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喀什

　　2007年9月，我和北京电视台的几位编导一起沿着新疆边境线从北往南拍摄记录专题片，在喀什逗留了几天。除了匆匆到老城的民居采访了几位维吾尔族人，抽空参观了《福乐智慧》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墓和作为景点的阿帕霍加麻扎之外，时间仓促得连去往克孜勒苏路上经过的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陵墓也没有时间去瞻仰。

　　喀什的前世是东西交通、各种文化碰撞往还的重镇，如今更是控扼南疆边境的紧要关口，中国同中亚各国交往的枢纽。但是，关于喀什我能说些什么，我又知道什么呢？它本身的历史传承、文化积淀已经厚重渊深，难道不是深厚到让任何一个走马观花的过客都只能识趣地闭上嘴吗？所以那次喀什之行尽管感受颇多，却无以言说。

　　今年10月，我又一次来到喀什。临行的时候，我带上了《重返喀什噶尔》作为飞机读物。这是瑞典外交家、东方学家贡纳尔·雅林的著作。他于1929到1930年间作为一个研究生骑马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喀什收集、研究维吾尔族语言材料。1978年，已近暮年的雅林受中国政府邀请回到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访问。回国7年后，他写下了这部回忆和反思的著作。从对维吾尔语言文化的学养角度来说，我当然无法同雅林相比，但是，我看到的喀什倒是和他眼中的强烈相似——颇有今非昔比之感。

　　这种观察也许可以为我们这个急剧变动时代的喀什留存一下快照，以备多年以后再次回眸时，可以发现此刻它栩栩如生的面容。

　　乘飞机到喀什后，我感到从机场往宾馆的路明显拓宽了，散落的小白杨树立在道路两边，让人想起茅盾笔下的《风景谈》。在南疆这样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人们就像这些白杨一样挺拔、茁壮，不屈不挠地展示着自己的生命力。这些人是维吾尔族、是汉族、是满族、是柯尔克孜族、是回族……浮光掠影地看，不同民族的人群差别并没有那么大，除信仰、习俗差别之外，人们更多的是在这块土地上交融共生、坚韧地生活。

　　喀什的面貌似乎没有变，当我走在几年前走过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后面的小巷时，那些玉器店、铝匠铺、衣帽摊、木器作坊还在那里，卖馕和烤串的小伙子笑眯眯地招呼着外来的朋友，骑着小摩托车的维吾尔族大爷淡定地从身边掠过。香妃墓几乎一点也没有变化，在门口遇到卖工艺品“香妃蝴蝶”的小孩甚至给我一种错觉，好像还是5年前我遇到的那一个。时间似乎凝固在这个安静的地方。

　　对于“时间的错觉”一向是观光客的感觉和一种隐秘的期待，在导游的解说词中也一再强调了这一点，以突出它与东南发达省份的不同之处：后者是匆忙的、理性的、追名逐利的，而喀什则是悠闲的、慵懒的，是最后的牧歌田园。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忽视街头那些匆忙走过的行人，他们脸上也不乏奔波的印记——如同雅林重回喀什看到的，在类似于“中世纪风格”的城市中忙碌嘈杂的众生 。

　　雅林写到上世纪20年代的喀什，已经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外国货，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信号，也是喀什会很快现代化的标志。社会发展的脚步超出他的意料，而改革开放时代的喀什无论在教育、工业、农业、医疗保健，还是在宗教、文化与文学、科研等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式的变化，人到中年的维吾尔族干部还在自学英语，希望能跟外部“世界”对话。今日我见到的喀什，又是另一轮的变化，这种变化很有可能达到并超越过去任何时代的广度和深度。景物依旧在，人事却有了不同，旧梦已无法寻回，前行的是可感的现实。

　　从表面看，喀什和5年前相比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但其实变化已经悄然发生。2010年新疆工作会议之后，仿照援助西藏的方式，中央政府及各地的援疆方案和行动全面展开。喀什是上海、广东、山东、安徽对口援助地区。我所居住的宾馆就是安徽某个商业集团投资的。出了宾馆，我沿着建设路、艾尔斯兰路可以看到各种工程纷纷上马，像在其他三线城市一样，喀什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大工地。东湖一带，晚上的霓虹灯亮起，映照在水面之上，会让一个游客有不知身处何地之感。享名久远的大巴扎，熙来攘往的人群生气勃勃，如同任何一个城市的闹市区和大卖场，显示了平凡人充实琐碎的欲望。再到巴扎附近的高台土城，会发现它已经在近年来的城市改造中被拆得所剩无几，只留下一些作为旅游景点的观光项目，制作土陶和特色食品的手工艺人家庭分布在土城的角落，成为可以展示和买卖的文化。

　　这些还只是直观的表面，技术援疆、干部援疆、人才援疆、教育援疆等全方位的经济、文化、社会乃至生活方式的转型，已经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个边疆城市。它还是个进行中的过程，效用何在，结果如何，外来者如何定位，本地人什么态度……都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吐故纳新、扬弃上升是基本的法则。可以断言的是，再过5年，如果我再次回到喀什，那时候又当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