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白云寄哀思

——追怀朱寨同志

刘锡诚

3月7日晚8点多，我刚从一个会议上回到家中，手机屏幕上显示出白烨同志发来的短信：朱寨走了，今天下午。我顿时懵了。我正受托编辑和整理80年代文坛老友们撰著的《破冰之旅：新时期文坛亲历纪事》书稿和老照片，准备完事后就向朱寨和袁鹰二位顾问汇报的，哪想到，还没有来得及呢，朱寨同志便离我们远去了。随即给朱小南拨了电话。她告诉我，父亲胃癌转移后在协和医院的观察室住了两天，由于没有病床，不得不转到隆福医院。今天下午，一口气没有上来，就走了。走得很安详。父亲留下话，后事从简，我们正在商量丧事哩。我建议说，那就准备张照片吧，在家里布置个灵堂，让要好的老朋友们去给他送个行呀。

我和朱寨认识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即1958年，他从中宣部调到文学研究所。记得他曾对我戏说过，在中宣部文艺处，他没有什么职务，不过是个“大干事”（当时的“大干事”还有任桂林）。踏进文学所的门，在延安鲁艺时想当小说家的梦算是一个了结，从此开始了专业文学研究者和文学批评家的生涯。开始时，他在民间文学组。那时的民间组兵强马壮，有贾芝、毛星、朱寨、孙剑冰、井岩盾。他们都是延安鲁艺来的人，加上何其芳主持鲁艺文学系时开过民间文学的课，编选过《陕北民歌选》，所以他们所秉持的学术理念，当然是延安鲁艺的民间文学研究传统。那时，我已经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青年研究人员。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还没有成为中国文联的团体会员之前，一度隶属于文学研究所，在何其芳和毛星的领导之下，两个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外，这个16岁就奔赴延安的老革命，又是我的山东老乡，在我自有一种亲近感，而且他的夫人张帆同志又是当时民研会的中层干部，她把我这个从北大毕业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看作是可信赖的小朋友，于是我也就很自然地与朱寨同志熟悉起来。从那时起，我这个晚辈就以“同志”相称，从来没有用“先生”称呼他过。他明白，这个称呼并不是对他的轻慢。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义和团传说故事被张士杰发掘出来，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引起了文学界和史学界人士的关注，许多名家如吴晗等都撰文讨论，朱寨也是其中之一。他发表了题为《人民群众的自我写照》的文章，一方面充分肯定民间流传的义和团传说故事的抗击帝国主义的性质，另一方面对通过一些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匪夷所思的幻想形式表现义和团英雄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给予了肯定性评价。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不久，历史剧的讨论上升为文学理论界和史学界的热点，朱寨发表《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参加讨论，引来了李希凡的商榷。长期在中宣部文艺处以关注和研究当代文学发展动向为职志的朱寨，如今虽然身在民间文学组，其实他并没有真正地沉潜到民间文学研究中去，他写的几篇有分量的文章，还是当代文学的评论和当代作家的研究，那篇被学界公认为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有影响的《<山乡巨变>的艺术成就和作者的艺术造诣》，就写于1959年的7月。60年代初，他离开民间组，先后担任了文学所学术办公室主任、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而那个年代是阶级斗争越来越被强调的年代，文艺界由于两个“批示”的下达掀起了一场长达几年的“小整风”运动，因而使文艺界蒙受了“左”的严重危害。朋友们都称赞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许多事情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立场和学风。

历史跨入新时期，他很快投入拨乱反正，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参与主持为惨遭迫害的作家作品平反，以极大的热情撰文评价《丹心谱》、《班主任》、《人到中年》等作品，为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回归、为新时期文学的应运而生和顺利发展呐喊，做出了重要贡献。继而主持撰写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等著作，客观而深入地梳理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为当代文学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被学界誉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81年，我在《文艺报》编辑部工作时，冯牧、阎纲和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袁琦同志的支持下，筹划主编一套《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由我起草计划方案，我和阎纲负责约稿。首先考虑的是老一辈评论家，有陈荒煤、罗荪、胡采、王元化、萧殷、黄秋耘、冯牧、洁泯。以朱寨在当代文学学科上的成就和威望，他也是计划中的首选之属，但由于他的《从生活出发》一书，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所以《朱寨文学评论选》书稿直到我调离《文艺报》时才编就，1985年5月才得以出版。老一辈中缺了张光年。故这九本算是第一辑。第二辑是中青年评论家，计有：李希凡、王春元、张炯、陈丹晨、顾骧、缪俊杰、潘旭澜、陈辽、王愚、谢冕。由于张光年的缺席，所以第二辑中由出版社提名又加了李元洛。这套书总共出了20种，是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套评论丛书。

朱寨同志是有着广泛基础的民间社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79年8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朱寨出任副会长；从1996年起任第二任会长；2002年12月改任荣誉会长。据我的记忆，研究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学术会议，除了三次会议外，其他所有的学术会议，他都出席并由他致开幕词或闭幕词，向与会同仁阐述当前文学的形势和提示要研讨或应研讨的主题与重点。在文学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有诸如昆明会议、南京会议，而他自己最为重视的，却是1986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闭幕词，他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了《文学评论》上。我想，如果把他的这些开幕词和闭幕词汇集起来，实在称得上是一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别样的简史。

我有幸与他在研究会里共事二十多年，从治学到做人，向他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在2002年底召开的桂林会议上，朱寨同志卸去了会长的重担，我也辞去了副会长兼秘书长职务。会议结束后，我们结伴回京，在火车的包厢里纵情神聊，打发漫漫的旅途。谈话中我向他建议，并一再鼓动他申报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题曰《中国共产党与新文艺》。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深感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文学就会发展、前进；处理得不好，文学就会出现曲折，甚至倒退。根据我对老朱的了解，在几十年的当代文学研究生涯中，他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不是一个东张西望、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投机取巧的人，而是一个有坚定信念而又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和人文学者。譬如，在胡风问题上，我就曾亲耳听他说过，当年他被指定参与了胡风一案的材料工作，但他对胡风的处理一直有保留的看法；到了八九十年代，他连续写过两篇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长文，充分表达了他的观点。又譬如，虽然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党中央放弃了沿用已久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方针，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方针，但当新时期文学进入第六个年份、即1982年时，由于前一年的《苦恋》事件，又导致了在思想界和文艺界开展“清污”和反自由化的运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又一次变得紧张起来。恰恰这一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对《讲话》中正确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新的阐释是必要的，同时对其中所包含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如“齿轮和螺丝钉”等，做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揭示其危害，也应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处于思想矛盾中的胡乔木做了一件符合历史要求的好事，指导中央编译局重译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把“文学”改译为“出版物”，并进而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的闭幕茶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指出了《讲话》中援引“齿轮和螺丝钉”来表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错误的。这一年，朱寨写了一篇题为《恢复<讲话>的本来面目》的论文，指出《讲话》发表之后的40年，我们的文学走了一条“之”字形的曲折的道路，呼吁历史地评价《讲话》的文章，他讲的同样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看来，系统地梳理和阐释我党领导文艺的基本经验与教训，是一件刻不容缓、十分必要的事了。基于这样的想法，我才建议朱寨挂帅写一部《中国共产党与新文艺》的著作，我在火车上的这个建议，被他接受了，而且他的学生张德祥在我们的怂恿下同意当老朱的助手。前两年，他患胃癌做了手术，我去家里看望他，问起他课题的进展情况，他表示年老了，颇有畏难之情。2011年课题已结项，我想这个课题，也许是他晚年完成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吧。

散文写作一向是朱寨最喜欢的文学样式。他的散文，先后出版过《鹿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纪实》（海南出版社1997年）、《记忆依然炽热——师恩友情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他的散文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空灵得令人无法捉摸的文章，而以纪实怀人、抒发个人情愫为主。他写散文是为了记录下最让他动情的人和事以及自己的心曲，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他也愿意与我们交流。每出一本都签名寄给我们，我们是他的作品的忠实读者。记得是2008年春吧，他写了一篇《廊桥遗笑》，是以社科院干部居住的永安南里到社科院所在地建国门内5号必经之地建国门桥为依托，写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事与心态的，写好后把原稿寄给我的老伴马昌仪和我征求意见，我们在电话里就这个话题做了交谈。后来发表在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当代文学研究》上了。2007年8月11日是我的老师曹靖华先生110周年诞辰，北京大学要开纪念会，要大家写文章参会并出版纪念文集。我写了一篇《吾师曹靖华》交卷，发表在《文汇报·笔会》（2008年6月10日）上。朱寨同志读了拙文，立即在当天报纸的天头地脚上给我写了一封字迹密密麻麻的信，说：“锡诚：这说明我读了您的文章，我很高兴、看重。文章外，所附的插图、指定书目手迹（是他的亲笔还是您的笔录？——没关系），都十分难得、珍贵。您真是一个学者中的细心人！并问候‘德彪’（按：我的夫人马昌仪的外号）！忽然记起前不久在什么地方看到一个材料，曹靖华早就是秘密共产党员，不知您知否？由此想到他与鲁迅的情谊更是非同一般，在这方面，人们重视得不够。（接着说）’德彪’从事的是大部头（指她的《古本山海经图说》和《全像山海经图比较》），我已啃不动。又联想到吕薇芬的《元曲词典》，也是花功力的成果。由于人退下来了，成果也不在官本位者的视线之内！官本位宠坏了一些争权夺利之徒，真正的学者王元化、蔡尚思等死后才得到一点虚荣；他们的思想学术硕果仍遗弃在地，乃至于消失！（只能在此打住）朱寨”。我素有保存作家评论家来信的习惯，在电脑里建了一个“作家书简”的文档，老朱的这封写在报纸缝隙间的特别的书信，被我珍藏起来并扫描在文档里，成为我们友谊的见证。

朱寨同志的不幸逝世，对我来说，失去了一个忠厚长者，可以交心、关键时刻提醒我保护我、几十年不变的良师益友；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失去了一个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以真理为是的优秀文学批评家。安息吧，朱寨同志！

2012年3月23日追思会后定稿

发表于《文艺报》2012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