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的国家建设

    我要讲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的国家建设”。我更多是想描述性一些东西，基于这些描述性的东西也做一些判断。在这些基本内容之外，我还想指向一个问题：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总是一副真理在手的样子，社会是该被耳提面命的，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不一样，再这样靠单方面的意志搞国家建设是玩不转了。我们从经验观察中看到，国家宪法中讲的抽象的人民终归要落实在具体的公民身上；“人民”是现代国家的价值来源，落实在一个个真实、普通、甚至不完美的人头上。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程序已经建立起来，普通人所代表的民间在国家体制上第一次被承认是有自己的宝贵价值的，并且这些价值就是国家的价值。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走在了理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正确道路上。民主体制的关键是承认社会有自己的价值，并且承认这些价值是国家建设的基础。现代的国家建设不可能在反对社会大众的价值中完成。

首先一个前提，中国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个判断不仅在毛泽东主席大讲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时候是成立的，在今天也仍然是实事。从主权、领土、国家认同到社会保障、法治、民主，我们都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所以中国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很多方面的事都还没有办成。与此同时，我们说国家是未完成的，也就意味着说社会是未完成的，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建设的滞后制约了国家建设的完成。没有一个现代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一个现代的国家。

什么是现代社会呢？社会得有自己真诚相信、自由践行的价值，个人因为价值共享而产生结合，形成价值共同体，也是道德共同体。国家基本的经济、政治则是为这些价值服务的，也因此就是为“社会”服务的。于是，价值的公开表达、传播、沟通是非常基本的。如果社会有价值，但因为思想和舆论的控制不能交流，你都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来，怎么可以达成社会结合？没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结合，如何按照民主体制使国家运行？所以最基本的，就是要承认民间社会有自己的价值。只有把这个东西理顺了，我们才能够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造成的一种危机应对局面。新文化运动全面批判乃至彻底否定社会之中由普通人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种生活方式所代表的价值，以救亡图存。这是历史的权宜之计，不是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常规。以西方社会为例，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家居，都要有壁炉，条件许可的话还要配烟囱，即使现在大多数不用壁炉取暖了。为什么呢？答案可能在中国的思维里很儿戏。因为壁炉和烟囱是圣诞老人传说的配套设施。对于孩子来说，壁炉和烟囱支持着圣诞老人传说的真实性，对于成年人来说，它们是儿时的宝贵记忆的标识物。没有壁炉和烟囱，没法儿过圣诞节。如果以实用主义为依据，它们是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如果以社会的价值为依归，国家的经济（房屋设计与建筑）与政治（价值）就要遵从，否则自己承受经济损失和政治代价。长期以来，我们中国的建筑恰恰不会考虑民众的仪式需要，不会顺从那些没有用的社会价值。宗教设施拆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没有位置，殃及各种被唯物主义认为没有用的东西。按照社会大众的观念，不管我们如何能活，起码我们没法儿死。因为国家把死亡处理得太简单了，没有文化考虑。

我2013年四月份到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首府圣塔菲开了一个会，全城都是西北干打垒的院子（如图）。当然他们不称“干打垒”，而是用的“Adobe”，非常有名的制图软件公司就是用的这个名称。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高等研究院”(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简称SAR，世界人类学中最有名的著作之一《写文化》就是在这个室内的研讨会中诞生的。

下面，你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建筑呢？你可以猜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吗？这是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的机场航站楼。我的所见所闻转化为中国问题就是：在干打垒的建筑里能够搞一流的学术吗？干打垒建筑与现代的飞机是可以兼容的吗？在圣塔菲是肯定的答案，而在中国的现在是得不出肯定答案的。但是，圣塔菲的肯定答案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思路，完全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我们造成的思维定势。

传统的问题历来认为是关于历史的问题，其实是关于现实与未来的问题，在今天我们的话题里，传统是一个关于普通老百姓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处理现实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都在于我们通过翻译《天演论》和其他新思潮，搞了西方的进化论这个单一的时间谱系。中国的月令所代表的循环时间和佛教所代表的轮回时间都与单线进化的时间观不同。我们引入西方“先进的”进化论是有帮助的，但是把一切都放置在这种时间序列里面，恐怕就会造成中国社会的大问题。社会需要多种社会时间，而不能是单一的社会时间。

以此而论，中国现在的国家建设在文化上有两大问题。第一是社会时间的扭曲。中国的现代文化革命假设“未来”是可以从纯洁的“现在”生成的，而无需“过去”的加持（过去反而是负担）。社会是不可能这样子的，因为没有过去就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共同体。再一个是作为文化基础的空间关系的扭曲。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出的结论是，文化不在社会里（如果原来曾经如此，现在不再如此了），文化来自于上面，而上面又来自外面（东洋、西洋）。“新文化”才是真文化，社会中已有的文化是旧文化，也就是作废了的文化。我经常在想，怎么可能中华民国把新的日历一颁布，旧的节日都拉倒了，年也不能过了，怎么能做得到呢？如果说1950年代以前民间还顽强地沿袭着旧历节庆，但后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基本上让民间的传统在社会上消失了，只剩一些残余在地下或卧室。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复兴，民俗复兴，转变到今天，是一个慢慢的过程，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名却造成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文化遗产”的概念出现在国家体制里似乎很早，但是“文化遗产”在时间意义上不同于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1950年代，毛主席写古体诗，也允许研究古代文化，办《文学遗产》的学术杂志。那个时候的文化遗产和文学遗产的概念都是假设这个东西是没有未来的。我们承认历史上的某个东西，在历史上有位置，但已经没有历史的合理性，没有未来。搞文学研究的人常讲一个话题：当代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写古体诗，但是讲中国的当代文学史，根本没有古体诗的位置。你说是古典诗词吧，却不能入古代文学史，因为是今人写的；你说是当代诗词吧，却不能入当代文学史，因为是用古代文体写的。古体诗词作为传统，本身是判定了没有未来的，没有被承认的位置。文化遗产中，故宫之类都是凝固的历史，是没有未来的。但是，从2000年以来，尤其在2004年中国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中国造就了另一种局面。这个新局面的关键是把“未来”加进来了，例如说，老百姓有的昆曲、史诗、梆子戏、花鼓灯，我们不仅要把它们作为历史记录下来，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它们能够传承下去，不能断了。我们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保证它们有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在中国实施，传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谱系上是全新的生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搞的东西，但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么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到老百姓，从商业到政治，无不热情投入，不亦乐乎，因为它确确实实拧动了解决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的文化钥匙。比如说，黄帝陵的祭祀的恢复是有了很多年，虽然在从县到省的地方层次承认了它的合法性，但是在国家体制里一直得不到正式的承认。学者们一直努力想摘除这类仪式活动的“封建迷信”的帽子，苦于无法“合理”得出它们不是封建迷信的结论，因为这在西学的学理上是论证不了的。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名，给它们一顶国家级文化遗产的桂冠，就在国家体制上解决了问题。这种改变在小的社区也同样在发生。我在河北一个村里看到村民每年农历二月二做龙牌会，完全是“典型的”封建迷信的东西，老百姓自己都知道这个标签是脱不了的。但是他们没有被这顶迷信的帽子所难住，先是以博物馆的名义为它建庙，后又通过程序让它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在2000年本来想为这个龙牌建庙，但是因为这种信仰活动不属于五大宗教，所以不能从民政局获得立项的批准。于是村民提出建博物馆，这样就能够通过文化局得到立项。村民自己筹资修建了一个很有规模的建筑物，同时挂龙祖殿和博物馆的牌子。2006年，村民拿这个庙会以及庙会期间的民间艺术活动申报，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他们把牌位放在博物馆的时候，所有的学者都觉得很搞笑。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来了以后，把汇聚民间文艺的地方小庙当作文化生态博物馆，成为众口称赞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我们由此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进来，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方面。首先是中国文化的时间关系在理顺。中国的现代新文化被赋予现在与未来，但是没有过去；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过去，也活在现在，但是不被赋予未来，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要重新赋予它们未来，从此中国从现代以来第一次在国家体制里拥有具有完整历史意涵的文化。这一改变非同小可。其后续影响会一一呈现出来。第二是中国文化的空间关系在理顺。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国家的法定保护对象，民间社会的文化成为国家的合法文化，中国的“社会”重新成为正式承认的文化之源。这开启了价值在社会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基础建设工程。普通人的文化与价值必须在国家体制里有位置，这是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基础。社会当中是有文化的，这些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有地位的；每个人因为有文化而受尊重，而不是因为有自己不同的文化而受羞辱。有此前提，要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才有可能。

总而言之，我觉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这个社会促成了非常大的变化，从有些角度来看是颠覆性的变化。文化与价值不是在精英群体，起码不只是在精英群体。未来若干年我觉得各种后续变化会一一冒出来，那时候再回溯的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历史作用会更清楚。

美国圣塔菲市的干打垒：《写文化》就是在室内产生的

AP 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