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师范——追念恩师钟敬文先生 （萧放）

钟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2012年1月10日是先生的忌日，没有先生的日子，我们彷徨无依，但我们心中总是觉得先生没有远去。我们完成先生的主编的《中国民俗史》，是对先生的告慰。在这特别的日子里，献上当年的文字，以表我对先生的思念。

永远的师范——追念恩师钟敬文先生

萧放

恩师钟敬文先生离开我们有21天了，21天在民俗中正是“三七”的日子，在先生的第三个七日，终于能静下来写点文字，以寄托对先生的哀思。

近时有关钟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与追悼文章在京内外报刊上成为报道的热点。一个学者、文化人的身后，受到人们如此的厚爱，这是近年来不多见的。“人民的学者”受到人民的追念，人们目睹钟先生的背影，在惜别一个时代。钟先生高尚与纯洁的人格风范，在今天我们只能以“高山仰止”的心情来追怀。这也就是与钟先生同气相求的季羡林先生在得知钟先生去世之后，含泪连夜赶写怀念文章，并发出“而今而后，哪里再找这样的人啊！茫茫苍天，此恨曷极！”这样深情的感慨的因由。

作为先生的学生，近年来有缘追随先生左右，因为与钟先生太熟悉的缘故，我总觉得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先生只是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忙他的“功课”去了，就象一年一度的西山小憩（每年暑期都在那里写出几万字的文章）。以致于在给先生写生平时能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就像给他作祝寿的生平一样。

事实上，我接下撰写钟先生生平的任务时，的确是用于祝寿。因为确定祝寿的日期十分仓促，钟先生的人生阅历与学术活动又如此宏富，做好钟先生的生平不是一件容易事。在分配工作时，大家各自选择了一件，撰写先生的生平，自然就责无旁待。当时学报庆祝钟先生百年华诞的专号也急催稿件，我当时鼓着劲完成这样两件任务。好在学报的稿件修改接近尾声，本人主要精力放在撰写生平上。那两天还替钟先生给博士上着课，一时间顾不上去医院看先生。先生去世的前两天（8日），我在去课堂的路上见到先生的女儿钟宜，问及先生的情况，她说今天还不错，只是在颈动脉上开了一个输液的管道，效果还好。我的心稍有安顿。但先生毕竟是百岁老人，我内心祈盼着先生的生命奇迹，可还是有一丝预感。在晚间的硕士课堂上，我说钟老的百岁华诞即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希望我们的同学到时多参与一些具体的筹办工作。当时我突然很激动地说了一大段与课程无关的有关钟先生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风范的话，聪明的同学已听出我没有说出的意思，一位历史系的研究生主动地说：她愿意帮助做一些工作。我说：谢谢你。在一个称导师为“老板”的时代里，有人愿意为不是她“老板”的帮忙，这需要奉献精神。

接下来的一天（9日），我忙着将《历史民俗学与钟敬文的学术贡献》一文改完，准备第二天去医院念给钟先生听听，看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虽然在动笔之前就有关问题跟先生请教过，但成文之后还得让先生“过”一遍（不是过目，是过耳。因为先生视力不大好，近年来先生审读博士论文或批改博士试卷都是用此方法），这也是学报主编林邦均老师的意见。谁知10日凌晨，先生竟溘然长逝。凌晨2点，康丽在电话中哽咽着告诉我钟老的噩耗，此后我通宵无眠。本人第一篇有关钟先生学问研究的文章如果能经先生过目审定，该有多好；有关先生生平的重要细节如能在记忆超人的先生那儿得到核实，又该多好，但这已不可能。人生就是这样无常，当你意识到一种需要的时候，你往往满足不了这种需要。我们常在先生身边，虽然也还努力，但对于先生的学问人生没有及时有意识地去总结研究，反而是先生经常针对我们的不足或婉转或直接地予以点拨、批评。

在先生卧病南城期间，我一周必去看望先生一次，或周六、或周日。与先生见面，先生很少谈及他的病情，大部分时间我们在谈工作，谈学问。先生似乎有意识和来访者或陪伴者交流，让来者有所收获。先生的病房更多的时候象一个教授的客厅，在一盆盆鲜花的装点下，生机盎然。先生无论是坐在沙发上，还是平躺在病床上，他都不让自己闲下来，除非他太累，一般不会闭目养神。先生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具有浓郁儒家气息的教育家。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是他秉持的教学态度，对那些虚心向学的晚生后辈无论来自何处，出自何门，他都一视同仁。对有志于作民间文化研究的后学更是鼓励有加。他的著作可以不送达官贵人，但必定送给上门请教的青年学子。先生的宗旨是：书送给愿意读她的人。先生常说的话是：老师送的书，学生不会不读吧！在我的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挤满了钟先生的著作，其中除了本人入门之前出版的之外，全部是先生送给我的，有相当部分都有先生的亲笔签名或盖上了赠书图章。

先生送书的时机各不相同。我从上博士开始因为作本年级的联系人，并帮先生取送书报邮件（直到今天我还在为先生取信，），因此我常能坐到先生那会客室兼书房里的那条长沙发上。在先生那儿，常能见到别人送给他的新书、翻看新书、同时兼听先生对新书及作者的评论，成为我在先生那里的特殊功课。先生的学风重视实证，近年对民俗志著作特别留意。要是收到一本好的民俗资料本，先生会特别高兴，他不仅认真阅读，并点上红色标记，有的还夹上纸条。并嘱咐我们与作者联系能不能给我们民间文化资料库送书或代买几本，真正的好书，我们学生是要每人都订购一本的。在先生那儿常有意外之喜，有时还帮先生挪动一下书山，或陪先生去一趟门口的书店，甚至是帮先生洗一次澡，先生都会从他的椅子旁、沙发下摸索着取出一本他的或别人送他的书给我。先生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虽然他不计较世事俗务，但特别有人情味。记得有一位同学因为遭人误会，处境艰难，先生不仅为她联系了新的导师，还特地让我给这位有写字爱好的同学送去一管毛笔，以为勉励。至今这位同学回忆此事，仍对先生充满了感激。

正直、勤奋、淡泊是先生的座右铭，也是他送给学生的六字箴言。先生淡于名利，对学问却十分珍惜，对自己对学生要求甚严。在实行学位制度之初，作为1981年首批博士生导师，他迟至1985年仍未开门招博，据陈福康先生回忆说他在1985年中文系的一次会议听钟先生自己所说：“我自己未当过博士，也不知道博士该是什么标准，所以我一直不愿招收博士生。”（见《中华读书报》2002.1.23陈文“难忘师恩”）实际上，钟先生当时觉得没有合适的专业人才。他在学问传承上十分谨慎，1986年他终于开始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生。1992年先生接下了张紫晨先生去世留下的一位未毕业的博士生，并手把手的教她作博士论文，钟先生早就想做的《女娲考》，现在由这位同学来完成，虽然最终学生与老师的旨趣不尽一致，但先生对这位博士生的严格指导无疑为其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90年代初，他根据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实际需要，发下了培养50名民俗学博士的宏愿。1994年之后，先生以九十余岁的高龄坚持持续培养博士研究生与博士后研究人员。直到他去世之前，他累计培养了30多位博士学位以上的高级研究人才，加上他手头上15位在读的博士生，基本实现了他的愿望。

钟先生是中国民俗学的开山祖师之一，80年来持续开垦着中国民俗这块沃土。作为中国民俗学的领军人物，他注意培养各类型各层次的民俗研究与民俗教育工作者，从目前民俗学研究人员的构成看，绝大部分都与钟先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生情缘或学术渊源。钟先生是中国民俗学的旗帜，中国民俗学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规模与钟先生的辛勤努力及钟先生的人格魅力有着无庸置疑的关系。

先生对学生的人品与文品都十分看重。一个同学的学业基础不太好他可以容忍，认为只要这位同学肯学习，就可调教；如果是一位思想活跃，不守章法的青年，他也愿意调教这样的“野马”；但要是学生懒惰，不求上进，或耍小聪明，对学问三心二意，他就特别地不高兴。在跟随先生读博士学位与作博士后的五年间，感受很深的是他对我那春风化雨般滋润，先生很少当面表扬过我，也很少直接地对我提出批评。先生的批评往往是温和的、婉转的，这大概是先生认为“响鼓不用重槌”。

跟先生久了，先生的思路我大体是清楚的，说话也比较随意，一般都是漫谈性质的，先生的劝诫往往是从别人那里说起，在对人事的议论中自然也就体会出先生的意见。先生住院期间，却有两次与我的郑重谈话。

一次是病房中只有我和先生两人，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写文章认真但不要太用力，太用力就不是高手，你的文章流畅没有问题，但要达到高境界，还得磨炼。看来先生的这番话是琢磨了很久才对我说的。平时我对自己的文笔有时还稍有自负，先生的话对我来说如醒醍醐。虽然先生再也见不到我的新作了，我会记住先生的话，努力再努力，期待着有一天我能自得地在先生灵前献上一篇文字，以不辜负先生的厚爱。

另一次谈话也是意味深长。我与妻子一道去看望先生，先生的女儿钟宜老师也在。先生突然说：你要学会排遣，一些不愉快的事不要放在心里。我马上明白了先生的意思，先生说的是最近评职称的事。我申报晋升教授资格，评审之前我跟先生说过此次申报的打算，先生表示同意，并对形势作了分析。为了让先生安心养病，此后我不与先生谈职称之事。后来在二级评审中未能通过，本人心里自然也不畅快，因为跟自己同时甚至晚起步的同仁大都是教授了，自己好像也不比别人更笨，问题却不能解决，再说还有一些实际的问题，说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先生身体不好，我不忍心在先生面前提这事。在先生那儿，我表现如常。但先生对这事是关心的，后来系领导主动去跟先生说明了情况。先生是一位大度的人，他不会计较。但先生觉得要跟我说说，让我宽心。先生说人生大都曲曲折折，他一生遇见几道关口，那比你这困难得多，也过来了。碰上不愉快的事，要常能化解，不让它妨碍自己前进。凡事往远处想，往宽处想，并说我知道你不是太计较的。我回答说：我早忘记了。先生听了很高兴。的确在钟先生那里，我感到的是一种春风般的温暖，我很庆幸自己有缘成为先生的学生，能亲聆大师的教诲，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给您的不仅仅是学问，还有人格与情怀。在先生80年生涯中经历了多少坎坷，我这点委屈算什么？先生现在走了，先生不再能抚慰他的弟子了，但我会终生记住先生的话：“凡事往宽处想”。以后我也会将先生的话传给我们的学生，心胸宽阔，自然前景光明。

先生就是这样爱护着自己的学生，关心着学生的发展。对自己的病痛，先生很少提到，即使说到，他也总是说，他就是身体弱，叫大家不要看他，说休息一段时间还要回去上课。

1月3日，根据启功先生的提议，北师大中文系在友谊医院为钟先生庆祝百岁华诞。先生品尝了甜美的生日蛋糕，面对记者与同好用尽全身力气说：“人民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当众人在医院休息室举办祝寿会时，我留在病房陪伴先生。会后大家去全聚德吃长寿面，饭后我与钟宜老师一道回到医院。胃口不大好的先生主动要吃草莓，我暗自觉得早上带草莓是带对了。钟先生问：为什么要这时祝寿？我们都说，过了元旦您就是一百岁了，放假期间，大家想借机看看您。先生也没有追问，先生有什么联想，不得而知。后来所能知道的是他心情不大好，他说：要闭门谢客。他要养好身体回去上课。

见先生最后一面是1月6日的下午，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下午的情形。那天我和妻子带着煨好的排骨莲藕汤象平常一样去探望先生。这天去的时候感觉与平时不大一样，病房门口写着“谢绝探视”的字样，我们轻推房门，见钟宜、康丽在，还有来探视先生的程正民老师、贾放师姐，而先生正在酣睡。听钟宜说先生昨天睡得较少，今天从中午开始一直在睡。照先生日常的习惯，这时正是聊天的时候。直到5点，先生还没醒。大家觉得有必要叫醒先生，于是开了房间的顶灯，这一招真管用，先生对光很敏感，马上醒了。程老师对钟先生说，“我是程正民，来看您来啦”。先生反应极快，说：“我想你呀！”程老师说：“我也想你啊。”接着谈起了工作，说贾放的毕业论文答辩等事，请先生不要操心，安心养病。钟先生又说起他最近常做的三个梦，觉得挺费解，我在3日也听他说过一遍。贾放说等先生病好后，可写一篇文章，叫《病中三梦》，我听了连声叫好。在先生最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念叨那梦，我们也帮着先生“解梦”，但怎么也说不大清楚。先生三梦的主要一梦是：他梦见自己到了巴黎，在拘留所被关了一夜，晚上很冷。先生就说：我没有去过法国，怎么会梦见自己去了呢？自己也觉得奇怪。先生的女儿钟宜说：是不是因为冼星海的原因，想到巴黎。因为二十年代后期钟先生与冼星海在岭南大学有过密切交往。当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释梦的理由，先生自己没有说什么。这梦我一直记着，等我自认为找到先生梦的真正答案的时候，已经无法向先生求证。

我在撰写先生的生平时，重新翻读先生的材料，对于先生的梦有了重大发现。抗战时期是先生人生学问态度发生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先生毅然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用自己的笔作为宣传鼓动的武器，写出了不少意气豪迈的战地文章。他对自己一向引为精神之源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法西斯管制下的处境十分关切，他在1945年写的文章中说：“当卐字旗遮盖着巴黎的时候，跟忧虑法兰西的文明和自由受辱的同时，我焦念着这位‘欧罗巴良心’的老人的安全。”钟先生对罗曼·罗兰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说：“对于我，他不只是一位说故事者，一位文体家，一位思想家。他是我灵魂的深切关与者。读着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远为严肃和深邃的世界。它使我昂奋，使我战栗，使我自负，使我不安，使我梦想，最后使我超升。”先生对罗曼·罗兰的崇拜是对人类良心的崇拜，先生毕生系念着民族大众的文化，历经磨难，无怨无悔，可以说他是中国的“良心”，罗曼·罗兰的高尚精神在钟先生心里牢牢地扎下了根，他甚至说：“即使是他思想最脆弱的地方，也使我感到心灵的真实与温暖。在错误里，一样闪亮着真理和爱的光芒。”直到90年代后期，他听说漓江出版社新出版了罗曼·罗兰的著作，他还赶紧让人给他捎一本来读。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梦见巴黎的情景，很可能就是对罗曼·罗兰的感念，罗曼·罗兰的人格与精神对钟先生产生了终生的影响。如果说世间有灵魂的话，先生的灵魂肯定会追随使他梦想、超升的罗曼·罗兰。在先生生平介绍中我特地强调了罗曼·罗兰对他的影响。

先生那天很平静，虽然他自己也难明梦境。他并不畏惧死亡，先生也隐约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并不直接说明，先生说了一个故事：一次，夏公（夏衍）去探望病重卧床的乔冠华，乔用手指在夏公手上写下了两行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先生说乔有不平之气。先生反复念叨这两句诗，当时我们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先生看到给他用的药较好，还感叹说：“穷人得富病”。康丽在旁边安慰先生说：都是一些常规药。让他安心。先生不愿意给国家多添负担，这是他一辈子作人的准则。

黄昏时分，我跟钟先生说过两天再来看他。先生吩咐说：“请告诉大家，我很好；大家都很忙，不要来看我”。当我与钟先生挥手说“再见”时，怎么也想不到这是我跟先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再也听不到先生的教诲了。三天之后，先生随着他的梦境离开了他所眷恋的人间。

先生虽然留下了“还有好多事未做”的遗憾，但他给中国民俗学创下了一份基业。直到临终前的十天，他还在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重点学科的建设问题给教育部领导写信，“钟敬文”三个字的签名，成为他完成数百万字论著、作品之后的绝笔。值得庆幸的是教育部学位办公室经过研究批准了钟先生的请求，北师大的民俗学学科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的计划。钟先生听到这一消息肯定会高兴地举起酒杯说：这是他最高兴的一天。然后他一定也会严肃地说：“大家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

从心底来说，我并没有觉得先生离开了我们，似乎先生依然微笑地斜坐在他那古朴的沙发上，他那柔软而坚定的声音常在我耳边回响。每当我们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地想起先生，先生已成为我们的精神的偶像。在先生的默默的目光之下，我们不敢自恣，不敢放逸，唯有勤勉才是对先生最好的报答。

先生酷爱水仙，每年春节前他都要亲自买一批水仙，分送给教研室的同仁，我有幸帮他买过水仙，也得过他送来的水仙。现在先生的灵前就摆着一盆鲜嫩的水仙，水仙充满灵性与生动。每当水仙花开的时候，就是先生回来的日子，弟子恭候着您，

                               2002年1月31日写于北师大

                                          原载《群言》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