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渐行渐远的中国民俗学会
好几个月上本坛一次,看到四条被管制的通知,被管制的理由也不是很明白,虽然水平有限,但我决心要有个好的态度,的确是自己的原因,凡事得有规矩,才能兴旺发达。所以对于被管制表示心悦诚服接受,并致以歉意!
这本来小事一桩,也许是恰到新旧交年,人总是需要思过,也许人生总有半日闲,我忽然感觉:是从什么时间,我与中国民俗学会渐行渐远了?
依稀记得在山西年会上,看到的风光大变,首先是老朋友少了一些,新面孔多了起来,这是规律,对此,我与大家一样,欣欣然于中国民俗学会江水浪推长流,与之相应在这次会议上,学会选举了新的班子,理事会进入一些新秀,我不知道学会总体格局的事情,也不知道别人进退的情形,反正我原本理事的虚名,候选提名中自此除去了。其中的内里,我虽不清晰,但是我有法宝解释,便是凡事归因自己,这也是我人生幸福的妙法。于是乎我在那个岁末思过中,找到了自己很多的足以出局的理由。但是我之对于中国民俗学会,仍然是九十年代师从钟敬文师的基因情怀,对于每个相识的,不相识的,都倍感倾心切近,且视为同伍。这对于别人,也许并不以为然,或许是一种略带滑稽色调的心态,而我却一直是信以为真。而且,秉性重情义,多年如故,只要是见到,或者听到,有民俗学圈子里的师长与朋友来广州,总是千方百计抽出身,尽力为之。
于是,这事此后,便又幸福地过着平常日子去了。
人生,总是有些事情是挂心的,其中,就有民俗学会的年会,尽管南北调动,境遇变迁,使得自己从事民俗学研究有诸多不利,但是每年还是记挂着去参加这个年会,因为,人生是由过往中的价值遗存构成,牵挂着的,实在是岁月中那些心灵共鸣过的老师与故友,见个面、聊个天,便是人生滋味。但是每次来到,纵然总有老友相见以慰长想,但是很多的故人,总觉得时间的溪流,漱石不止,连同曾经的情谊,已经被冲涮得越来越淡了。
使我无意间疏离了中国民俗学会,更心有戚戚的,是会议的交流,很有些话语系统不兼容。我本人读过三个硕士专业课程,尚不含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古典文学的同时,基本跟听了西方哲学硕士专业的全部课程,也曾经在全国性哲学学会做过大会发言。(发言论文另附以佐证此言)。我讲这些是说明,有这些底子,我并非听不懂所谓的学院派高雅风范话语。但是我对于一些发言的抑或说是学问的模式,并不能认同。大多是:讲个外国人说过什么什么话,搞个什么什么词,发言时再偶然夹杂点英文,显得有学问,即使面对说汉语的人。然后,在中国的某处某地,找个资料的或是口碑的佐证,做几何代数题一样,证明了,学问就做好了,观点就正确了。似乎采风中国民俗是为了证明外国某些人说的某个话某个词是正确的,或是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就算是完成民俗学研究的任务了,似乎也就很有水平了,很高雅了,很学院派了,更重要是与来自乡下的人的研究区别开了,甚至与自己曾经作为乡下人时的研究,区别开了,上了档次了。当然,我讲的不是说全部这样子,至少,这样子在潜在意识里,在这个位圈子里,是被大大认同的。虽然嘴上都是说着民俗学来自民间、中国民俗应有民族的特色等等。
还有,就是不同的大学与民俗学者,都有自己的采风点,有些采风点,养育了博士的硕士与博士,即一大堆的学位论文,但是这些论文,你说做学问不能功利性,不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基础研究不关系应用,也无不可,学术研究对于社会的作用是潜在的,应用研究也具有滞后性。这些道理都懂,但是,有些研究,那些乡村提供资料的人们,十年、二十年过去了,那些博士硕士论文,价值意义很多是虚的,实在的就是拿了学位,升了职称,甚至是提拔的位置。但是对于民俗中的人们,对于他们的生活状态,有何意义与作用?如果说村庄年年岁岁,山河如旧,村人们容颜无改,这样的民俗学的学问终极意义在哪里?就是为了交流、为了培养学生,源源不断去写这样的论文吗?再者,这样的研究,比之应用性政策、实时性方案的研究,比例如何?如果比例差异巨大,中国民俗学会,是否应该考虑学术研究之风气、评价导向?虽然各学科领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民俗学,鉴于学科特征,更有学以致用醒悟的应然与责任。
在北师大的日子,转眼20年过去了,很多事情是那样历久常新。其中,买书就是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钟敬文先生每年给我们报销3000元书费,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终生不能忘怀的!也解决了我的大部分基础著作购买。那时,钟先生曾经叫几人陪日本广岛大学的加藤千代教授去买书,我非常开眼的是,她基本是一本本抽出来就放在购物车里,然后就一箱箱打包。那时我们整个国家都还很穷,我工资也就800多。前几天在北京购书中心,我终于也能够按照需要购买图书了,为了一个教育部项目,我花费两个整天的时间在挑选书。我发现,目前的书,固然有不少功力厚重优秀著作,但是比较少,一些人,搞个雷人的书名,粗制滥造居多。而且,不乏本学会盛名之要员、理事等,虽然我的归因法能够找到归于自己很多的不是,但到今天才真正想一下,为何此事多年心有郁郁?因为从整体上看,地域分布、个人资历、基础、贡献、水平、年龄(当年我49岁)各方面来讲,学会领导把我搞掉似乎不甚公平。但是只是个学会嘛,不必较真,今天是话赶话说说而已。
既然如此,为何有今天这一堆话呢?天下之大,学会之多,你走开就是了。今细想来,大概还是因为这个学会创始人钟敬文之于我,阴魂不散的缘故吧。
2001年夏天,我匆匆赶到友谊医院去看病中的钟敬文先生,钟宜老师在,先生还是那略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你去了广州工作,太好了!我五十年没有回去了,现你,正是桂味(荔枝的一个品种)上市的时候了。你到广州呢,再忙,都不要忘了做点调查。”我说“我很困惑,我生长在女娲城,做的都是这个主题的东西,到了广州,我连话都听不懂,更不知道做什么,感觉我的研究被切断了一样。”先生说“怎么这么悲观?你去的地方有人吗?有人的地方就能做民俗学。那里过去很多地方是水乡,人出门都是摇船的,现在都种田了,一定很有多东西可以调查,值得研究。”后来,我又去一次,是晚上,先生睡着了,施爱东在,我与他聊了几句,他说他在写博士论文,需要请教先生,因为我是晚上的票,就匆匆走了。
之后,我写了散文《又见风中无名草》,作为1994年11月在友谊医院陪先生住院写的《风中那片无名草》(发在当时的《北京日报》)的续篇。想先生每年都住院,这次肯定住一阵子就回去了,等下次去北京给他看。
到了2002年1月10日上午,接到钟宜电话:“爸爸走了。” 我们两个足有1分钟没有声音,我说:“不,先生太累了,他睡着了。”这时我在广州分不了身,找了个书法家,写了个长联,快递过去,遥寄哀思!2002年夏天,来北京参加民俗学年会,同时去到北师大先生的小红楼,钟少华在整理先生的书籍。先生音容宛在,然而风趣睿智的笑谈,自此无从寻觅,于是我就写了《寻觅风中无名草》,这个《无名草》三部曲,聊作为未能最后送先生的弥补。
多少个岭南的深夜,与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总是涌上心头,这使我不敢以专业领域的变迁,走上管理岗位的繁忙为由,放弃对于民俗学的调查研究。但是,在没有专业平台支撑、没有团队支持、甚至整个学校类别性质都不大适宜开展研究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在工作快速节奏的广州,每做一点点事情,付出的心血是加倍的。
但是这十多年来,我做民俗学研究从未间断,先后完成了省部级、市级民俗学方向的5项纵向项目立项与研究:同时组建团队,做了多项地方政府委托服务项目,资金总额一百多万元,自认对得起先生的教导。这些,被学院派看不能算作学问,甚至不能算作做学会理事资格的业绩?但是广东省的民俗文化研究会是认可的,而且认为我可以做个副会长。我可以说,我们做的民俗学,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直接服务,使得一方土地上的人民受益,我觉得,先生应该对我所做是认可的。理事不理事的,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写到这里,我似乎渐渐有点清晰了,我为何与中国民俗学会渐行渐远却又若既若离。
接下来,会怎样?无从知道,人生总有很多不确定,但是唯心怀间的那点真情意,不会随着岁月消失,只会历久弥坚。
请不要以为我这些文字为不平,更无丝毫愤懑,此一时彼一时,一人一事有其道理。这篇博文,完全是随机的率性闲笔而已。
张翠玲2014年12月29日
广州 番禺 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