有门而没有窗户，一张大床就占满了整个屋子，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养小乌龟的小桶就放在床铺的下面。孩子从干校的临时幼儿园放学回家来，总要把小桶拿出来，按着小乌龟的头，仔细地端详它的硬壳，看是否长大些了，是否长硬了，按时给小桶里换水。直到1971年夏天我带着儿子离开哲学社会科学部息县干校，回到在天津团泊洼的我本单位干校——文化部（我所工作的中国文联已经名实俱亡）静海团泊洼干校时，这只小乌龟还活着。它的寿命真长，生命力真顽强！在这只珍贵的小动物身上，浸润着那个特殊年代里一老一小两个好友之间点点滴滴的深情厚谊。

“文革”初期形成的学部两派群众组织中，我的妻子所在的组织（总队）与王春元所在的组织（联队）是对立派。我的妻子虽然归属于一派群众组织，实际上她的派性并不强烈，因为她被认为是有港澳关系的人员。自从在干校的抓“五一六”斗争会上认识了王春元，又经过小孩子这层关系，我们全家与他的关系竟然逐渐密切起来。后来干校军宣队主持的对他的看管也逐渐松懈了，我们之间常有来往。由于中途（1971年6月）我离开了客居两年之久的学部息县干校，回到天津团泊洼我原单位所属的文化部静海干校，王春元的“五一六”嫌疑是什么时候解除的，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大家都先后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改造生活，我于1971年底从团泊洼文化部静海干校第一批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过了几年，文学研究所干校解散，所有人员也全部回京。恢复工作后，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属于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他还常常来我家里攀谈聊天，每次来的时候，总不忘记给他的干校小友送一两件小学生的礼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先后都重新回到了文学工作的岗位。我于1977年6月年调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半年后，1978年6月《文艺报》复刊时，又转到了《文艺报》编辑部，担任了编辑部副主任，主管文学评论。王春元虽然经过几年的磨难，却也毫发无损地重操旧业，并担任了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因此，我们有机会在揭批“四人帮”的阴谋文艺和左倾路线的斗争中携手合作。那时，我们常常见面畅谈，我们的文艺思想又是那样的一致。他却从来不谈在干校受的冤屈和苦楚。我们大声疾呼，积极奔走，并且运用手中的笔，为老作家和作品的恢复名誉，为新作者的脱颖而出，为新时期文艺的新局面的到来，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不仅常常出席我们主办的文学会议，而且也常为《文艺报》撰写文章，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观点，成为当时文坛上比较活跃的文艺评论家之一。1979年他发表了影响很大的《论英雄人物的塑造》长文，廓清了长期以来被“左”的文艺思想搞乱了的英雄观，批评了长期泛滥于文坛的“本质论”，提出了把英雄从“神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的主张；不久之后，他又撰写了一篇长篇评论《谌容论》，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悲剧形象、意义以及悲剧的成因。1982年，冯牧、闫纲和我三人为湖南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套“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时，我们决定把他的文学评论和理论文章收入丛书，由我同他联系，编为《王春元文学评论选》（1985）。这是他在新时期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出版时，我已奉调离开了《文艺报》和当代文学战线，但它却是凝聚着我们之间友谊的标志。三年之后，他又出版了一部专著《生活论——文学原理》（1989）。

进入90年代，他患了严重的心脏病，植入了心脏起搏器。他被迫中断了写作，我也离开了编辑工作岗位。我们住的虽然不远，可是像过去那样见面的机会毕竟少得多了，只是偶尔通通电话，互相问安。1994年秋天，一个晚上，顾骧兄突然打来电话说，春元逝世了。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震惊。一个在最看不到出路的特殊环境中认识的老朋友，一个有着那样健壮的体魄、那样深沉的思维、那样坦荡的胸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文坛需要您的时候，怎么就突然不幸结束了生命呢？

写于1995年8月9日；改于2014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