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现代传承
Current Inheritance of Chinese Lunar New Year Days
黄 涛
HUANG Tao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Deputy Head of Chinese Branch,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sian Folklore;
Professor with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传承”是民俗学的一个关键词。与文化的其它部分相比，民俗文化的传承更大程度上依靠口传身授、代代相传的方式。拿过年习俗来说，我们各人脑中关于年的印象、习惯有多少是从书本上学来的呢?还不是从小跟着长辈过年，耳濡目染而来的吗?这种传承方式的要害是不能断代。比如近年来很多城市青少年不喜欢过我们的传统节日，觉得它们老土、落伍，而热衷于过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觉得它们时尚好玩，这样下去，等他们做了父母以至祖父母，就很可能不会将传统节日传给后代子孙，这样我们的传统节日就真的近于衰亡了。节日习俗的传承一旦断代，将来再想捡回来，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或说明。许多人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这些传统节日是否真的老土落伍、不适合现代社会?它们来自农耕社会是不用说的，如果它们已经老土得掉牙、掉渣了，我们80后、90后为什么非要过它，引进那些浪漫轻松的洋节有什么不好呢，不是更适合现代社会吗?这种想法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按着国际通行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这些想法无疑是错误的，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见解。不过要比较全面地阐明其中道理，却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在这里我们先拣要紧的地方说一点。文化多样性乃人类文明进步的本源。世界上如果只有一种文化肯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各民族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才能维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格局。我们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是不能丢弃的;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发展实例和学理上看，经过调适更新，它也完全能够适应并有益于现代社会。就拿吃的事情来打比方。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麦当劳、肯德基刚刚在北京街面上出现，当时很多人觉得这种饮食新奇、便捷、干净、雅致，而且口感很好，在里面吃一顿，隐隐觉得是一种很奢华的享受，如果里面能喝白酒，都想把它作为正式的请客宴席了。但是过了几年，也就把它当作快餐的一种了。这类洋快餐自然有其优势，丰富到我们的饮食体系中无疑是件好事;但是我们决不能用它们来把我们的中式餐馆全部取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街上的餐馆全是麦当劳、肯德基，那将是多么乏味，连这些洋餐馆的经理们恐怕都要腻歪了。现在我们的餐饮体系就很好，各地的特色饮食都有，也间杂着欧式、美式、韩式、日式甚至非洲式的餐馆，就让爱吃馆子的人们觉得很有口福。我认为，洋快餐与中餐的关系就像洋节与传统节日的关系，如果吸收进几个有特色的洋节也无不可，但只能是用它们来丰富我们的节日体系，而不是在此同时把我们的传统节日扔掉。麦当劳不爱吃了还可以改吃北京烤鸭，洋节不爱过了却未必还能过回传统节日，因为传统节日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物质性的东西，一个群体的节日习俗如果失传了是很难再捡回来的。
我们的传统节日从古至今传递了几千年以上，虽然其中有很多调整和变迁，但是到近代一直绵延不绝、传承不衰，整个节日体系的传承还没有临近消亡的境地。但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面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传统农耕文明相适应的传统节日习俗就多次遭遇了传承的危机。春节也是如此。作为现存传统节日中最为盛大的节日，它的存活状态还是最好的，但也饱经坎坷，其现代传承问题值得深入研讨。
当“春节”这个词儿从我们的口中发出的时候，就包含了我们作为现代人对这个古老节日的一种新的理解。这个节日的传统名称是“年”、“大年”、“元旦”。“春节”一词开始使用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从1912年1月1日起改用公历，兼用夏历，从此有了两个年。到1914年，官方把农历年定名为“春节”，是和“夏节”(端午节)、“秋节”(中秋节)、“冬节”(冬至)相对而言的。从此这个名称沿用下来，而“元旦”这个名称就让位给了公历年。名称的改换不只是词语的选择问题，而是意味着这个古老节日在实质意义上的改变。“春节”名称的使用是这个节日的现代境遇的开始，也几乎涉及到了其现代境遇的所有主要问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旧历年节的功能和地位的改变，二是20世纪初期以来政府和民间对旧历年俗的理解、态度的转变。
首先看春节在我国步入现代进程之后的实际功能的转变。
按传统理解，什么是“年”?《说文解字》把“年”解释为“谷熟也”。我们的远祖认识到，谷熟一次，需要经历四季的变化，算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周期，这就是一年。“年”的这种概念主要是按着农耕岁时规律建立的，所以关于“年”的传统理解和主要习俗也围绕着农耕生活：在新旧年交替的这一个不寻常时间，有着虔诚的超自然力信仰的古人自然要大张旗鼓地祭祀神灵，一方面感谢在过去一年中神灵的佑助，让人获得可以糊口的收成;一方面祈祷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祈福禳灾。这是过年的原始意义。可以看出，过年最早主要是年度转换之际人对神的祈求和礼敬。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和民俗信仰的淡化，人对神的膜拜成分减少，越来越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和节庆活动的娱乐性，过年习俗越来越丰富。
而传统的年的概念和习俗之所以成立和稳固保持，关键在于它是人们使用的夏历的时间节点;由于两个夏历年的转换是个比其它时间节点更重要的环节，它才成为传统节日中的第一大节。民国政府创建之初就宣布废除旧历、使用西历，从根本上动摇了夏历作为全体国民的基本时间制度的地位，从而也对春节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夏历和传统节日作为几千年中代代习用的时间制度和生活方式，却不是政府一声号令之下就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改变的。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就是造成了这样一种折中的局面：国家的公务活动采用公历，城市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也主要使用公历，而农民主要采用夏历;同时，全体国民都按夏历过传统节日，国家给予传统节日一定的法定假期。这种状态可称为时间制度和节假日体系的“二元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中，春节所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它作为两个年度的转换节点的意义减弱了。过去是全体国民的所有活动都按着夏历的时间框架来进行，那么春节就是完全意义的年节。改用西历后，公务活动和部分国民日常生活的年度转换就不再是春节了，而是元旦了，这样春节的年节意义就有了相应的减损。近年来，每到公历年底，公务部门都在进行工作总结或财务结账，学校里有隆重的联欢活动，许多人发贺卡、短信等庆贺新年到来，这些都表明，西历元旦已经有了实质意义的年节意味，而不再是以前民众说的“不把元旦当节过”的情况。而且，随着西历使用效力的逐渐增强，元旦的年节意味会逐渐加大，同时春节的年节地位也会逐渐减弱。对于两个年并存的现状，高丙中曾运用法国民俗学家遮乃普的“过渡礼仪”理论加以分析，认为一个日历年实质上只有一个年节，现在我们却分成两个新年来过;实际上，元旦和春节是“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这种分析富于新意，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元旦与春节时间邻近，两个年连成了一片，事实上城市里的人们从元旦开始到元宵节都处于过年的状态。
其次，看20世纪初期以来政府和民间对春节的理解、态度。
“春节”这个名称的诞生还代表了现代社会对传统年节的新定位，而且近百年来这种定位一直处于变动、调整之中。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那些急切促进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的许多先贤及官员实际上是把春节当作要抛弃的封建糟粕文化对待的。1912年孙中山签发的《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还是采取“新旧历并存”的策略，并且民国政府在1914年颁布的法令中还给春节一天的假期。后来一些过于激进的官员看到新历不能很好推行，就试图用行政手段强制废除旧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将公历称为“国历”，而将夏历称为“废历”，展开了一场废除旧历运动。从1928年到1929年，国民政府发布多个政令，采取措施禁止人们沿用旧历，不准印行旧历书，取消旧历节令的假期，通令各地民众将旧历年节的庆贺习俗转移到“国历”元月内举行。但是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夏历和旧历年风俗在民间传统中已经根深蒂固。国民政府的这些政令在民众积习面前不仅显得简单粗暴，而且苍白无力，民间仍然照用旧历，仍过阴历年。到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废除旧历的政令，允许民间过旧历年关，承认“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经过这番折腾，新历旧历并存，元旦春节俱贺的局面似已成为无法撼动的定势。
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春节放假3天。“文革”开始后，保留许多旧习俗的春节显得不合时宜。1967年国务院通知春节不再放假。一直到“文革”结束，虽然前述春节放假的政令没有正式撤销，但是春节假期被取消了，每到春节来临，舆论都在号召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仅职员、工人要上班，农民在大年初一也要下地干活。但是这些“革命化”措施基本没有阻止民众按着旧俗过春节，像我的家乡河北景县过年时磕头拜年的习俗就从来没有中断过。1979年，部分省区恢复了春节假期。1980年全国恢复春节放假三天的做法。
上述对春节采取过激的打压措施的做法都是把旧历年俗放在了现代化和“革命性”的对立面，认为它与新社会是水火不容的。这种认识导致过去多个时期在政策和舆论上对春节习俗的传承有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春节所依附的夏历在反映天文气象、自然物候、生产节奏等运行规律的科学性，由于年俗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和顽强传袭力，同时也得益于在某些时期享有法定假期，春节习俗总体上看还是过得比较热闹的，其存活指标远没有濒临危机状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化程度迅速提高，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浪潮其势汹汹，这对年俗传承又造成很大冲击：一方面，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城乡之间社会流动增强，农村城市化有了实质的推进，这直接造成公历在农村使用效率提高，而夏历作为日常生活时间框架的功能在农民中也开始显著减弱;一方面作为西方强势文化一部分的洋节开始涌入，在城市青少年群体中有了较大市场，这些又对传统年俗文化造成新的现代传承问题。幸而，近年来政府、知识精英及社会各方面有识之士已经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并重视起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价值，不仅有意识地弥补过去不妥当的政策、舆论对包括年俗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损害，而且采取了国际上通行的文化多样性观念和文化遗产保护立场，正在逐步扭转多年来把传统年俗当作落后文化的视角，并且采取积极措施繁荣年俗文化，比如2006年将包括春节在内的多个传统节日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底又为传统节日增加了假期，这些将对年俗文化的继承、创新和繁荣有实质性的根本上的正面作用。
在当今社会，春节习俗要得以顺利传承并获得现代人的真心喜爱，应该顺应时代生活潮流，在保持其本真性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调适。在现阶段，除了民间顺应生活方式的变化而进行过节习俗的自动更新，相关政府部门、学术界及其它社会力量在进行年俗的传承与保护时，在策略上应考虑加强春节习俗的现代性元素，促进传统年俗的现代转型
但是谈春节的现代转型也不是一味贬斥传统的过年方式，也要看到有些传统年俗的合理性或“优美性”，防止现在一些过年方式的庸俗化或过分简单化。比如传统的拜年方式虽然现在看来显得过于繁琐费时，但是这种面对面的拜贺对于传承礼仪道德、密切人际关系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村落里的大年初一，晚辈郑重地依尊卑长幼次序向长辈拜年，传递了中华民族的孝亲敬长伦理和礼仪;一村之中，各家的晚辈走访、拜贺各家的长辈，维系和加强了村民间的友好互助关系。这种传统的拜年，拜者恭敬郑重，受拜者也端庄有礼;到外村的亲戚家拜年则要带上适当的贺年礼品，受拜的亲戚长辈则要盛情待客，做一顿在当地看来很丰盛的宴席招待拜年者，这些宴席食物都是自家平时舍不得吃的，拜年者离开时还要准备回礼。传统的拜年很讲究礼尚往来，别人家的晚辈到自己家来拜年了，自家的长辈一定要检查督促孩子到对方家里拜年;别人送来了贺年礼物，自家也一定要招待好来客并回送礼品。从这些传统的拜年礼俗我们看到了得体的礼仪、醇厚的民风、朴实美好的亲情乡情。现在城市里的拜年大都采用电话、短信形式，甚至是用短信群发别人造好的句子，固然简便省时，但是也失去了传统拜年方式的古朴意味和原初功能。不过群发现成短信的做法也是适应于现代生活的自然形成的拜贺方式，在一定的人际关系范围内使用也有其合理性，那种挨家上门拜年、严格讲究礼尚往来的拜年习俗在现代城市里也确实难以实行了。但对于特别亲近的长辈，则不适于用这种过于简便的拜贺方式。受人上门拜贺的长辈，对于来客也应热情招待方不失礼。有些人只是希望、要求晚辈上门拜年送礼，却不热情招待来客，则是不懂礼俗的表现，这也会造成面贺礼仪难以承继。至于有些人把拜年功利化、庸俗化，把它作为追求商业利润、官场升迁等的行贿受贿的便利渠道，则是应该杜绝的陋俗。
(编辑：赵肖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