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化俗成民到“革命的对象”

杨春宇、吴晓黎、宋红娟和李立的说法都各有道理。俺说点感想。

这回你们对高老师的正常/非正常的预设本身提出了质疑，挺好。俺也觉得高老师是否可以再考虑：正常/非正常的预设是否只是一个理论预设？它是否需要有经验内容和价值判断方面的讨论（杨春宇认为应该有，高老师认为民俗生活“在这个位置上是否所作所为都是对的，那却不一定，或者说，一定不尽然”）？这种预设是否要“放在现代性反思的框架之下，包括对国家与社会的一个合理关系的反思”（吴晓黎）？

其实，高老师的预设已经暗含着一个判断，即民俗生活在（正常的）国家和社会中本来应该具有独立的位置和价值，否则即为不正常或者失序。他想考察的也是“现代”中国的情况。正如杨春宇（运用德里达）怀疑的那样，在中国是否存在过“正常”状态，即民俗生活是否曾经在它本来的位置上？这也与张勃的第8问有关：“原有生活秩序是理想的生活秩序吗？”如果我们放宽考察的时间跨度，中国古代一直有化俗成民的做法，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能否说，民俗生活在中国向来没有被官方承认的独立地位，它只是被看作德政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发展到极端就是变成了“革命的对象”（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在中国似乎有一脉相承的线索）。由此看来，民俗生活的回归本位在中国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可能一直不曾得到过高老师说的那种“正常的”独立地位，它自身的独立价值也很少得到官方的认可，它原有的秩序并非理想的秩序，“再者说，过去理想的未必现在就理想——语境已经改变了”（李立）。因此，高老师的对立预设是一个现代性的预设，似乎有必要进行现代性反思。

另外，俺觉得，杨春宇的建议有道理：如果不考虑内容，一旦官方有人用“新俗”代替旧俗并且说，我们并没有改变民俗生活的地位呀，“既然前朝也一样要用大传统来‘淳风化俗’……那为什么我们做了就算‘不正常’？”学者该如何回答？而且，吴晓黎还指出，如果不考虑内容，即便民俗生活处在“正常的”位置上，“但正常不等于好，如果传统是个很有问题的传统”。

总之，现代是否仍然需要“移风易俗”可能仍然是有待讨论的问题。如果不需要，如何理解民俗生活自身的改变？如果需要，标准是什么？民众主体与官员、学者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

最后问宋红娟一个问题：俺没读过柏格森，什么是“观念塑造现实的危险”？在俺看来，人的现实都是人按照自己的目的论观念实践和塑造出来的，想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最蹩脚的建筑师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