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萨满教80年研究历程

中国萨满教80年研究历程

郭淑云

    内容提要：中国萨满教研究历经80年的风雨历程，已由零星的研究到形成可观的规模,由依附于民族学、历史学等少数学科的专题研究到涉及诸多学科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论述了中国萨满教研究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主要成就，揭示了不同阶段的主要研究特色和学科倾向，探讨了各阶段萨满教研究特色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关键词：萨满教；萨满；研究综述   

　　中国萨满教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与中国民族学起步相伴随。历经80年艰苦努力，已由零星研究到形成可观的规模；由“政学一体”到学术自觉自立；由以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为基础，在推动西方民族学理论本土化进程中的尝试性研究，到以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的学科基础理论奠基，再到学科理论多元并举；由个别学者到一支包括专业研究人员、民族和民间文艺工作者、萨满文化传承人等专兼职人员构成的学术队伍的形成；由依附于民族学、历史学等少数学科的专题研究到涉及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学、艺术学、生理学、心理学、哲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的专门的研究领域。已出版学术著作、文集、资料集等逾百部，发表论文数千篇，一批具有较高创新价值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中国萨满教研究异军突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萨满教调查研究大体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各具特点，其研究重心及特色的形成，无不与当时的整个社会与学术环境及国家的民族、宗教、文化政策及其所依托学科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一

　　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为中国萨满教研究的第一阶段，即起步阶段。

　　中国萨满教研究起步阶段应始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初，随西学东渐之风日盛，西方民族学被介绍到中国。一些先行者尝试将西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与研究，实现民族学的本土化。凌纯声的民族志代表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

　　凌纯声于1923年毕业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师从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研习人类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积极从事民族学研究和开拓工作，特别致力于国内少数民族实地调查。1930年，凌纯声与商章孙赴黑龙江依兰至抚远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历时三月，又经两年的整理，始成《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的民族志，详尽记录了赫哲族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民间文艺等内容，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被誉为“这是中国民族学的第一次科学田野调查，成为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不仅在国内民族志著作中独占鳌头,就是在当时全世界同类著述中也是出类拔萃之作。”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对于中国萨满教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凌纯声所调查松花江下游依兰至抚远一带，原为近世赫哲族萨满祭祀活动的主要遗存地。建国后，随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这一带萨满教遗存逐渐式微。因此，该书保存下来的赫哲族萨满教内容，便显弥足珍贵。《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系统地记述了灵魂观、宇宙观等萨满教观念，萨满的派系、类型、传承和职能，萨满仪式（跳鹿神、求子仪式、治病仪式、星祭、祭天、家祭）、占卜等赫哲族萨满教的基本内容。凌氏特别注重对萨满神衣、法器、神偶形制及象征意义的解读。该书收录的百余幅珍贵的萨满教图片，多为此类实物图片，体现了作者研究萨满教的整体思路，即“由具体而到抽象。换句话说，先研究萨满穿戴的神衣、神帽，所用的神鼓、神刀和一切的神具，以及所领诸神的偶像，再研究他的神术。”这种由具象到抽象，由表及里的研究方法，对于考察萨满教这样一个研究对象可谓深得要领。萨满教的思想观念是以仪式、神衣、法器、神偶等形诸于外的，换言之，萨满的神衣、法器、神偶蕴含丰富的萨满教观念。因此，凌氏的研究方法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该书以附录的形式，收录19个赫哲故事，这些故事传说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反映出丰富的萨满教内涵，具有独特的萨满教学术价值。该书虽不是一部萨满教专著，但在中国萨满教研究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

　　1．开创了中国萨满教研究的民族学传统。萨满教所具有的原始文化综合体的特质，使其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但从民族学的视角考察萨满教始终是中国萨满教研究的传统，民族学也是中国萨满教研究最基本的理论与方法，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基础。

　　2．提供了萨满教民族志著作最典型的范式。该书对赫哲族萨满教的主要方面作了详尽的描述，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图文并茂，体系完整，不仅是赫哲族萨满教研究的经典作品，而且为萨满教研究者从事田野调查和撰写调研报告提供了范本。

　　3．开启了萨满教比较研究的先河。该书视野开阔，并非囿于赫哲族萨满教展开论述，而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和跨文化的视野，将赫哲族萨满教与中国古史资料和周边诸民族的民族学资料相关照，进行比较研究。如对萨满鼓的比较，涉及科利雅克(Koryak)、雅库特(Yakut)等诸多民族。这种比较研究既体现出一种方法论的自觉，也体现了凌纯声先生在民族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对中西方文化交汇方面的领悟。使中国萨满教研究在发轫之端，即显示出开阔的学术视野。

　　凌纯声先生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奠基之作，在萨满教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胜于其他方面，应该说与他的导师莫斯及其学派的影响不无关系。莫斯作为法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的学术继承人和法国民族学派的创始人，继承了该学派注重宗教研究的传统。他曾负责涂尔干创办的《社会学年鉴》刊物宗教方面的编辑与研究，在巴黎高等学术实习学校讲授过“原始宗教”课程，在原始宗教和祭祀研究方面多有建树。在其代表作《早期的几种分类形式:对于集体表象的研究》和《关于爱斯基摩社会季节性变化的研究》等论著中，阐发了他的原始宗教学说。

　　莫斯注重原始宗教研究的学术倾向及其独具特色理论和方法，对凌纯声先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凌氏《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所体现出来的细致描述的写作特色和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注重赫哲族萨满教等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倾向，均与莫斯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点一脉相承。特别是其田野调查方法更是深受莫斯所创建的法国民族学派的影响。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同时，凌纯声等学者“分别参考法国民族学派精细调查方法和参与观察方法等国外资料，结合自身田野实践经验，就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展开讨论，从理论上进行深化，以指导田野工作的开展。

　　凌氏《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诞生及研究特点的形成，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学术背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20世纪初，西方民族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由原来主要依赖旅行家和传教士的笔记为研究资料的“摇椅上的民族学”，转变为人类学家亲自深入研究地区或族群，通过参与观察，采集第一手资料，并据此撰写民族志著作。因这种研究方法的创新是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实践引发的，故称“马林诺夫斯基革命”。

　　20世纪初期，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当时一大批留学归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现代西方注重实地调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颇为认同，积极致力于引进这些方法，以革新研究范式，促进中国现代学术的产生。因此，实地调查研究之风成为当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种新风尚。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院长蔡元培先生积极倡导、组织、鼓励和支持民族学田野调查，并精心策划、组织安排了一系列民族学田野调查实践活动。凌纯声先生的松花江下游赫哲族的调查及研究，正是此系列调查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社会和学术思潮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学风和整体研究计划，成就了凌氏《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而它的诞生“不但引领着当时的人类学研究的走向，也是当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学术研究的典型代表。

　　中国素有治史之传统。从史学视角考究萨满教问题，也是这一阶段中国萨满教研究的特色之一。姚从吾、孟森、郑天挺等史学大家，在从事断代史研究的过程中，开始关注萨满教。中国现代辽宋金元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姚从吾先生的《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漫教》一文梳理了元代成吉思汗时期萨满教的史料，论述了当时王权与神权结合的情况。同时，讨论了萨满教的性质，认为是一种“巫教”，可谓史论结合之佳作。

　　清宫堂子祭祀源于满族的萨满教。随着清朝建立，堂子祭祀也由氏族部落的族祭演变为为国家祀典。关于清宫堂子祀神问题，清中叶以来文人、学者多有论述，歧说纷纭。中国近代明清史学科的鼻祖孟森先生在《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一文对清宫堂子祭祀的主神、堂子的规制诸问题详加考证，驳斥了昭梿、震钧等清代文人所述之误，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很有见地。他指出：“今考堂子在清室，自太宗未改元崇德以前，乃建州人家所共奉之神，犹之乎跳神也。这一结论与历史及近代东北地区满族诸姓萨满教调查恰相符合，可谓真知灼见。孟氏敢于挑战权威和通说的学术勇气和深厚的功底尤令人感佩。

　　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为萨满教研究还是少数学科个别学者的零星性的研究，并附属于其他的学科。但凌纯声先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问世，无疑是这一阶段具有标志意义的一件大事，科学的萨满教民族志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了典型的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可谓中国萨满教萨满的拓荒之作。

　　二

　　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奠基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前所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萨满教研究主要依托于民族学和历史学。随着中国社会和这些学科格局的变化，萨满教调查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这一阶段，历史学的研究视角是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倾向，这无疑有助于强化萨满教历史研究的传统。对满族和蒙古族萨满教的考察，散见于个别民族史或断代史的著作中。其中莫东寅的《清初满族的萨满教》一文，是这一时期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全文分“前言”、“萨满教的起源”、“萨满和萨满教的原始形态”、“萨满教的发展”和 “结语”等五个部分。该文虽主要探讨清初满族萨满教形态，但其视野广阔，将满族萨满教置于萨满教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分别论述了满族萨满教的早期信仰和发展演变形态。在莫东寅先生看来，清代满族萨满教已是萨满教的演变形态。在此基础上，莫氏又将清代满族的萨满祭祀分为清朝宫廷的萨满祭祀和满洲八旗的萨满祭祀两种类型。

　　值得提及的是，莫东寅在该文中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揭示萨满教的性质，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赫哲族萨满教与满族萨满教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处于萨满教不同的发展阶段，过着氏族生活的赫哲族，还保留着萨满教比较原始的形态，因受其他宗教影响，满族萨满教已有所变化。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借鉴和比较研究的视野使该文有别于以往满族萨满教研究中以考证为主要方法的研究特色。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萨满教研究水平的限制，莫氏的某些观点有偏颇之处。如他认为“萨满大多是居民中，最贪婪和想图发横财的人。他们为了巩固自己作为神和人中介者的特殊社会地位，也为了保持自己寄生的有利职业，就编造出一套独特的教理。”“这种教理的极端落后和自私的剥削目的，是很清楚的。”对萨满和萨满教的这种评价显然有失公允。这不仅反映了莫氏本人的认识局限，更折射出那个时代对包括萨满教在内的原始宗教的认知水平，从某种意义说是当时特定时代的“集体意识”，反映出时代的局限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旨在深入了解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历史沿革以及特殊的风俗习惯等，作为民族地区工作的依据。尽管这项由国家组织的全国性的调查工作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因此影响着新中国民族学的进程和轨迹，形成这一时期“政学一体”的特色。但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规模之大，意义之深远，都是史无前例、举世罕见的，不仅在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萨满教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历时8年，先后成立了内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8个调查组，后又增设青海、甘肃、宁夏、湖南、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8个组。从这些调查组的设置看，我国北方民族萨满教流布地区均在调查范围内。其中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调查组是第一批组建的，主要调查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族。这些民族传承的萨满教形态较为典型，也较为完整。此外，吉林、辽宁、黑龙江和新疆的调查组，对当地少数民族萨满教也有涉及。总体而言，这次民族调查，在收集资料、积累大规模调研工作的经验、培养人才和学术研究等方面，为我国萨满教研究奠定了基础，是为我国萨满教研究的奠基阶段。

　　1.收集了丰富的萨满教田野调查资料

　　关于各民族萨满教方面的调查，各调查组投入的精力和取得的成果不尽相同。其中，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调查组取得了的成绩较为显著。在选择调查点上，注意调查点的地域性和代表性。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们注意点面结合，使大量珍贵的萨满教资料得以保留下来。在该调查组撰写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调查报告中，萨满教方面的内容还是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些调查报告来自第一手资料，反映的萨满教内容更具体、更详细。其中达斡尔族调查报告六篇、鄂温克族的调查报告6篇、鄂伦春族的调查报告13篇，分别反映各调查点的情况。此外，黑龙江调查组撰写的《富锦县街津口村赫哲族调查报告》（1958年）、《抚远县八岔乡赫哲族调查报告》（1957年）、《黑龙江爱辉县大五家子乡大五家子村满族调查报告》（1958年）等调查报告，也记述了当地民族萨满教流布的基本情况。同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达斡尔族简史简志合编》、《鄂温克族简史简志合编》、《鄂温克族简史简志合编》和《赫哲族简史简志合编》对萨满教也设有专节介绍。在这些内部资料的基础上，形成20世纪80年代国家民委编辑出版的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民族分册和《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蓝本。

　　纵观这些调查报告和简史简志中的萨满教内容，主要包括萨满教的神灵、萨满的类型和职能、萨满仪式类型、萨满传说故事、萨满的神偶、法器及萨满传记等方面的内容，波及到萨满教的主要方面。此外，各调查组还拍摄了大量的萨满教图片，收集一些萨满教实物和手抄本。迄今中国收藏的惟一一部《尼山萨满》满文手抄本（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图书馆）就是在这个时期得到的。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为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2.培养了萨满教研究人才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培养、造就了一批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专门人才。我国萨满教研究的几位重要奠基人秋浦、满都尔图、吕光天等都是这次调查的参加者。他们在长期的调查实践中认识到萨满教在北方民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较早着手介绍和研究萨满教。20世纪60-70年代出版的《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和《鄂伦春人的社会发展》等，分别设专节和专章，论述了鄂温克和鄂伦春族的萨满教崇拜观念、萨满的产生、职能及其宗教活动；大型画册《鄂伦春族》收录了多幅萨满教图片，开创了新中国民族学视域下的萨满教研究的先声。秋浦、满都尔图、吕光天、蔡家麒、夏之乾合作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萨满教研究著作《萨满教研究》是为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奠基之作。他们曾以 “伍韧”的署名发表萨满教论文，也因此形成中国萨满教研究领域第一个学术团队。正是在长达八年的民族调查实践中，他们掌握了民族学调查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成为训练有素的专家。调查结束后，他们分别走上不同的专业研究岗位，先后发表一系列萨满教论著，为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兴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一项科学的民族学考察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调查组成员在专家的指导下，结合实际，探索出行之有效的调查工作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和撰写调研报告的经验，使这些调查组出身的学者形成了重调查和实证的学风。改革开放后，秋浦、吕光天、蔡家麒、满都尔图分别发表一些有份量的萨满教调查报告和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萨满教学术论文，体现了鲜明的实证性。

　　尽管由于这次民族大调查重经济基础、轻上层建筑，厚今薄古的既定方针，使萨满教调查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留下了诸多难以弥补的遗憾。但总的来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中国萨满教研究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在资料、方法和人才等方面为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萨满教这枝学术幼苗得以破土而出，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各项准备。

　　三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为中国萨满教研究的第三阶段，即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学术研究的繁荣，也给萨满教研究带来了春天，中国萨满教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81年是中国萨满教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满都尔图、秋浦、吕光天、蔡家麒、夏之乾、刘建国、孟志东等人，先后在北京、内蒙、吉林等地的杂志上率先刊发萨满教研究论文首开风气之先。同年2月，吕光天的个人文集《北方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论我国北方各族萨满教概况》等5篇萨满教研究论文。是年6月，由秋浦主编、合作撰写的《萨满教研究》一书历经3年，终告完成。这是我国第一部萨满教研究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萨满教研究已成为我国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1981年，对中国萨满教研究同样具有开拓之功的几位学者也登上了萨满教调查研究的历史舞台。是年2月中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贾芝所长的大力支持下，由当时暂借到该所工作的富育光先生邀请傅英仁（满族萨满文化传承人）、石光伟（原吉林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吉林省九台满族石氏家族萨满文化传承人）及石氏家族的几位萨满和助手到该所进行为期半月的访谈、交流和萨满表演。该所从事满语研究的宋和平女士参加了此次萨满文化调查活动。此次专题调查座谈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系统挖掘、抢救萨满文化遗产的先河。富育光、石光伟、宋和平等先生也从此踏上萨满教调查研究之旅，为开拓中国萨满教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30多年来，中国萨满教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萨满教田野调查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田野调查是萨满教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改革开放后，中国萨满教民族学田野调查的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通过访谈、现场观察、座谈等方式，全面、系统地收集萨满教研究资料已成为研究者的自觉行为。随着田野调查的不断深化，调查内容的逐渐拓展，调查手段的不断优化，极大地提高了萨满教田野调查的质量和效率，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首先，调查报告和基于田野调查的学术成果量增质升，调查报告是萨满教田野调查的直接成果，反映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也体现着调查者的学术旨趣。改革开放以来，萨满教调查报告和基于田野调查的成果量增质升。其中值得特别称道的是满都尔图等我国萨满教研究开拓者凭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期积累的田野工作经验，多次深入东北、西北、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为学术界贡献了一系列规范的萨满教调查报告，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对满族萨满教的调查，以富育光、王宏刚、郭淑云为核心的吉林萨满教考察组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从1983年起，这个考察组对松花江中上游地区的满族几个家族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这些调查成果分别发表他们的学术著作和调研报告中。此外，宋和平较早地开拓了黑龙江地区满族萨满教调查。任光伟、孙英对汉军萨满祭祀进行了系统考察。一些青年学子的调查报告及相关论文也彰显了满族萨满教调查研究的后继有人。

　　蒙古族萨满教调查起步早，至20世纪80年代进入发展时期。其中，白翠英等人对科尔沁蒙古族萨满教进行了系统考察，挖掘和抢救一批珍贵的萨满资料，在此基础对科尔沁蒙古族萨满教进行深入的研究。波•少布先生对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萨满教遗存的调查，开辟了蒙古族萨满教调查研究的新领域。

　　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萨满教形态古老，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秋浦、满都尔图等前辈学者主要是基于对上述民族萨满教的调查开拓了中国萨满教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本民族学者和地方文史工作者、民族工作者，也开始致力于本民族或本地区民族萨满教调查与研究，并具有亲历性和实证性等特点。其中，关小云和王宏刚、孛-吉尔格勒、塔娜和丁石庆等人撰写的专题调研报告，即凸显了这种特色来自北京、吉林等地的学者对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萨满教也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吉林考察组的富育光、王宏刚、郭淑云曾多次深入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地区，考察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萨满教，其田野收获与国内同仁的调查成果一并汇集在郭淑云、王宏刚主编的《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一书中。孟慧英、汪立珍、吕萍和邱时遇等人也做过专题调研。

　　近年来，新疆民族萨满教田野调查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由迪木拉提•奥迈尔主编的系列专题调研报告正在陆续出版。其中，《锡伯族民信仰与社会》是第一部锡伯族民间信仰和萨满教方面的专题研究报告。《维吾尔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的作者在南疆一市五县维吾尔人聚居的萨满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论述了现代维吾尔民族中的萨满文化现象的特点、变化及存在、流传至今的原因。 

　　尽管中国萨满教田野调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由于萨满教研究者多数是在调查实践中学习田野作业的方法，许多研究者对于撰写调查报告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调查资料用于学术著作中。因而，调查报告成果与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实践还不尽相应。

　　其次，萨满神歌的收集、翻译与整理工作成果显著。

　　萨满神歌（又称仪式歌、神词、祭词、祷词）是萨满及其助手在萨满祭祀仪式上吟诵、咏唱的歌，是萨满教研究中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萨满神歌包括口承和文本两种形式。对于口承萨满神歌的搜集，蒙古族学者起步较早，自20世纪70年代末，包玉林、泰•满昌、巴特尔、乌兰杰、白翠英等人先后深入科尔沁草原，搜集记录萨满教神歌，搜集的神歌，其中有的已经发表。

　　锡伯族学者先后在新疆察布查尔民间发现多部《萨满神歌》，并进行翻译、整理。目前，已公布的《萨满神歌》有5部，均为满文、诗体。其中，发现较早，整理和研究起步也较早是由南金保收藏的两部萨满歌《祈告、祝赞、祷告之神歌》、《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歌》。这两部萨满歌主要有两个整理本，一是奇车山、贺灵、佟克力整理的《锡伯族〈萨满歌〉译注》，另一个整理本为永志坚的整理本。

　　满族萨满文本的大量发现，可谓举世罕见，在世界萨满教研究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近20年来，中国学者在整理、研究满族萨满神歌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多学科萨满教研究成果丰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萨满教研究空前活跃，成果卓著。据不完全统计，30年间，大陆学者在全国及港台地区、国外的报刊、文集中发表的萨满教研究论文、调查报告数千篇，已出版的研究著作、调研报告等逾百部（含内部资料），仅相关丛书即有6种，即辽宁人民出版社的“萨满教文化研究丛书”（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萨满文化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与文化丛书”、民族出版社的“中国萨满文化丛书”、“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与民族社会研究丛书”和学苑出版社的“萨满文化研究丛书”。这些论著多为汉文，亦有以蒙文、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发表的成果和以英、德、韩、日、意等文字在国外发表的成果。这些成果不同的学科视角对萨满教进行研究，涉及萨满教的诸多方面。

　　第一，民族学、宗教学是中国萨满教研究最主要的视角，其理论和方法也广为应用，这方面的成果最为丰富，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相关论著不胜枚举，涉及萨满教观念体系、萨满仪式、萨满的传承等多方面内容和萨满教起源、发展、演变和性质、特点等诸多问题。笔者在《中国萨满教若干问题研究述评》一文中，以问题为纲，对我国学术界关于萨满教研究取得的成就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此不重述。这些成果多是从民族学、宗教学的视角，运用民族学与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展开研究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萨满教研究学科多元化态势尚未形成，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萨满教研究中，民族学与宗教学的学科轸域并非泾渭分明。许多论著兼具两学科视角和理论倾向。如秋浦主编的《萨满教研究》、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富育光的《萨满论》。当然，有些著作学科倾向性更强些，如迪木拉提•奥玛尔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研究》民族学的色彩更多些，孟慧英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则更具宗教学的学科性。

　　第二，从史学的视角研究萨满教，是我国萨满教研究的传统之一。我国古代肃慎族系、东胡族系、丁零族系和濊貊族系诸民族都曾信仰萨满教。这些民族的萨满教最早作为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对象进入学术视野，并成为中国萨满教研究的传统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传统仍得以继承和发扬，刘小萌、定宜庄合著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是一部萨满教历史研究的综合性著作。该书对当代东北民族及其先世信仰的萨满教进行历时性探讨，较为清晰地梳理出其发展的历史脉络。此外，东胡族系的契丹、肃慎族系的女真、丁零族系的回鹘等民族的萨满教研究取得成果更为丰硕。清代满族萨满教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满族入关前后萨满教的变迁及性质等问题，还一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清代萨满教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清宫萨满祭祀问题。3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清宫萨满祭祀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研究内容更加细化。姜相顺的《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一书是清宫祭祀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第三，萨满教与考古学的关系，是建立在萨满教具有历史性这一特征基础上的。考古学者对北方考古与萨满教专题研究，大体可分为对萨满教遗迹、遗址和文物的考察和用萨满教知识体系解读考古遗存两方面。其中，关于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族属及文化系统问题，学术界争议颇多。一些学者将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与北方民族萨满信仰相联系加以考察，可谓独树一帜。

　　值得提出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先生最早将萨满教研究引入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中，指出：“萨满式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的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考古学者以广义萨满理论审视中国考古遗迹，其研究范围已超越北方之地理与民族界限。宋兆麟的《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萨满遗迹》一文即从宏观的视域对中国史前考古中的萨满遗迹进行梳理。曲枫的《商周青铜器纹饰的神经心理学释读》一文，通过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商周时代青铜纹饰的比较研究，认为商周青铜器纹饰是对萨满进入通神状态时所经历的意识深处视觉幻像的表达。

　　第四，萨满教与哲学的关系是国际萨满教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我国学术界对萨满教哲学的研究，与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史的研究密切相关。佟德富先生在萨满教哲学内涵的界定、表现形式及其特征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认识反映在他所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等著作中。

　　萨满教哲学作为少数民族哲学的一部分，具有少数民族哲学的共性特征，即它不同于汉族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严密的体系和逻辑结构，萨满教哲学蕴藏在萨满教思想观念中，存在于神话、神歌中，具有鲜明的特征。色音、郭淑云从萨满教观念入手，揭示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及其特征。汤惠生对萨满教原始思维颇为关注，提出萨满教思维是二元对立思维，并从创世纪和宇宙观、萨满教艺术和萨满教仪式等方面论述了萨满教二元对立思维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第五，萨满文学包括萨满神话、萨满神歌和萨满传说等方面，具有突出的神圣性。萨满文学研究成果显著。萨满神话研究从一开始即是概论与分论并举，既有对萨满神话或一个民族的萨满神话的综合研究，又有对萨满神话的专题考察。在神话研究中，学者们常常围绕一个主题，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论述，使研究更为细化，成为萨满神话研究日益深入的标志之一。如乌丙安、富育光、赵永铣等学者对天穹神话的探讨即体现了这一特征。

　　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一书首次公布了大量的满族神话，其中尤以流传于古代黑水女真人中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最有价值。该书被视为标志性研究成果，“是我国萨满教研究走向具体化、范畴化阶段的代表性著作”，富育光、王宏刚合著的《萨满教女神》一书，则对萨满教女神神话做了专题探讨。

　　我国萨满神歌研究是与神歌收集、整理工作密不可分的。收集、整理不仅是神歌研究的基础，其中也饱含着整理者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思考。前述石光伟、刘厚生和宋和平、孟慧英的神歌论著即是整理与研究的结合之作。我国萨满神歌研究注重从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的视角研究神歌，即通过萨满神歌考察该民族的萨满教信仰观念或萨满教仪式。不足之处在于各民族萨满神歌研究很不平衡，满、锡伯、蒙古三个民族的萨满神歌研究成果较为显著，其他民族神歌研究相对薄弱，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尼山萨满》是一部广泛流传于我国满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族中的萨满传说，其内容涉及上述民族生活的多个层面，包括文学，宗教，习俗、语言、社会等等，因而，从不同的视角诠释《尼山萨满》，揭示其多学科价值，并据此探索满族及北方相关民族的宗教、历史、民俗、艺术等相关问题，是我国《尼山萨满》研究的基本思路。其中，较为关注的论题有《尼山萨满》与萨满教的关系问题和《尼山萨满》的艺术特色问题。宋和平的《〈尼山萨满〉研究》和赵志忠的《萨满的世界——尼山萨满论》两部专著对《尼山萨满》作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被视为我国《尼山萨满》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第六，萨满教艺术研究主要包括萨满音乐、舞蹈和造型艺术研究。萨满音乐研究主要包括萨满仪式音乐、萨满乐器及相关问题研究。石光伟从满族萨满音乐入手，开拓了从音乐学视角研究萨满文化的新天地。刘桂腾、乌兰杰分别对满族萨满乐器和蒙古族萨满音乐作了专题研究。

　　对萨满舞蹈的研究主要侧重萨满舞蹈的宗教渊源、舞蹈形态、象征意义及其艺术特征等方面。白翠英、邢源、福宝林、王笑的《科尔沁蒙古博艺术初探》一书，在全面分析了科尔沁蒙古族萨满舞蹈类型、表演形式的基础上，探讨了萨满舞的特征和艺术风格。王宏刚、荆文礼、于国华合著的《萨满教舞蹈及其象征》一书，综合考察了北方诸民族萨满教舞蹈及其历史文化内涵、象征意义，再现了萨满教舞蹈丰富而生动的形态。

　　从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的角色考察萨满艺术是萨满教造型艺术研究的重要视角。鄂晓楠、鄂•苏日台合著的《原生态民俗信仰文化》具有代表性。该书依据北方诸民族萨满教美术资料和民俗资料，对原生态萨满文化进行综合考察，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富育光的《萨满艺术论》对萨满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神歌等多种艺术形式作综合考察。

　　第七，近年来，随着人类学及其分支学科在中国的繁荣发展，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被一些学者引入萨满教研究，开辟了萨满教研究的新领域，成为萨满教研究新的增长点之一。宗教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理论与方法受到广泛关注。

　　色音的《科尔沁萨满文化》一书，运用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对科尔沁萨满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萨满教予以深刻的再思考，该书是一部颇具理论功底的萨满教研究著作。

　　郭淑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审视萨满教，对萨满教这一原始文化综合体所蕴含的文化因子予以钩沉，揭示了其中的哲学、天文学、地理学、预测学、医学、法学、符号学、文学、艺术等诸学科的内容，开拓了萨满教研究的领域。

　　刘桂腾的《中国萨满音乐文化——以东北阿尔泰民族为例的地方叙述》一书，运用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萨满音乐的一部著作。该书将萨满音乐置于音乐人类学的视域加以考察，分别论述了东北诸民族萨满乐器形制、音乐形态及其特征与功能。

　　乌仁其其格的《蒙古族萨满医疗的医学人类学阐释》一书以科尔沁蒙古族萨满的医疗活动为个案，综合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萨满治疗仪式的类型、构成、象征意义以及治疗仪式的特征、治疗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阐释。

　　第八，从生理学、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萨满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严格来说，我国尚缺乏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萨满教论著，但已有一些学者尝试在自己的研究中引入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成果。郭淑云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一书，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将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置于多学科的视域下，运用心理学、宗教社会学等理论对这种现象作综合考察和研究。一方面，将这种现象置于其所属的传统社会中予以考察，另一方面，考察了萨满个体生理心理特质的特殊作用。

　　3.学科建设成果显著

　　30年来，中国萨满教学界在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学科建设方面，以专门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的成立最具标志意义。2001年2月9日，我国第一个以研究萨满文化为宗旨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萨满文化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2009年7月10日，吉林省萨满文化协会在伊通满族自治县宣告成立，并于2010年9月、2011年9月举办两届萨满文化论坛。专门的研究机构有2004年4月成立的我国首家萨满文化专门研究机构——长春师范学院萨满文化研究所和长春大学萨满文化研究中心。2006年12月，以长春师范学院萨满文化研究所为基础，整合该校相关院所的科研力量组建的萨满文化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被吉林省教育厅批准为吉林省高校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3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开展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吉林省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央民族大学和吉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先后在长春、北京、海拉尔等地召开8次学术研讨会。其中，2004年8月22—25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长春市人民政府、国际萨满教研究主办的国际萨满教研究会第七次学术研讨会最具影响力。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学术活动，对于交流学术信息，探讨学术问题，促进相互合作，开阔学术视野，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我国萨满教研究的蓬勃开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关于萨满教研究人才的培养，我国一直缺乏相应的机制，高校和科研院所至今没有专门的学位点。可喜的是，随着萨满教研究的深入开展，一些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相关专业在硕士和博士培养上，注重萨满教方面的选题，培养了一批以萨满教研究为毕业论文的硕士和博士数十人，所属学科专业包括哲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中国古代史、专门史、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艺学、音乐学、舞蹈学、教育学、文物鉴定、旅游管理等。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青年学子有的已经走上专业研究岗位，给萨满教研究队伍增添了新生力量。

四

　　近30年是中国萨满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学科基础的建设、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研究领域的拓展、整体水平的提高都体现着这种发展及学科的发展态势，并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1.形成规模可观，系统初备的研究体系，已日臻成熟

　　凌纯声时代的萨满教研究仅为个别人的零星性研究，依附于其他学科，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这种研究状况一直延续至80年代初。经过30年来中国学者的艰苦努力，中国萨满教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已逐渐形成规模可观的独立学术领域，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日益提高，正逐渐走向成熟。

　　2.学术自觉自立性增强，学院派人才作用日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使新中国民族学带有浓郁的“政学一体”色彩。这一时期的萨满教调查研究即是在“政学一体”的体制下进行的，秋浦等前辈学者也是在这种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始于1979年，持续25年之久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套集成”，是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各艺术家协会等共同发起的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石光伟、任光伟、白翠英等一批萨满艺术研究者都是在参与这一系统工程中，开始萨满教调查与研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学者开始走上萨满教调查研究之路并非自觉的学术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萨满教研究的学术自立性增强，学者们的学术自觉意识和学科意识不断加强。从事萨满教田野调查研究已成为学者们的自觉选择。尤为可喜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萨满教人才培养问题已受到关注，一批经过规范学术训练的学院派中青年萨满教学者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外萨满教研究经历二百多年的发展历史，经过几个重要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研究重心各有侧失明，大体经历了现象描述、功能研究、精神心理及艺术象征研究等研究历程，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尽管中国萨满教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际化的程度还较低，但30年来，凭借我国北方民族萨满教活态资源优势，中国萨满教研究异军突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究的领域及触及的问题涵盖了国外萨满教研究各阶段探讨的主要内容，并逐渐与国际接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4.理论多元化趋势逐步形成

　　中国萨满教研究经历了由以西方民族学理论为基础，在推动西方民族学理论本土化进程中的尝试性研究，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学科基础理论奠基，再到学科理论多元并举的发展、演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宗教理论为理论武器是中国萨满教研究的重要特点。20世纪50年代，史学家莫东寅在《清初满族的萨满教》一文，较早地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研究满族萨满教。秋浦主编的《萨满教研究》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宗教理论系统研究萨满教的开山之作。该书沿袭当时颇为流行的进化论的理论框架和原始宗教研究的模式，即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原始宗教相继形成的三种形式，并以两章的篇幅将萨满教与汉族的原始宗教和南方民族中的原始宗教进行比较。可以说，该书是以萨满教为例，探讨原始宗教起源、内涵及其发展的代表作。该书的理论倾向，在当时的学术界具有普遍性，代表了萨满教理论建设初始阶段的水平和特色。这种理论特色，对于避免西方萨满教研究中普遍存在忽视经济基础，过度重视上层建筑和“唯生物论”的倾向，具有重要意义，但也使得对萨满教这一复杂的研究对象的考察过于简单化。

　　30年来，我国萨满教研究逐渐拓展理论视野，从西方人文学科中汲取营养，理论多元化的趋势日渐明晰地呈现出来，比较宗教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陆续被引入萨满教研究中，拓宽了萨满教研究的理论基础。

　　5.学科多元化格局日益完善

　　萨满教研究具有多学科性，这是由萨满教自身特点决定的。萨满教作为原始文化的综合体，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对象，涉及诸多学科。中国萨满教研究学科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发展轨迹与国际萨满教研究的发展进程大体相同。如今，萨满教研究在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等学科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其研究内容涉及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语言学、宗教学、神话学、民间文学、民俗学、音乐学、舞蹈学、美术学、哲学、心理学、生理学、医学、法学、政治学、预测学、人体科学等学科和研究领域。萨满教吸引着越来越多相关学科学者热切关注和倾力投入，为萨满教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

　　6. 专兼结合的队伍构成模式

　　我国萨满教研究队伍是自然形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八九十年代的民间文艺“十套集成”两项全国性系统工程，培养、造就了一批萨满教研究人才。他们是在从事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采录民间故事、民歌、民间音乐、舞蹈、曲艺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并认识到萨满教在民族生活中的地位及对民族民间文艺的影响，并开始走上萨满教研究道路的。因此，最初形成的萨满教研究队伍即具有多元性，既有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专门研究人员，也有一些民族工作者、民间文学艺术工作者；既有专职研究人员，也有其他领域的兼职人员。值得关注的是，基于对本民族萨满文化的热爱和责任，北方一些民族的萨满及其后裔、族长和民族文化人自发、自觉地开展本民族萨满文化研究，由原本的研究对象成为研究者，兼具双重身份。这部分人加入到研究行列，在资料收集、个性体验、考察视角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综上所述，80年间，中国萨满教研究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从国际萨满教研究的学术历程看，中国萨满教研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正以积极的态势，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完善学科体系，期待为国际萨满教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文发表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9辑)，注释版请下载附件：

中国萨满教80年研究历程.pdf(1.08 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