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更鼓

　　《马可波罗行纪》对于元代中国诸城的记载俱三言两语，粗枝大叶，惟于杭州城，因其为前朝都城，且马克波罗盘桓其地甚久，诧其规模，爱其繁华，因此记载较为详悉，有足以补吾国史书之不足者。
　　如其记元代杭州夜间之授时制度：
　　
　　大汗有命，诸桥之上，泰半遣人日夜看守。每桥十人，分为两班，夜间五人，日间五人，轮流看守。每桥置木梆一具，大锣一具，及日夜识时之沙漏一具。夜中每一时过，看守者中之一人击梆锣一下，邻近诸户知为一时，二时以后，则击二下，由是每逾一时，多击一下，看守者终夜不眠。日出之后，重由第一时击起，每时加增，与夜间同。
　　
　　吾国历代史书之《律历志》中尽管例有对当朝时间制度的记载，但对王朝统一之时间运用何种工具、通过什么网络颁诸民间，以为民间生活日用起居所依据，则罕见称述，大概是因为此等守夜敲更之事，自古相传，历朝历代大同小异，为人所司空见惯，习焉不察，因此也就无烦载诸史册了。《公羊传》云“常事不书”，此之谓也。自古以来，史书唯载大事，而文人唯记逸闻，焉知所谓大事、逸闻原只是漂浮于历史长河表面上绚丽的碎片，倒是诸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喝拉撒、鸡毛蒜皮之类与普通百姓生活日用息息相关的的无可计数的“小事”，反倒构成了历史恒久不变的底层和实相。
　　马可波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替忽必烈汗当差，新来乍到，走马观花，所以见什么都有趣，许多在中国人都是熟视无睹的事物，到了他的眼中都成了异域趣闻，连杭州百姓夜夜入耳听而不闻的敲更之声，在他听着都很新鲜，所以刻意在他的游记中留下一笔，元代杭州夜间的梆声和时间的节奏，也就在不经意间凭借着一个外国人的话头而流传下来。
　　杭州夜间桥头敲梆子的兵士，当然不仅有打更授时一个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有站岗放哨，监察街坊邻里，维持市面治安。他们所在的位置本来就是杭州城中大大小小扼守水陆要道的桥梁巷口。站岗放哨，是对空间的控制，而击柝敲更，则是对时间的控制，正如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一样，对时间的控制和对空间的控制也同样息息相关。正如王朝的时间要渗透到王朝空间的每个角落一样，王朝的空间也要时时刻刻按照王朝时间统一的节律敞开或关闭，唯有把统一的时间贯彻到这个空间的方方面面，才能保证这个世界经纬分明，秩序井然。
　　紧接着上面一段，马可波罗就谈到杭州城的宵禁制度：
　　
　　有一部分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察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熄，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宵禁的梆子声一旦敲过，市民不仅不得外出活动，而且即使在家中，也必须吹灯睡觉。时间和空间被同时关闭。
　　《周易·系辞传》说：“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大概战国时代的守夜人，除了防盗防火防刺客之外，就已经担负着击柝授时的任务了吧？如果单纯为了看守门户，大概是不需要笃笃击柝的吧，那样非但吓不跑强盗，反倒惊扰了人间清梦。由此可见，在吾国历史上敲更授时制度的源远流长，大概直到近代，随着钟表的普及，夜间的梆声才渐渐沉寂，只留下一座座衰败的钟鼓楼，兀自消磨这无尽且无情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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