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读书报告

作者简介：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的成就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系统的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社会现代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和迪尔凯姆被认为是宗教社会学最早的开创者，也是宏观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空前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 、《政治论文集》（1921） 、《学术理论论文集》（1922）、《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1924） 、《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 、《经济与社会》（1922）。

书名信息：西方学术经典译丛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著 ，彭强、黄晓京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2月第1次印刷

八月中旬，花了两天半的时间把韦伯的这本经典之作读了，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版本，虽为译者有些地方翻译的不是很到位而表示出些许遗憾，但瑕不掩瑜，读着还是很过瘾的，深为大师的渊博的学识素养、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聪慧的学术思辨力所折服。这篇报告我不想作摘录式的陈述（因读书笔记做的很详尽），而是想就书中的一些主要论点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因笔者学力有限，看法有激进错谬之处还请老师和同学们多多指正，不甚感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项研究，在书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禁欲主义，节俭、勤奋而非奢侈、糜烂才是资本主义{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其实有着严格的“时空限定” ：他考察的只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章、24页），而且他回避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也否认今后的资本主义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因为他觉得“初创时期”过后，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偏离，它已不需要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所以，他考察的是需要资本主义精神支持的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尽管中国、印度、巴比伦、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时期、中世纪都存在过资本主义，但“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同上、24页）} 发展的动力。然而，我认为，韦伯在书中考察的禁欲主义其实有三个阶段，而处于这三个阶段的禁欲主义，其特质和逻辑是不同的，下面作详细陈述：
     第一阶段是传统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这种逻辑是说，人要获得神的救赎，或者显示出其是上帝的选民，就必须不停地劳作而非游手好闲。但问题是，人如果不停地勤奋劳作，他的财富就会增加，基督教恰恰认为，“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所以，基督教“反对占有财富的全部理由就是它可能招致放纵懈怠”（第五章、148页）。因此，当时的禁欲主义尽管强调勤奋节俭，但并不强调占有财富，劳作只是为了满足个人和社会的最基本需求，而且“不劳者不得食”只是对穷人的告诫，对那些无需靠劳动为生的人则毫无意义（同上、150页）。《圣经》中有一句是说“有钱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由此可见新教之前的基督教正统对于财富的看法。因此，新教之前的禁欲主义只是要求人们劳作而非悠闲享乐，如此即可增益上帝的荣耀。 
　　 第二阶段便是新教的禁欲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传统的逻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一步还是一样，即要获得救赎或是显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必须辛勤劳作。可是劳作以什么为标准呢？换句话说，有什么证据表明一个人勤奋节俭，从而证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呢？那就是财富。因此，虽然有一点还是一样，即“人生短促，这短暂的人生无限宝贵，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对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之时辰（六至八小时）的睡眠，凡此种种皆位于应遭受道德谴责之列。……”，但其后果不一样，新教的伦理或者说资本主义精神要求人们最大限度地去赚取财富，作为一直以来教会所推崇的禁欲途径，“劳动”已不仅仅是“维持个人与社会之存在的必要的自然条件”。本杰明.富兰克林“时间就是金钱”的宣教就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根本的转变，因为以前基督教是不提钱的。到这个时候，禁欲主义不仅适用于穷人，而且也适用于富人，因为“天道已无一例外地为每个人准备了一项他应当从事、应当付出劳动的职业，这项职业不像路德教徒曾经认为的那样，是他必须顺从而且充分利用的命运，而是上帝要求每个人为神的荣耀而工作的命令。”（第五章、151页）。 
　　 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赚钱本身在资本主义精神那里并非是目的，而只是一种“表征”，即表明个人已经辛勤劳作，而且有了巨大的收获。建立在“天职”观念上的赚钱不是为了去消费、去奢侈、去纵欲，而仅仅是一种手段，表明个人是上帝的选民。此中的根据是，财产并非属于个人，“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象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代。因此，仅仅为了个人自己的享乐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常危险的”（162页），所以，其实这里涉及到韦伯对“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区分。在韦伯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禁欲主义是典型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人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赚取财富，但是又不贪图享受，不纵欲行乐，换句话说，赚钱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为了消费和奢侈，而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途径用来显示个人已经得救。这种禁欲主义有着深刻的价值合理性 [ 正如韦伯所说，“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地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165页）]。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西方的禁欲主义（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韦伯的深刻之处恰恰在这里，他看到新教禁欲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精神本身蕴涵着无法化解的矛盾。如果说韦伯所考察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的话，那么之后它就发生了流变，它只剩下了工具合理性，而价值合理性已经灰飞烟灭了。怎么会这样呢？其实根源就在禁欲主义本身。韦伯借用威斯利的话，“首先在于他们的禁欲教育作用，而这些活动的经济作用一般只有在纯粹宗教热情的高峰过去之后才充分显现出来。接着，寻找天国的热忱开始逐渐被审慎的经济追求所取代，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最终为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所取代……”（169页），在愈来愈多财富的强烈诱惑下，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动摇。他们的自豪、愤怒、肉欲、耳目之欲以及对生活的骄傲感也都在成比例地增加，于是纵然宗教的形式犹在，但其精神在迅速消失。韦伯似乎有点无奈地说，“最忠实的清教徒属于正在从较低的社会地位上升着的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而在受恩宠的占有者中，……却经常可以发现有抛弃旧理想的倾向” 。禁欲主义最后就是这样的命运。

因此，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非如马克思所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开始破裂而只剩下了工具合理性。在其发展程度最高的地方，如在美国，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相反正在日益与纯粹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从而实际上往往使它具有娱乐竞赛的特征。韦伯的敏锐洞察力体现在，他追溯到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性为的源头，正是基督教禁欲主义，在刚开始发展阶段是积极有益的，但时至今日，宗教禁欲主义精神已逃遁，而胜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它的支持，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

韦伯看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逻辑悖论，然而却找不到解救资本主义的良方。他对未来显然有着一种伤感的情绪，他说，“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175页）。而且，“没有人知道将来会使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产；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