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雨的夏天——干校琐记之一

多雨的夏天

——干校琐记之一

1969年的秋冬，寒露前后，在塞外的官厅水库北岸，已是寒气袭人了。正在干校工地上和泥脱坯干活，突然间接到邮递员送来的一封电报。展开一看，原来是我妻子单位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的军代表发来的，要我立即返京。我拿着电报向连里请了假，便慌不择路地取道延庆县走山路赶往北京。到京后，文学所的一位姓薛的军代表向我宣布：文化部干校不带家属，学部的干部连家属一起到河南罗山干校。你跟我们走！你的将来由我们负责了！在一周内办好所有手续。和平里的宿舍住房要交出去。倒也是，“文联”的名称都不存在了，我们干校名称叫“文化部五七干校”，我所在的连队三连，人员来自原中国戏曲研究院、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原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作为一个已经宣布解散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不容商量的指令，我一时无语。但潜意识里明白，交出房子就意味着连根都拔了。

就这样，一封电报和一次简短的谈话便改变了我的命运。单位没有了。住房没有了。拉家带口到河南罗山干校去，从此在北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彷徨。困惑。沮丧。看不见未来。得令后，立即处理家里所有的书籍，连挑选的时间都没有，一股脑儿全都卖给了收废品的小贩，七分钱一公斤。精装硬皮的俄文书，要把硬皮撕掉小贩才肯收。读书无用，文化贬值！原民研会丛书编辑部主任陶建基先生送我的从创刊号起全套的《译文》杂志，我工作后单位发给我的全套的《民间文学》合订本，以及家里唯一的一件贵重物品——一台交流电的五灯收音机，下乡没有电没有用处了，却又舍不得卖掉，就留在了住室的顶柜里，我走后，就留给这间房子的未来主人吧。一周的时间处理了全部家当，便立即返回官厅水库，办手续，拿东西，就此脱离了文化部干校。

我和妻子、七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一家四口，随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放河南的干部一起，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乘火车远赴信阳。中途在明港下车，在那里的一所步兵学校里暂住几天，然后乘汽车转送到罗山干校所在地。在罗山县一个劳改农场里住了一个月左右之后，又迁到了息县的东岳公社。息县是春秋时代息国的故地，贫弱的息国被楚所灭，被赞为“桃花夫人”的息夫人被楚文王掳去，息夫人虽然为楚王生了两个王子，却一直怀念故国、牵挂息侯，与楚王三年不语，最终自尽而死。诗人宋之问有诗叹曰：“可怜楚破息／肠断息夫人／乃为泉下骨／不作楚王嫔／楚王宠莫盛／息君情更亲／情亲怨生别／一朝俱杀身。”关于息夫人的故事，一直在当地流传着。而我们所要去的东岳公社，却原来是一片广袤的荒地，几无人烟的地方。

单身的下放干部，不论男女老少，体强体弱，包括何其芳、钱钟书、吴晓玲等老专家，用汽车直接拉到了荒凉不毛的东岳草滩上。在这片草滩荒地上扎帐篷，打地铺，安营扎寨，脱坯盖房，白手起家建设干校。带家属的下放干部，则在公路边上一个叫做包信的公社所在地下了车。我们一行人来到包信中学，学生们还在停课闹革命，尚未复课，教室都空着，我们便在这里安营扎寨，住了下来。

包信中学离劳动的干校工地实在是太远，大约有十多里地之遥。每天往返上下工很不方便。这帮知识分子在工地上干完一天的累活后，回驻地的路上的那种景象，不由得让我想起1958年在十三陵修水库的时候那幅残兵败将的图画。过了一些日子，从长远计，连部决定，家属队，包括俞平伯夫妇、美学家蔡仪和乔象钟夫妇等，统统搬迁到东岳公社所在地那个村子里去住。新的驻地与劳动工地之间虽然隔着一条壕沟，直线路途却只有四五里，早晚上下工方便多了。

这是个大约有百十来户人家的村子。我不清楚这里为什么叫东岳，是否与老百姓崇拜的东岳大帝有什么关系，也许过去街上什么地方曾经有过一座东岳庙，现在没有了？除了公社的办公用房是砖墙建筑外，老百姓的房屋，几乎一色都是土的，或者叫做“干打垒”吧。村里的一条主要街道，是农村集贸市场，五天一集，四周的老百姓到这里来赶集，买卖鸡鸭鱼肉、针头线脑和自留地里生产的农副产品。这条小街，平日里冷冷清清，逢到赶集的日子，才显得热闹起来。几十个带家属的知识分子下放干部，呼啦啦来到这个村子，被分散安插在了农户空闲的屋子里。添人加口，又是些北京来的大干部，使这个本来死气沉沉、静如止水的村子，一下子变得不平静了。

我一家四口被安置在这条街面上一间年久失修的破旧门面房里，对面是村里的供销社。估量一下，大约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样子。临街开了一扇大大的车门，没有窗户，安下那张费了很大劲儿从北京带来的木板床后，就再也没有什么空闲的地方了。一家四口人，只能横着睡在这张床上，虽然挤点，倒也还算安适。客居外地，总算有一间自己的住所了。由于天气寒冷，又要起火做饭，进门就得脱鞋上床，地下是没有地方站的。因为房门朝街开，时常有热情的不速之客探进头来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同你搭话，要看看这家从北京下来的干部，家里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家当。一天两天倒也没有什么，时间长了，就难免感到心烦，所以时时得把门关上。然而门一关上，屋子里便顿时黑暗得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于两个活泼的孩子，实在是无法承受的。过了些日子，连部又把我们转移到了公社大院后院的一间空闲的房子里。那里已经住着文学所的王锳和她的女儿和冯志正夫妇一家，我们来了，两个孩子们也有了上学的同伴，他们感到特别的高兴。

俞平伯夫妇被安排在一个大水湾（水塘）的岸边，一间闲置久矣的没有院落的空房里。消息传来，村里人都知道来住的是一个被毛主席点名批判过的大名人。当老两口在连里同事们的帮助下，带着大包小包来到这间预定的住室时，顿时招来了一团一伙的村民来看热闹，俞平伯就像是动物园里的稀有动物一样，被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们伸头探头一遍一遍地观赏着。虽然事先有人草草地把屋子里打扫过，但墙壁和屋顶很黑，是常年烟熏火燎地呛黑的。既来之，则安之。自《红楼梦》研究受批评这么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环境好像并没有影响到俞平伯先生的心情。集市上有各种生活用品和食品出售，我们看到，他常到集市上去买烧鸡来吃。他住的这间房子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没有邻居，可以堆放东西。冬天来了，取暖的事迫在眉睫。俞老先生就找老乡帮他到大集上去买了一车高粱秸来，以备开火作饭和冬天取暖之用。

为了解放劳动力，让所有的干部都无后顾之忧地参加劳动，连里在村子里办了一个托儿所。蔡仪先生的夫人、古典文学研究者乔象钟先生被指定为幼儿教师，当起了孩子王。她很热爱这项事业，全心全意照管和教育这些孩子，与孩子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很受孩子们的尊重。我的小儿子那年才三岁，不能带他到工地参加劳动，平时就把他寄托在托儿所里。乔象钟先生成了我儿子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我每天送儿子到托儿所，然后再和妻子一起带着女儿步行到工地，下工后再去接儿子回家。七岁的女儿，在包信时，就学会了在野外检柴禾，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只是南方多雨，碰上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特别是过村外那条积满了水的水沟时，就不得不卷起裤腿来，赤脚背着她走。现在好了，她可以到村子里的小学上学了。我们常听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女儿早早就懂得了在农村的生活，每天下学回家时，总是先去接了弟弟，还把一捆捡来的柴禾拖回来。

1970年的夏天，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多雨的夏天。一旦下起雨来，几天不放晴，道路泥泞不堪，无法出门，集体住在工地上的同事们，就组织学习，我们住在村里的，只好呆在屋子里。那个时代，还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连报纸也没有。农民自己盖的屋子，一般都是黄土干打垒的墙体，用高粱秸和麦草盖屋顶，遇到连阴天，对墙体的威胁很大。一天夜里，我们在睡熟中，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袭来，一阵狂风把我们住的茅屋的屋顶给揭走了，雨水淅淅沥沥地流下来。怎么办？孤立无援的我们，束手无策，深感到身在他乡的无奈，仓惶中，只好拿出那块包裹被褥行李的大塑料布来，蒙在被子上面，继续躺在床上，度过这个一生难遇也难忘的长夜。天亮了，风刹了，雨停了，担惊受怕的风雨之夜过去了，所有的家当都像是被水泡过的。心情之沮丧是可以想见的。

这间屋子显然是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了。连部又出面向公社求援，给我们借了一间屋子。

曾发表于《齐鲁晚报》1995年8月2—3日，如今报纸和电子版都找不到了，部分重写于2014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