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广州佛寺（下）

《南方都市报》2011年3月25日历史版

◎吴真

光孝寺无戒坛，瘗发塔被恶俗

　　取得铁禅的介绍信的次日(1928年12月22日)，常盘一行来到广州光孝寺。该寺从1913年开始被军队霸占，后又划归广东法官学校，十几年的时光已经让这座千年古刹风貌荡然无存。常盘一行先到光孝寺唯一未被霸占的睡佛阁，这里还保有几座佛像供人瞻仰，原来寺中的僧人也委屈于此。在寺僧的许可下，常盘一行拍摄了唐代睡佛、西藏佛的照片。

1950年代南海学宫被拆除，而今坊间难觅学宫的老照片，1928年常盘一行所拍的4幅照片，更显珍贵。

当年被广东法官学校占用的光孝寺，山门已被拆除，代之以校门。

五仙观的岭南第一楼。

　　当时光孝寺大部分用地为广东法官学校借用，左右又为警官学校所占，纪念六祖的风幡堂则被挪用为广州市立第二十七小学的雨天体操场。正逢星期六，门卫不许外人进入，在出示了铁禅介绍信和名片后，常盘一行方被允许入内参观。从山门进入天王殿，四大天王皆不见，唯见正中屏风的青天白日章与孙中山遗训，殿内柱子悉数写以国民党方针口号。大雄殿中心位置倒是保留着三尊佛祖像和十八罗汉，后殿还供有达摩等五祖，如此神圣庄严之地，却被充当厨房之用，光线暗淡，臭味熏天。光孝寺的东廊、西廊、客堂寺则被警官学校拆去，代之以几个砖房教室；风幡堂被小学占用，仅剩风幡堂的题额。

　　由于广州考察的重点———光孝寺六祖殿被充为法官学校教室，不许入内参观；再加上光孝寺的重宝———后汉所铸的西铁塔也被法官学校锁在建筑内，常盘一行在结束韶关考察之后，12月29日又折回光孝寺，这一次直接面见广东法官学校的校长汪祖泽，要求详考西塔和六祖殿内的各种碑刻。正巧这位校长是汪精卫的长侄，又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曾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平常也是个吃素信佛的在家居士，宾主一见如故，汪祖泽亲自陪同常盘氏在光孝寺内一一考察，并大方给予拓制碑刻、照相的种种方便。这些收入《支那佛教史迹纪念号》的8通光孝寺碑刻拓本，25幅照片以及光孝寺平面测绘图。据笔者所知，这可称得上为民国时期最详尽的光孝寺资料。

　　常盘大定对于五代东西铁塔的文物价值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可以佐证《十国春秋》所记的诸多南汉王家崇佛记载。两塔的型制几乎一致，但命运迥异：1928年所见的东塔第二层以上破坏严重，七零八落，解放后由党和人民政府向各处搜寻拼凑成原形七级，并盖以塔殿，以便瞻览。1928年常盘氏所见的西塔，四面七层的千佛造型仍形状保存完好，近千尊佛像与诸多铭文仍清晰可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房屋倒塌，西塔上面四层被毁，现仅余三层，1928年拍摄的这组照片或许是西塔最后的全影。

　　作为一名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到了中国佛寺并不单单烧香拜佛、合影留念，他更关注禅宗佛教如何由个人的一己之悟升华为“道化寰宇”的制度化宗教，这是日本明治时代以来深受西方宗教学影响的实证研究方法，真正把佛教当作社会制度加以考究。佛寺的宗教活动乃以戒坛为根本。光孝寺戒坛于公元420年为天竺高僧求那跋陀所建，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天竺高僧智药三藏从印度带来一株象征智慧的菩提树，种于戒坛前。唐仪凤元年(676年)，六祖慧能以行者(即未受戒)身份接禅宗五祖弘忍心法，千里来投光孝寺，因“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风幡妙论震动僧众，受住持印宗法师之请，出世传承禅宗衣钵。于是，六祖大师在戒坛的菩提树下落发、受戒，并登坛说法，开演禅宗顿悟法门。可以说，光孝寺内的戒坛，就是禅宗的“圣地”，本应如耶路撒冷一般被神圣保存，但是明代以降却多有废圯，明代禅宗中兴大师———憨山和尚曾为此专门撰文《广东光孝禅寺重兴六祖戒坛碑铭并序》呼吁重修戒坛。但1928年常盘大定来访时，戒坛遗迹早在芜秽中湮没，只存坛基的一隅。他后来在日本出版的多种佛教论述中，一再地表示沉痛的遗憾。

　　当年慧能在戒坛剃发受戒后，住持和尚将其剃落的头发埋在那棵菩提树下，宋人在上面建了一座八角七层的砖石塔以纪念，名为“瘗发塔”。此塔之纪念意义在日本人来说并不陌生，明治42年(1909)，日本帝国大学教授伊东忠太曾到光孝寺考察，拍下瘗发塔照片，回国发表于著作《支那建筑史》中。照片中的瘗发塔残损严重，至少保持着原貌的朴素；1928年常盘氏所见瘗发塔，全被白水泥涂抹，各层的柱栱涂以黑漆，对此“整容”，常盘大定直言“颇为恶俗”，为此特地在图片集中列出新旧照片以做对比，以示对瘗发塔“被整容”的不满。

　　文庙谈革命，罗汉着洋装

　　1928年12月29日步出光孝寺，常盘一行又来到五仙观参观。在民国时期“破除迷信”的浪潮中，广州的道教庙宇比之佛教，遭受了更大破坏，全市仅余三家道观苟延残喘。广州最古老的道观———五仙观，据广州市志记载在1923年被广州市政厅公开拍卖，中山同乡会买下作为会址，遣散观内道士。可是1928年常盘大定的记载却是道观主体被充用为警察署和国民小学，观内的大殿外观雄伟，但因是警察署的机关所在，不允许参观。他们只能拍摄了明洪武年间的岭南第一楼(禁钟楼)后，匆匆离去。

　　常盘一行转而来到离五仙观不远的“广州文庙”参观。1950年代以前，广州共有三个文庙，番禺学宫(即今农讲所)、广府学宫(即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南海学宫(即今朝天路省委统战部所在地)。常盘大定称当时广州文庙为陆军卫戍医院所在，又在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中，文庙蒙受炮火袭击而多有破损，根据这两条线索，笔者认为1928年常盘一行人所考察的广州文庙实即南海学宫。当时占用南海学宫的陆军医院院长李世圻，早年曾留学日本京都大学医学科，他以熟练的日语热情接待常盘一行。对于日本客人所不能理解的庙内四处张贴三民主义标语，李院长作了一通解释。

　　为何日本学者兼僧人的常盘大定会对文庙感兴趣？其实自幕府时代以来，中国儒家一直在日本知识分子中保持着深远的影响力，东京还建有一座孔子庙，名曰“汤岛圣堂”，信奉孔子的一群知识人组成“斯文会”，定期在圣堂讲学，常盘大定也是斯文会的成员。1920年以来，他在中国考察佛教史迹之时，只要有可能，都会安排一并考察文庙。1928年常盘氏所见的南海学宫大成殿，被医院分隔成5个病房，所幸殿中的孔夫子神位安放完好，“万世师表”等御书额亦维持良好，只是元大德十一年的碑刻完全被水泥所覆盖，卒不能读，而庭院中用于植木的铁钵竟然是原来祭孔的古老祭器。

　　因1928年12月30日上午拜访陈铭枢，常盘大定原定参观达摩老祖的西来初地华林寺的计划，只能派遣两名学生前往考察。因受民国初期以来政府“没收寺产”政策的影响，华林寺仅剩罗汉堂，其余建筑被占为民用。日本人主要拍摄罗汉堂中的达摩像、善注尊者(马可波罗)像和阿育天王方塔，并制作了方塔塔基的拓本。

　　细读森清太郎提供的华林寺碑记以及学生拍摄照片，常盘大定提出，马可波罗罗汉像未必为广州所独有，因为碑刻有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华林寺的祗园和尚到杭州净慈寺摹写五百罗汉像，归而重建达摩堂。常盘氏还留意到华林寺五百罗汉像之中，身着洋装的罗汉还有数躯，这大概与清朝中期佛寺塑像工匠流行将现实生活中的西洋人塑进罗汉群体中来的“异风”有关。据他自1921年以来在中国数百间佛寺的踏查资料，杭州梵天寺、扬州天宁寺乃至日本长崎中国移民聚居的崇福寺，皆立有身穿洋装的洋罗汉塑像。

　　1920年5月至1929年1月的十年时间，常盘大定的足迹踏遍中国大江南北的名山名寺，渐行渐远渐沉重，生命最后一次踏足中国土地的广州之行，大概是常盘大定历次佛教寻迹最为沉重的一次。十年之间，国民政府和地方官绅们所执行的“没收庙产、破坏迷信”运动越演越烈，在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光孝寺、华林寺等千年古刹一片零落。常盘大定不无伤感地喟叹：“光孝寺的由来如斯古远，今日却在‘废除宗教’的革命漩涡中沉浮，吾人对此只能空空追怀而溅泪。”

　　小档案

　　1、铁禅在六榕五十多年，历清末、民国、国民党统治、日寇占领各个时期，可以说几经沧桑，由于铁禅善于逢迎酬酢，在各个时期均能应付裕如，六榕文物能完整保存，与铁禅之善于支撑，亦不无关系。反观素称广州五大丛林之光孝寺、海幢寺、华林寺；大佛寺、长寿寺等，当时均呈现一片零落，长寿寺更是片瓦无存，益觉六榕文物保存之不易。

　　———觉澄《我所知道的铁禅和尚》

　　2、从1924年起，中国各地的废除庙宇活动已十分活跃。宁波、海盐等地的庙宇均被一毁而尽。参与废除庙宇活动的主体是军人、学生以及普通青少年。其中军人毁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中渔利。

　　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二日开始对全国的寺庙进行普查，从首都到各地市县均设立专门机构、调集专人对当地所有寺庙登记注册，其内容包含：(1)寺庙常住人口；(2)庙产；(3)具有文物或古董性质的法物。此举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内政部公布的“寺庙登记规则”并未给予明确的说明。然而，我们从内政部给各地政府的指令，及各地政府紧接着的实际行动中，却可以一目了然。就在全国性的寺庙普查之后的两个月，内务部向各地方政府发出了“神祠存废标准令”。在那一时期，哪个庙准许保存、哪个庙属于被毁之列，并没有一定之数。一方面，还有众多神明如碧霞元君、妈祖等没有被列入“标准令”，不知该毁还是该存；另一方面，许多庙宇往往供奉几位甚至几十位神明，如每个东岳庙都有地藏王，每个妈祖庙都有观音菩萨，每个孔庙都有文昌阁……就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中，许多历史悠久的神庙变成了废墟。在法律的名义下，地方强人与豪吏将庙产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私产，然而这只是事态的表层。

　　———(荷兰)施舟人(K ristoferSchipper)《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