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后记》

    拙作《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近日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将后记发在这里，感谢多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

　　即将出版的书稿是在博士后出站报告《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虽然这不是我的第一部书稿，甚至也不是第二、第三部，但面对着它，心海仍不免生出许多感慨。

　　从2000年冬确定以寒食节研究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到今天完成这部书稿，在节日研究的道路上，我竟然已经走了整整十年时间。

　　最初选择硕士论文题目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它可能激发我对节日研究的浓厚兴趣，促使我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在导师齐涛教授提出的两个备选题目中，寒食节更好把握一些(另一个题目是写某一种唐代的风俗)，似乎也有些话想说，因为当时我已查阅了与寒食节相关的不少成果，对于文中的观点并不能完全赞同。后来我以《寒食节起源研究》一文获得法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还获得了2003年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2004年起，我考入山东大学，继续师从齐涛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中国古代史。由于受过三年民俗学的学科训练，数年来参加的学术活动也主要是民俗学方面的，我对民俗学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所以特别希望自己在写作博士论文时能将历史学与民俗学结合起来，在研究内容上，更在研究方法上。基于对节日研究的兴趣，我很自然地选择了唐代节日研究，这一想法得到齐老师的认可。2007年6月我以《唐代节日研究》一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大约一年之后，即2008年7月，我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这一变动固然与我丈夫早在2005年就已调到北京工作有关，但促使这一变动发生的那粒种子应该说在2001年10月就已经种下了。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时任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的叶涛老师让我们在读的几个研究生前去听会，我第一次踏进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那次会议上见到了许多此前只是听说过或只在书上见过名字的先生，如季羡林、于光远、启功、冯骥才、乌丙安、刘魁立等先生，也聆听了多位学者出色的发言。第一天散会时正值夕阳西下，金黄的落叶飘了一地，我和后来担任《民间文化论坛》主编的山民先生在北师大校园里慢慢地走，他说你应该来这里读几年书，我记得自己点了头。

　　也是在那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萧放教授。当时我已经选定《寒食节研究》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也已在叶涛老师的推荐下阅读过萧老师那本关于《荆楚岁时记》研究的优秀成果，所以特别想当面向他请教。还记得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到他身后说想请教问题时，刘魁立先生正在对大会进行总结，萧老师说等会议结束吧，我只好说马上就要出发去赶火车，再不问来不及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出会场。交谈只有短短几分钟，萧老师肯定了寒食节研究的学术价值，也确认了寒食节研究的难度，并鼓励我好好写作。当时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萧老师会成为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埋下一粒种子，有了合适的机会它就会发芽。”每每想起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经历，我的脑海里便出现这样一句话。

　　《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作为博士后工作期间的研究题目，一方面可以视为萧老师的命题之作，另一方面也是我个人的选择。之所以说是个人的选择，是因为经过几年的节日研究之后，我已开始对岁时节日文献本身产生兴趣。研究中国节日，无论是探讨节日的起源问题，还是寻求节日生成演变的动力机制，抑或关注传统节日与当代的关联，甚至撰写节日志书(我在这几个方面都有一些实践)，都离不开对岁时民俗文献的阅读。正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我国岁时民俗文献的丰富，也逐渐对下面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兴趣：我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岁时民俗文献?不断重复的操演实践固然是节日文化得以传承的最重要途径，记述书写节日文化的岁时节日文献是否在节日文化传承中发挥作用?尤其当人们试图接续起经历过断裂的节日传统时，保存至今的历代岁时文献能否成为取用的资源?如果今天还要书写节日文化和节日生活，生产这个时代的岁时民俗文献，我们又应该如何评价和对待曾经拥有的那些?等等。对于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的研究显然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因此，《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虽然是萧老师的命题之作，却也契合了我本人的兴趣。

　　必须承认博士后研究工作的过程是痛与快乐并存的。记得有位老师曾经说做博士会做白了头，其实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又何尝比攻读博士学位轻松多少?所以2010年6月25日当我拿到刚刚从打印机里出来、散发着热气的出站报告初稿时，泪水忍不住流淌起来……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在萧老师的指导和一些师友的帮助下，我对出站报告进行了多次修改。在定稿的致谢部分，我列举了那些值得铭记和感谢的人：

　　本报告的写作与完成首先感谢我的合作导师萧放教授，从题目的选定到资料的搜集到布局谋篇以至最后的文字修改，都包含着他的许多心血。

　　感谢董晓萍教授，在本报告的写作过程中，她提出了有指导性和启发性的意见和建议，让我受益良多。

　　色音教授、朱霞副教授对本报告的写作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赖彦斌工程师则从若干方面给予本人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和美国崴涞大学张举文教授的答疑解惑。

　　感谢未曾谋面的毕雪飞女士在资料搜集方面的侠义相助。

　　感谢杨漫红女士在文字修改方面给予的无私帮助。

　　……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为我两年来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诸多方便。

　　在本报告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参阅了大量前人的著述，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学术滋养。

　　出站报告的评议是在2010年9月29日进行的，中央民族大学的陶立璠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常建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吕微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色音教授和萧放老师一起对我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评议。感谢他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促使我对博士后出站报告做进一步的修改，最终成为目前即将付梓的书稿。

　　本书稿的部分内容还曾在“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2009北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城市建设与北京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近现代社会变迁与中国民俗学国际研讨会”、“中国民俗学第七次代表大会暨2010年年会”等学术会议上宣读，或在《文献》、《民俗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承蒙多位学者阅读文稿，并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他们是《文献》杂志张廷银先生、北京市北京学研究基地张妙弟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的张宝秀教授、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张士闪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赵连稳编审、清华大学历史系刘晓峰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万建中教授等，也衷心地感谢他们。

　　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出版集团的办公室主任路英勇先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见利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郑殿华先生。他们在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各种方便令人觉得温暖，在审稿过程中表现的严谨认真又令人钦佩。

　　本书得到北京市北京学研究基地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丈夫、女儿、母亲、公婆和兄弟姊妹。尽管他们只需要我快乐健康，而不需要我的感谢，我还是要说一声谢谢，谢谢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谢谢他们总让我感觉生活是如此的幸福和美好。

　　书稿即将付梓的时候，心中除了充满感激，还有一些忐忑。“近乡情更怯”本是诗人描写外出归家者的复杂心态，今天却十分贴近我的心情。我知道自己的研究并不完美，也没有完全实现最初的计划，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像《月令广义》、《月令通考》等应该得到研究的明代时令类著述在书稿中只能付之阙如。因此，这部名为《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的书稿其实只是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的一部分，或曰阶段性成果。

　　好在，我不仅将这部书视为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将其视为自己学术道路上的阶段性成果。如果一切正常，我当还有另一个十年，或者另两个、乃至更多个十年，那么就还有机会从事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并努力将其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