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干巴老头子”
细读《常识的求知》，我们可以发现《金牧场》日本访学故事中出现的各种学界人物的原型以及张承志先生对他们的评论，虽然这些评论并不总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和逻辑的推敲。
高山杉
《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
张承志著
三联书店
2012年4月第一版
358页,35.00元
张承志先生写过一本《金牧场》（作家出版社，1987），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但远不如《北方的河》那样出名。《金牧场》包含了好几个故事，其中之一是讲述主人公在日本东京“中央亚洲研究中心”访学期间，与中亚古文字学者平田英男合作，借助平田“精湛的语言学能力”，以及主人公“十几年浪迹中国北方的体验”，解读并译注中世纪蒙古语译本《黄金牧场》。张先生后来对《金牧场》很不满意，把它删改成《金草地》（海南出版社，1994），被删的正是日本访学故事。
这段故事应是取自张先生1983年5月到1984年6月在东洋文库进修时的经历。张先生曾是内陆亚洲史的圈内人，念过翁独健（1906-1986）的硕士，认识榎一雄（1913-1989）等东洋学权威。出于种种原因，他很早就告别了体制内的学者生活，但却一直尝试用“文学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不断撰文反省自己所从出的实证史学。这些反省文章最近重新结集为《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细读此书，我们可以发现《金牧场》日本访学故事中出现的各种学界人物的原型以及张先生对他们的评论，虽然这些评论并不总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和逻辑的推敲。
平田英男、山田信夫、護雅夫和梅村坦
张先生在《金牧场》里是这么描述平田英男的：
平田总是用一个大尼龙兜子塞满各种活页夹子，甚至永远在那兜子里塞一本克劳森爵士（按：指Sir Gerard Clauson, 1891-1974）的《前十三世纪突厥语词源学辞典》（按：指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1972）。平田总是旁若无人地在酒场摊开他的功课。他一直觉得平田那种旁若无人地在酒馆翻克劳森辞典的派头极帅……
平田是一个真正严肃的学习家；除了母语之外能读英、法、德、俄、汉、土耳其、古突厥、阿拉伯、波斯一共九种文字，当然最得意的是英语和土耳其语。
平田身上大概综合了山田信夫（1920-1987）、護雅夫（1921-1996）尤其是梅村坦等日本几代突厥学家的特征。梅村是张先生的朋友，他们经常互相帮助翻译对方的作品。张先生翻过梅村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吐鲁番考古记〉所收回鹘文古文献过眼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十五、十六期），梅村则译过张先生的《王延德的高昌——北庭经路考》（《亚非语言文化研究》，1981年第22号）、《蒙古大草原游牧志》（朝日新闻社，1986）和《殉教的中国伊斯兰》（亚纪书房，1993）。
初到日本时，张先生参加过UNESCO举办的暑期土耳其语基础讲座，显然是要为学习古代突厥语，进而研究突厥学打一个基础。正如他在《从象牙塔到吐鲁番》（《常识的求知》，第105-111页）一文中所说：“曾经那么久，我一直把这个领域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相当正式地摆开架势，向它的基础语和古代语进攻。”《从象牙塔到吐鲁番》就是关于山田信夫三卷本遗作《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梅村坦为编辑之一）的书评。
在这篇文章里，张先生谈到日本中亚史语学巨擘羽田亨（1882-1955）和中国回鹘文研究开创者冯家昇（1904-1970）论著中的两个错误：
在数十年的攻读中，有过不少花絮轶事。比如日本西域学术泰斗羽田亨曾发表《回鹘文女子买卖文书》，后来被严厉驳正。因为他把“葡萄园”（borluq）一词误读成了“女子”（blk？），买卖问题变成了奴隶问题。无独有偶，我国冯家昇先生1961年所著的《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附控诉主人书》虽是开创之作，但他把“我的儿子们”（oγlan-lar-m，即oγul-lar-m的古代语形式）错译成可以驮载人夫的“乌拉马”，把整整一篇“赎身”文书误读成了“卖身”文书。
这样的故事，若是让阿凡提知道了，无疑一定会被编成笑话。高深学术对日常生活的无知比比皆是，这是无法辩护的。但是一笑之后，如果认定学者就是白痴，则更是毫无道理。教训大概主要是，熟知母语的人不懂古代书面文字，而识文断字的人，胸中并不拥有自然的语言。（第107-108页）
我们都知道，用于拼写古代突厥语的回鹘文字母复杂难认，在辨读时稍有不慎，就会错读或漏读笔画。羽田亨正是错读了回鹘文的笔画，把“borluq”（葡萄园）认成了字形接近的“blk”（女子），“严厉驳正”他的人就是護雅夫。不过张先生不提羽田致误的直接原因（错读回鹘文笔画），却指责他犯错全是出于“高深学术对日常生活的无知”，或“胸中并不拥有自然的语言”（指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现代突厥语），这样没有切中问题要害的批评反倒是“无法辩护的”。
冯家昇的例子，问题更多。第一，《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附控诉主人书）》，初刊于《考古学报》1958年第二期，张先生将发表时间误作1961年。第二，该文不全是“冯家昇先生所著”，而是冯家昇同苏联突厥学家捷尼舍夫合撰的，在署名上捷氏还是第一作者。如果该文有错，账不能只算在冯氏一人身上。第三，捷、冯二氏的错误同羽田一样，在于错读了回鹘文笔画，把本该是oγlan（男儿）的词误看成ulaγ（驿马、乌拉马）。最早指出捷、冯误读回鹘文的正是山田信夫。山田当时看不到契约原件，他依据的还是捷、冯二人论文所附有点儿模糊的照片。
张先生早年写《元代畏兀儿人内部状况》（《民族研究》，1983年第五期）的时候，已经知道羽田亨和冯家昇的这些“花絮轶事”。他当时就把冯的错误定位成“错译”而非“错读”，认为“其研究自然无法参考了”。到了写《从象牙塔到吐鲁番》时，他就根据往年读书治学的印象结论到“回鹘文献的解读，不是靠写本和照片有多么清楚，而是靠懂多少现代突厥语”。但是，比起懂更多现代突厥语来，写本和照片的清晰，不正是正确识读回鹘文，从而正确翻译古代突厥语文献的首要条件吗？另外，不附带任何条件地强调懂得现代突厥语会有助于理解古代突厥语，“活的生活可以指导古代研究”，也容易走上“以今训古”的危险道路。
羽田亨和耿世民
《金牧场》主人公的脑海里，经常回响着一个中国老教授说的话：“从甘肃到土耳其，所有的现代语我都懂。”这位“躺在一张破竹椅里的头发灰白的古代突厥语大师”，原型应该就是耿世民（1929年生）。张先生《文明的入门》（第141-151页）一文所评，就是耿世民所译羽田亨的《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但此文初版却是评论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弘文堂，1931），并且提到耿译《文化史》就是《概论》的译本。但经著名旧书网站“布衣书局”的网友八百民指出，耿译《文化史》的底本并非《概论》，而是另外一本《西域文化史》（座右宝刊行会，1948）。《西域文化史》是羽田根据他于1936年在岩波书店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央亚细亚的文化》增补而成，该小册子还有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年1月初版的张宏英汉译本，收进“史地小丛书”。1992年，日本东京平凡社曾将《概论》和《文化史》二书合璧重刊（东洋文库第545种），由间野英二撰写解题。中华书局2005年9月所出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就是依据平凡社重刊本的架构，收进耿译《文化史》（有修订），以及耿氏新译的《概论》（民国时还有钱稻孙和郑元芳的两个旧译本）和间野英二的解题。
张先生在新书的一篇附记中感谢了八百民，并且对原文有所改动：
糟糕的是：记忆中在民族所时我读的应该是《西域文明史概论》，而写作这篇书评时手头却只有耿世民的汉译本《西域文化史》。我至今无暇去把两本书都找来再读一遍。考虑再三，决定稍改文字，把评论的对象换为《西域文化史》——不仅因此书的耿译本易找，更因我的文章，说到底，不过是借羽田言其他。（第150-151页）
身为著名作家，张先生有错就认，态度非常好，但问题是他这么一改，有些地方改得不够彻底。比如第143页第三行，留着一句“人悟到《概论》的目的”，还是在说《西域文明史概论》。另外，《概论》出版于1931年4月，照文章原来的版本，自然可以说“此书面世的那一年，正值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即钱稻孙《概论》译本所说“突然起了至不幸的变局”）。但是，如果将评论的对象改为1948年出版的《西域文化史》，那么还保留着“此书面世的那一年”，就矛盾了。
正如张先生所说，他这篇文章“不过是借羽田言其他”，但在对待羽田时似嫌不够公正。张先生未必不知道，不论是《概论》，还是《文化史》，主要都是概述伊斯兰化以前古代西域的语言、人种、宗教和美术，阐明东西文化或文明的交流。这是羽田的专业，是他最熟悉的领域，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关于这方面资料的知识，幸而无大缺陷”。至于伊斯兰化以后的时期，不是羽田的专业，所以在《文化史》里只是稍稍讲到，而在《概论》里只提了一两句。这是他治学严谨，并非故意忽视。可在张先生眼里，这似乎成了羽田的罪状：
优点本身也附生着缺点。入门书梳理了种族和语言的隐藏脉络，讲清了从祁连山到阿富汗的古代经纬，但它们没有说——这经纬铺衬在今日文明的底座上。不如说恰恰入门书关上了门：一道道学问墙挡着，背后是死语的迷宫。谁能学会那么多古语言呢？人们因无从入门而失望，于是淡漠了对鲜活文明的兴趣。（第143页）
这简直就是在责备羽田为什么没有完成他从未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了。羽田亨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伊斯兰化时期的中亚，但他的孙子羽田正（1953年生；《上海书评》第193期有对他的访谈）却是中亚伊斯兰文化和历史的专家，羽田正的父亲羽田明（1910-1989）也是中亚历史学家。这就是张先生说的致力于中亚文明解读的“羽田家三代父子”。
夏目教授和小泽重男
在《金牧场》里，主人公曾旁听一位夏目教授讲授中世纪蒙古语。夏目教授的原型应即日本蒙古学家小泽重男（1926出生，他的《中世纪蒙古语诸形态研究》有汉译本），因为张先生于1983年曾在东京外国语大学旁听过小泽讲《元朝秘史》，但小泽不一定同夏目教授一样为部落民出身。张先生求学时使用的《元朝秘史》，是白鸟库吉（1865-1942）的校本，蒙文转写本与汉文刻本同印，极便于查阅（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第260页）。
小泽的代表作是八册《元朝秘史全释》，其中将《秘史》原文还原成畏吾体蒙文。中国蒙古学天才学者亦邻真（1931-1999；早年使用汉名林沉）正是在看到小泽的工作后，才决定重拾旧业，出版了《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张先生的《掩卷追怀亦邻真——兼以纪念翁独健师诞辰一百周年》（第200-210页），比较了小泽和亦邻真在学问上的高下，但结论显然对小泽不利。但亦邻真在写《〈元朝秘史〉及其复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的导言）的时候，把小泽的书称为“《秘史》研究史中的一块碑石”，对日本同行倒是表示了足够的尊重。亦邻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建议大家去看他的老友和同事周清澍的回忆文章《忆林沉》（《学史与史学——杂谈和回忆》，第161-173页），我想肯定比张先生的“掩卷追怀”更加可靠一些。
以《金牧场》中被删的故事为指南，来搜读和评论《常识的求知》，感觉有点儿像张先生那些个羡慕他复印过尚未发表的大谷中亚探险队藏品的朋友（《东本愿寺》，《秘境》第186-188页），肯定会让他大不以为然的。无奈我只对张先生当年在京都逆着人流穿过古迹公园，在那些阴森森的研究室里会见过的干巴老头子们感兴趣，这种不上道儿的趣味还请张先生多多原谅。 ■
延伸阅读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
张承志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