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剪纸与关陇地区历史文化的关系
一、人类文明的发祥之地。
在关陇这一块士地上，最早开始繁衍生息的人类部落就是伏羲氏。伏羲氏是中国原始社会渔猎时代黄河流域龙图腾大家族的杰出首领，他是关陇地区葫芦河流域一个蛇图腾氏族的头目，在森林与川塬混交的地理环境中，过着以采集与狩猎为主的游荡生活，由于气候的变化和人丁的增加，伏羲部落逐渐从山地和川塬地向附近的河道地带迁徙，如关陇地区内的葫芦河、泾水、渭河、祖厉河、清水河等水两岸都成为伏羲氏族生活的主要区域。而且采集的食物向水生生物转化，即逐步向渔猎为主的半流动生活过渡。由于渔猎生活，使治陶业不断得到发展，于是产生了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
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真正找到了我国古老文化的源渊，寻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它是我国最西边的丘陵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存。这对研究关陇地区、关陇地区古代文化的形成，古代先民们的生活情形都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科学依据。大地湾遗址挖掘出来的几个时期的仰韶文化的文化特征，足以证明关陇地区原始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渊源。
二、关陇剪纸传承着华夏原始文明。
关陇指陇山左右的平凉、庆阳、固原、宝鸡、定西、天水等广大地区，是所在的黄土高原属于黄河中游的泾河文明。关陇剪纸的精神渊源与关陇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相关，代代传承的关陇剪纸所承继的文化内涵是与地域传统文化内容“一脉相通”的。
关陇各地遗留下来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为我们认识关陇剪纸提供了一个考古学依据。各地出土的先周时代仰韶文化遗存，诸如各县区陈列于博物馆里的彩陶，使我们直观地将现存的关陇民间剪纸与原始艺术相比较，以知其源流。
关陇地区是华夏始祖轩辕黄帝族发展的“根据地”，是戎、狄、羌、匈奴等古民族繁衍生息之地，是周人的发祥地，是农耕文明与畜牧文化的交流之地，也是民间剪纸的重要发祥地。古代各民族不同风格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关陇民间美术特别是剪纸中有着丰富的遗存。
由《诗经》歌颂周人开国祖先的《生民》《公刘》及《豳风·七月》等诗篇反应的农耕文化内容，诸如种稷、黍、菽、麦、麻、瓜等农作物，养殖猪、鸡、狗、羊、耕种、锄草，收割、打碾、储藏、加工、榨油、酿酒等，在关陇民间剪纸中至今还有保留着。证明了传统文化对农业生产关系的依赖关系。同时把劳动场景与祭祀自然神明的激情转化为载歌载舞的豳风歌谣，也转化为栩栩如生的剪纸造型艺术。关陇剪纸艺术品中，有不少田园生活气息非常浓郁的作品，其内在的音乐律动感，或静谧闲和，或跳跃狂欢，与《诗经》之豳风的气韵是一致的，相信关陇地区剪纸与《诗经·豳风》属同一文化脉系是无疑的。
三、丰富的人类文化遗存内容。
关陇地区各县区境内出土的仰韶文化器具，绘画图案极为丰富，窄带网格几何纹、弧线圆点纹、斜线纹、交叉斜线纹、蓝纹粗绳纹、锥刺纹、堆纹、刻划纹、三角纹、按印纹、鱼纹、波折纹、变体叶纹、钩连纹……这些点、线、面、体、色彩构图的基本手法，在他们捏制的圆底盆、小口瓶、三足罐、圆顶碗、圆足碗、尖口瓶、四足鼎、平底釜、条形盘、深腹罐、曲腹盆、三足钵等泥陶器物二度空间的范围内，尽情表现原始艺术家们的审美视角和思想情感。在原始社会的构图艺术中，彩陶是富有特色的工艺品，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它表现出了当时绘画艺术水平，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象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前仰韶文化一期绳纹红陶圆足碗、三足钵；宁夏隆德县出土的仰韶彩陶瓶；静宁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盆、彩陶罐；庄浪县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双耳彩陶瓶等馆藏的珍贵文物，在其主要部位上描绘出植物纹、动物纹、编织纹、几何纹等图案，是用连续写生变化所组成的图案结构。这些彩陶上的各种纹饰，充分体现出当时生活在关陇地区内的原始社会中艺术家们已初步掌握了许多形象的某些特征，浸透着原始时代人们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体验，以及他们对艺术的探索精神，从而反映出关陇地区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概括能力，它也说明关陇地区是民间剪纸艺术的渊源地。
距今4800年以前至7800年这3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在关陇地区生活的历程中，已经创造了代表自己智慧和能力的文化形式和内容，诸如石刀、骨刀、骨铲、骨针、骨锥、石铲、石锛、石斧、石凿、石环等生活的、生产的工艺品。
这些形体各异、图纹缜密、朴实、创作感情丰富、绚丽夺目的彩陶纹理，增强了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实现了他们对新门类艺术（比如剪纸）的创作积极性情感。
这是关陇原始人类精神生活的升华时代，是关陇地区先民泥塑艺术、绘画、剪纸、雕刻等艺术的飞越时代。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关陇民间剪纸艺术图样，很有可能出自各种彩陶花纹。
伏羲、女娲是关陇地区人类的先民，他们创造了关陇原始文化。大地湾文化是伏羲、女娲文化的代表，也是伏羲、女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陇地区发掘出土的大量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化内涵是伏羲女娲文化的继续和前展。在地理条件上，大地湾遗址位于陇山西南二百多华里之处。陇山西麓百里之地是伏羲、女娲降生之地——古成纪遗址，现隶属静宁辖地。所以整个关陇广大地区的原始人群受伏羲、女娲文化的影响是很自然的，这就是原始社会的“地域文化”。
“帝生于成纪，……有圣德……始作网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故曰伏羲。”（《史纲评要》）他制嫁娶，作网罟，名事物，画八卦，作陶器，创音乐，开创了我国最早期的原始文明。人文始祖伏羲是原始文化的超人，特别是他为人类创造了最早的科学文化——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关陇地区内出土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特别是彩陶）、建筑、宗教、绘画、泥塑等遗迹、遗物，都是目前全国少有的珍品。可以说，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年代，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对是最先进、最文明、最领潮流的。伏羲文化直接影响了周边地区，并沿渭河、泾河、清水河、祖厉河流域向黄河流域迁徙、发展。有了伏羲文化，才是后世的文化有了厚实的基础，有了能够大发展、多变化的潜在力，伏羲文化使华夏大地开始进入了文明时代。
古成纪伏羲文化是关陇地区的主要原始文化内容，它是这个地区的文化核心。关陇地区的原始文化是中华7800年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伏羲、女娲的诞生圣地，是中华龙的故乡，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是中国一切艺术的摇篮。伏羲女娲文化在关陇地区的产生及迅速传播，为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下的区域文化内容丰富、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陇地区这些人文始祖创造文化、创造文明的圣德和业绩在古籍文献中都有丰富的记载，如《周礼·冬官考工记》说：“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韩非子》载：“上古之时，……有圣人，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菰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子，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周易》里记载着伏羲创造八卦文化的过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关陇地区文化艺术之所以极其宏厚、庞杂、保存得如此完美、纯真，就是因为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被这种“悠久历史”所层累掩没的历史过程。
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说到底是一个符号世界。因此，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就是一个符号的存在。人既创造符号（包括民间剪纸艺术），又生活在符号空间中。人是文化的动物，也是符号的动物。人反映着符号，符号也反映着人（见武文《宏观文化人类学》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4月）。作为符号的八卦，原始人必然要依赖于它，广泛的使用它。符号是人类特有的文化领域，不使用这种八卦文化符号的原始人类族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同上书引）。因此，在某种竟义上讲，剪纸作为原始人类是通过这种符号不断得到发展，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一种艺术。应该说关陇地区最早的一种艺术所存在。
四、周秦文化的影响。
关陇地区是周人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因之，周文化在这一地区最早形成。春秋中期后，华夏各国日益强大，许多戎狄蛮夷被周人征服和吞并。“……军事上的征服，使一些戎狄蛮夷强制的接受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第一册）自秦汉以来，中原统治者都将防御的主要精力放在西北。关陇地区所处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东西文化交融荟萃之地的原因。
西周时期。周是兴起在渭水、泾水中上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落，那时，泾、渭两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周人能够勃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周人的始祖是后稷，名弃，其母姜嫄，有邰氏女，出野，践巨人迹，感而生弃。后来弃就留在他母亲的氏族中，安家立业，《诗经》中所说的“即有邰家室”，就是指周人开始建立庐舍的时代。自后稷十几代传至公刘，他们渡过渭水，迁居豳（今陕西栒邑）。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这时“被称为戎狄的西北诸游牧部落，也向渭水、泾水流域移动”
。（剪伯赞 《中国史纲要》第一册）周人被这“外来”的强大部落所侵扰、压迫，古公亶和相邻的一些部落同时向豳地迁居，在那里又开始建立基业，创造自己的文化。
公刘的父亲鞠死后他继承父业，“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史记·周本纪》）。翻阅《中外历史年表》（剪伯赞主编）我们大概可以理出关陇东西周、戎在发展这里文化的脉络。
周祖大力发展农业文化，周代的农具，见于文献的有耒、耜、和象锄一样的镈、割禾的短镰铚等。双齿的耒和铲状的耜是周人、戎人的主要农具，这些生产工具大多用石材、兽骨、木料做成的，做工是十分精致的，表现了那时候工艺水平。关陇地区在西周时期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十分昌盛，泥陶制作方面出现了板瓦和筒瓦，它的出现使居住文化有了一个新发展和新内涵。特别是西周青铜器的出现，
从饕餮纹铜鼎、云雷纹铜簋、铜戈、铜钩戟等青铜器中，我们看到了民间剪纸的雏形图案。
周人是依附土地的农耕民族，他们创造的是农耕文化；而关陇地区的戎人依附山林牧地，他们创造的却是游牧文化。这两种文化都有它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在这两种政治集团在关陇地区内对峙、相持的历史长河中，都相互影响着。战争虽然使这两种文化都遭受劫难，但是，战争又使这两种不同内涵和不同形式的文化得到不断融合和发展的机会。融合的过程，实际上又是多元文化出现的时候，也是这个地域内的另种新文化内容产生的一个过程。
多民族的存在，产生多元内容的文化。就是基于以上这种历史文化的原因，关陇广大地方的传统文化才有其深厚的层面，有其深刻的底蕴，有其丰富全面的内容，有其奇异的形式，有其珍贵的价值，在全国形成它独一无二的地域特征，成为周文化发祥的一个重要发祥地区。
秦统一中国后的这一大段时间（公元前771至前209）的历史进程中，关陇地区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随着社会大变革的到来，由人民创造的文化，后被官府贵族所占有，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文化知识。这时，他们已不能继续垄断下去了，文化教育开始普及于民间。于是“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
，劳动人民接受文化教育的开始，才是社会文明极大提高的时候。那时，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艺术、技人才。史书、兵书、寓言、散文、诗歌和诸子的作品大量的问世。特别是诸子的学说和思想的出现，造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这些文化思想对后来中国长期的封建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为关陇地区后来在各个时期诞生那么多英勇善战、文韬武略的历史人物，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
秦代的关陇地区是边陲要地，保存下来的长城、众多督师边防的城池、兵民共处的邑堡遗址和出土的大量的铜铁兵器，佐证着关陇地区在秦汉时，军事力量的强大和在这种军事背景下产生的古代军旅文化内容。
戍边士卒皆来自四面八方，他们都是当地百姓中“能文能武”者，又是巧工精技者。他们给军营生活带去了各地的文化形式，部队的军营生活由此而丰富。吹拉弹唱、杂耍舞蹈、雕刻捏塑、刺绣织编、漆烙绘画、剪纸，各种文艺形式和各种文艺人才都会荟萃军营，并经过军营，这些来自各地的、各群体的文化得以交流、得以传播，得以融合。边陲军营文化成为关陇地区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边防戍卫结束，他们又把这种新文化带回家乡进行演出，活跃家乡的文化。
五、关陇剪纸与汉画像砖
自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以来，东、西方文化在关陇地区发生了强烈碰撞并走向了交流、渗透和融合。剪纸是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的剪纸有着不同的风格，但它的遗传基因是代代相传的。庆阳的镇原、平凉的静宁、白银的会宁、定西的通渭是关陇地区比较偏僻封闭的区域，也是民间剪纸最具特色的地区。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人民，远离了世俗的束缚和名利的纷争，创造了纯真、质朴、简练、具有独特风格的民间剪纸艺术。从至今保存下来的关陇民间传承的剪纸纹样中，我们还可以嗅到汉画像砖的气味。
天水师院张博老师在《大众文艺》“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栏目对民间剪纸艺术与汉画像砖的的相似性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说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奋发图强的伟大时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在文化层面上不断地总结完善发展了自先秦以来的成果，使得哲学、文学、艺术各领域显现出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包罗万象的汉画像砖艺术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它是一种独特的浅浮雕艺术，向我们展示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发映了当时的思想意识形态，被《文心雕龙》誉为是“画面上的汉赋”。
西汉初年道家思想一直是主要的意识形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以历史经验为内容先秦理性精神也融入文艺领域和人们观念中。同时在军事、外交层面不断地对外扩张过程中，华夏民族的荣誉感得到了空前提高。汉画像艺术中数量众多的征战、狩猎、车马出行等内容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民族自豪感。
与此同时，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上古圣贤的形象也以图腾的形式占据了画像石、画像砖的主要位置。如正面站立，头上有双髻，头部硕大、浑圆，肩膀宽阔平张，上臂下垂，下肢叉开，手足外撇的人物形象，就是郭沫若考证了的轩辕皇帝的族徽，实为金文中的“天字”。关陇地区至今过大年时，妇女们要剪一些这样的纸人供奉，他们代表盘古、伏羲、女娲、或天皇、地皇、人皇五方皇帝。这些图腾式的“祖神”，有着较为固定的模式，不能过份的修饰与修改。当我们把这些剪纸和前面提到的画像砖中的始祖领袖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造型特征中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关陇传世的剪纸中有一种“鹿头花”的纹样，表现的主题是生命之树。将鹿作为图腾的习俗风靡于两汉。鹿在汉时代表物候和节气，象征着生命的永恒，其形象大量出现于画像砖中。当我们把“鹿头花”剪纸与画像砖中的“鹿头”相比较，两者的相似程度是惊人的。“鹿头花”在造型上实际上是雄性麋鹿的头部正面形象的艺术衍生。树的主干部分一般为鹿的面部的艺术变体，而树的枝干则是鹿的双角。这是一种明显具有图腾意味的剪纸样式。对于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国来说物候、历法、节气就显得格外重要，而鹿角在春季生长秋季脱落的生理特征与植物的生长特征非常相似。因此，在民间鹿也就成了节气的象征，并且预示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瑞兆。
据《三海经》记载，我国东南曾有“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其生羽，一曰在此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可见羽人是“人鸟合一”的神明。在汉画像艺术中曾大量出现过“羽人”，它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图腾”，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汉代在文化上直接承袭了楚文化，楚地以“鸟”为图腾。《论衡》曰：“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翼，行于云。”可见“羽人”是具备了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神仙形象，这种仙人正迎合了汉代祈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时代风潮。在关陇传世的民间剪纸中就有大样的“羽人”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作为一种消灾避邪的保护神，作为期盼长寿的美好愿望，在民间常剪常新。
六、民族文化与佛教文化。
这些历史文献记载表明：关陇地区在两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三百多年来形成多民族居住的特殊区域地，这些民族在这里建立都地，统治关陇地区，推行他们民族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文化内容（玩、嬉、娱、乐、耍、琴、棋、书、画、艺、技、礼、仪、文、字、语、言）。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相互得以学习和借鉴；生产技术得以推广；射猎走骑技能得以传授；各民族先进的科学生产力得以促进；社会结构得以变化；民族经济得以发展；宗教得以传播。鲜卑统治阶级，从迷信方面来接受并提倡宗教。佛教文化在这时期得到大发展，北魏宣武帝皇后胡充华是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是司徒胡国珍之女。她成人入寺为尼，精通佛经大义，善讲佛法教理。这位后来的皇太后，临朝听政。从516年至528年，她听政13年，由于她崇尚佛事，深信佛法能减轻罪恶，临朝后，佛事日炽，到处修建寺院，开凿石窟，其建筑规模之大，为历代之最。据史书记载，当时，全国庙院激增至3万余所，尼僧达200余万人。因为她是关陇地区人，地方人极其崇拜胡太后，于是大兴土木，修庙建寺，寻找石山开凿石窟，敬神事佛，十分兴盛。关陇地区的北石窟寺，开凿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现存窟龛295处，石雕塑像2125座，规模宏大，造型优美。南石窟寺开凿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同时开凿的还有王母宫石窟。这些石窟内如此繁多的雕刻，优美细致，精工绝。须弥山石窟大概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77年至499年）。须弥山石窟经过历代开凿，共有130多窟，其中70多窟雕凿造像，婀娜多姿，装饰丰富，雕造技艺极精，代表了北魏石窟造像的水平。甘肃泾川（古安定）境内的泾河两岸百里之地就保存着500余石窟，堪称石窟长廊。古安定境内在北魏十六国时期，寺庙林立，佛事鼎盛。许多私人家庭都设置佛、道禅堂（又名堂子）。王母宫石窟至甘家沟再到罗汉洞泾河南岸一线20里之遥，分布着几十个有造像的佛窟和200多个可供僧众居住的大小石窟。正如俞剑华《中国绘画史》所描绘的“石刻造像，弥山冈谷；佛寺画壁，层出不穷，几乎人持佛号，家燃净灯，佛教之盛，达于极矣。”
佛教的兴起，也为剪纸艺术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陇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泾水、渭河、清水河流域是最早诞生人类的摇篮；这里是农业文明与牧猎文化的契合之地，至今保留着古代传统的农业生产形式；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地域风俗文化独特、奇异；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社会背景产生多民族的多元文化，多元的文化内容极其丰厚；发掘开发大有远景；积极保护民族的、民间的文化势在必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受地方名人文化陶冶和地域水土风习影响，关陇地区的人们勤于耕读，乐施好善，豪爽耿直，忠烈尚武；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铸造了关陇人勇于吃苦耐劳的性格；受传统风习的涵养，关陇人在继承、创造、发展传统文化上，一代一代不懈的追求、创新。
关陇地区一切的文化、历史，都为关陇地区的民间剪纸艺术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和内容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