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的志向（转）

王智的志向（转）

2013-12-21 03:04:00　来源:人民日报(北京)  作者：姜峰

王智，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人送绰号“非遗搜索引擎”、“民俗百科全书”，也是所在单位“五十年不遇的怪人”。雅号诨名，无关毁誉，关乎志向。

书生的苦恼

理想，固执，王智身上书生气颇浓。

1988年，大专文秘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西安市群众艺术馆，“经常写材料，大谈‘建设精神文明、弘扬民族文化’，写完自己都觉得虚，发个文件就保护好文化了？”工作之余，同事们闲谝，他冒出一句疑问：“外国搞不搞群众文化，有啥先进经验可以借鉴？”短暂的沉默后，屋子里哄堂大笑。

渐入而立之年的基层文化工作者王智始终“找不着北”：“人到中年，一事无成，干文化工作，越干越迷茫。”

困顿，未尝不是一种磨砺。3次布展的经历，却让王智“误打误撞”与非遗结缘。

1999年，韩国庆州市举办世界文化博览会，王智赴韩参与筹备中国西安民俗展区，两个月里深受触动，“来自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的80多个友好城市参展，精致的民间艺术品琳琅满目，还有传统工艺、舞台剧、木偶剧、街道巡游等现场表演，而我们这个十三朝古都的展馆却显得单调逊色，难道西安的民间文化不够丰富？其实还是重视、挖掘得不够。”

东亚邻国对于文化的传承与敬重，也令王智陷入深思，“举个小例子，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脍是什么？在韩国一家餐馆的酒旗上，我竟然轻松找到了答案，原来就是肉丝。”回国后，他做出一个决定：赴韩留学。单位答复：“留职停薪，费用自理。”当时王智的月工资只有300元，而留学一年要花费3万元，家人觉得他疯了，王智说：“不是我丢了魂，而是我们都丢掉了某些东西，我希望把它找回来。”

2001年，王智成功申请韩国延世大学，“除了向亲戚朋友借的3万块钱，我什么都不带，只想开阔眼界，换个思维回来。”求学期间，他半工半读教人汉语，一小时收入接近半个月工资，“语言也是无形的文化和遗产，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实实在在的。”

疯狂的“怪人”

回国的王智，对于民族文化，特别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多了几分理解和关注。“这个你们展不展？”2003年，在群艺馆布置书画展时，一个名叫展桂生的仪表厂老职工找了过来，王智顿时眼前一亮：那是老汉用祖辈传下来的传统秸秆卯榫技艺，制作的一米见方的西安钟楼模型。“没问题，展！”—这是王智收集的第一个民间艺术作品。

眼尖的媒体发现了这件另类展品，于是展桂生上了电视。不久，一个老太太拎着传统手工香包找到王智，又上了电视，很快打草编的、做蝈蝈笼子的……王智与四五十位民间老艺人建立起联系。

也是在当年10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上通过。但在远隔千里的古城西安，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和几十名老艺人，尚不清楚这条新闻的意义。

转眼2004年，陕西省文化厅组织民间美术观摩展，西安布展的任务落到了王智头上，“这是求之不得的机遇。”他发动老艺人们“奔走相告”，自己也去农村征集作品，“前后寻到了200多位民间艺人，大家都说‘可找到组织了’。”

几个月后，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从周至县豆村拉来的120斤重、一人多高、雕满飞禽走兽等各式图案的祭祀大蜡，从长安区寺坡村运来的由蔬菜瓜果、五谷杂粮等各种食品制作的立体祭品“添碟子”……精选出的作品，其新奇的样式和原生态的艺术风格在展览上引起轰动，“西安市的展品拿了14个奖，在各地市中是最多的”，王智颇为兴奋地回忆。

一位从四川来的广告公司经理，闭馆后找到王智，一定要参观一下展览，“那是一位全身穿着十分考究的民俗服装的美丽女性。”参观毕，王智得到对方如下评语：“你一定是个疯狂的人，只有疯狂的人才能干出这样的事。”

慢慢地，王智也成为同事眼中的“怪人”。他把艺人的作品、工具、原材料等收集到群艺馆，却有人让他将这些“破烂”扔掉。饱受争议的王智一赌气，在系统内的青年才艺大赛上，直接把“破烂”搬上舞台：他点起一盏老油灯，盘腿坐在舞台上操作起纺车，一边纺线一边演讲，从男耕女织谈到文化传承，最后举起油灯：“愿中国传统文化的点滴光芒照亮每个人的心田。”

几天后，他买了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大拇指厚，沉甸甸的—王智开始频繁下乡，进行民间艺术乡野调查。也是在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又过了一年，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端午申遗”之争，才第一次让非遗的概念为更多国人所广泛关注。

沧海拾“遗”者

2部数码摄像机，3部数码照相机，4台电脑笔记本，7支录音笔，还有11个移动硬盘，各式各样，新旧不一。这些是王智坚持乡野调查整整十年的见证。

先蹬自行车，后来坐长途公交、搭蹦蹦车，再往后“鸟枪换炮”，买了辆1.3L排量的手动挡两厢小汽车，王智每年1/3的时间都在下乡，“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保护非遗不能坐在办公室，否则就是空对空。”

在长安区北张村，王智寻访到了7户仍传承手工造纸工艺的人家，“其楮皮纸制作技艺，后来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古法造纸的‘活化石’。”而最初的线索来源，是王智坐长途汽车下乡，从乘客那里听来的。

行走在古老的白鹿原，王智发现，有人上坟时在坟头树枝挂上竹篾子灯笼，“辗转打听到竹笼编织匠王学坤住在孙家沟村，前后寻他两年，老汉以为我是市上派来征税的，躲着不敢见。”如今这项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传统技艺，已被评为陕西省级非遗项目，“找到老汉时，他告诉我，已有15年没去过西安。”

2007年，王智遇见清洁工赵大德，闲聊中得知，其老家长安区黄良乡小邵村有打麻鞋的传统，已中断数十年。后来，西安市举办文化活动，王智联系赵大德的姐姐去现场打鞋，活动结束后，一位商人一路跟到赵大德家，定做了30双麻鞋，作为怀旧风格的手工艺品推向市场，没想到广受欢迎。如今，小邵村已有40多户人家重拾手艺，最后发展到“一村一品”，成为远近闻名的“麻鞋村”，产品远销北京、深圳等地。

十年来，由王智挖掘、推荐申报成功的非遗项目，有国家级、市级、区县级200多个，一些民间艺人的生活轨迹，一些传统民俗的命运，多少因他而发生改变。

王智对自己的角色有清醒的判断：“对政府来说，保护非遗是工作；对专家来说，研究非遗是学问；对媒体来说，发掘民俗是新闻；对商家来说，投资民俗是商机；而对我来讲，关注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信仰。”王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沧海拾“遗”者，“关注一个人的手艺，更要关注一类人的命运。”

口签“生死状”

“蝗虫吃过界、狗揽八摊屎”，面对刺耳的风言冷语，王智坦言遇到了很多风口浪尖上的矛盾和困难，“与其说坚守，不如说挣扎。”

专家学者关注非遗，但他们在基层没有“腿”，大部分基础性工作还是由基层文化馆站来完成；而基层文化干部“半路出家”的较多，文化层次有限，同时面临着经费、编制等现实难题；对商人来讲，介入非遗保护，大多走的是市场化、产业化的路子，虽说“在商言商”，但执拗的王智对此总有点抵触，“就怕传统的东西变了味儿。”

娃娃哨老艺人张振忠，至今仍让王智难以释怀。一年寒冬，静静伫立在关中大地的白鹿原银装素裹，王智和灞桥区文化馆工作人员找到了张老汉的家，“家里床柜上、粮斗上全是娃娃哨，落满灰尘，空水瓮里还有很多半成品，旁边摆着老汉的遗像，刚刚去世几个月。”

张振忠的老伴告诉王智，家里只有老汉懂手艺，子女都不愿意学。一年前，也许是预感到大限将至，绝望的张老汉开始没日没夜、机械地大量制作娃娃哨，“就想多留一些在世上，你们要是早来半年，兴许他还能撑些日子。”听到这话，王智扭头抹起泪来，“老艺人不知道，非遗保护的是技艺，留下实物也没有用……”

“生死的概念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王智说，传承非遗、保护传统文化，其实就是跟时间、生命和城市化进程在赛跑。而他的“挣扎”也赢得了认可，2009年9月23日，西安市正式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王智被提拔为副主任，“前一天晚上我还在下乡，住在搞花灯的艺人家里。”

当天散会之后，王智回到办公室，看见专程从咸阳赶来找他的黄健民。黄健民后来被评为陕西省级非遗项目秦汉战鼓传承人，但当时正处于最困难的阶段。除了鼓谱，老黄还带了一沓子“生死状”—“我爸爱打鼓，发生意外与别人没有关系，我一力承担，不要任何人管。此条为证，刘纪珍。”原来，刘纪珍的父亲想跟黄健民学鼓，但老黄因出过意外不敢收徒，就要和他签下生死状、按下红手印。“这是玩了命也要跟我打鼓啊”，黄健民向王智抖着这一沓生死状，“冲着这份心，我也要干下去，干到死！”

看到一个个殷红的手印，王智霎时泪流满面，“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宿命的日子。”他对老黄讲，自己原来老打“游击战”，今天刚刚当上非遗保护中心的副主任，没想到你就找上了门，“老黄，你算来对了，我也给你立个生死状，我干非遗也干一辈子，咱俩一起干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