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当代辽宁学人的体系化研究

开启当代辽宁学人的体系化研究

——读牟心海《彭定安的学术世界》

手捧这本厚实的书，首先感到的是它的分量。对某一学者的专题研究，在学术界并不少见，但其研究对象或者是早已做古的名人，或者是已经誉满全球的“国际著名学者”，这些对象早已被反复经典化，许多关键的、核心的课题已有定论，之前的研究资料也相当丰富。但是，对于仍然活跃在学术前沿的中国当代学者，却鲜少有人愿意对他们做系统的、整体性的研究——哪怕这些学者确实是著作等身并且独具建树。或许是因为他们尚未获得经典的地位，对其学说之学术史价值的发掘和确认是一个有风险的提前量。或者是因为学界对他们尚无系统的研究，连基本的切入点、视角、核心问题等，都要独立来确立，使研究成了一个“蔽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性工作，非得踏踏实实地翻越那堆积如山的原著，一点一滴地耐心开掘不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坐这个学术的“冷板凳”。但是，“冷板凳”还是要有人来坐的，毕竟学术要积累，学术史的谱系要向下延伸。需要有人从泥沙俱下的学术潮流中“吹尽狂沙拾到金”，寻找到当下具有经典价值的思想来传之后人。

牟心海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愿坐“冷板凳”的人。他这部书的研究对象——彭定安先生，是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老人，其学术生涯相当漫长，横跨了不同的时代，打下了不同的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和学术风貌的烙印，要想发现绵延始终的发展脉胳和支撑整体的基本架构，进而赋予其学说以连续性和整体性，是必须具有相当深刻的洞穿力和相当娴熟的归纳技巧的。同时，彭定安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这就使研究成了更艰难的任务。

《彭定安的学术世界》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彭定安的鲁迅研究。这是一个难题，因为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从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历史批判层到深度挖掘民族性的文化批判层，再到思索生命内涵、寻求终极价值的存在论探究层，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也正因为这样，对鲁迅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折射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学术思想和学术潮流变迁的一面镜子，不同时代的学者在塑造着不同的鲁迅：从主流意识形态的鲁迅到启蒙现代性的鲁迅，再到审美现代性的鲁迅……彭定安的鲁迅研究，当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经历了一个扬弃的过程。面对这样的过程，通常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把重心放在其后期的研究上，简单地断言其以后期的研究否定了至少是纠正了前期不合时宜的观念；二是比较牵强地寻找前后矛盾表象下的一致性。但是牟心海的总结没有落入窠臼。他采取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更加客观的做法，收取了“大巧若拙”的效果：他把彭定安关于鲁迅研究的作品，从1982年出版的《鲁迅评传》到2000年出版的《鲁迅学导论》，按时间顺序列举出来，并一一给予了客观评析。牟心海先生在序言中说：“作为学术成果（特别是社会科学）又是有它的时代性、历史性、阶段性、相对性的特点，它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研究的思路而不是研究的终结。就是对于同一位研究者来说也是一样，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阶段其研究成果也是随着认识的提高而在发展变化着的。怎么看彭定安各学科的学术成果，我认为这也必须将其成果放到它所在的历史时期、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看待，不能离开那个时代、社会情况以及学术研究基础情况来看待。”本着这一原则，牟心海先生把彭定安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一一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和学术语境之下，指出其在当时的里程碑意义，以及对后来研究的启发作用。这既是一种学术史的眼光，也实现了对彭定安鲁迅研究之发展历程的全程把握。同时，由于“彭定安有些著作，在学术研究领域，已是开创性著作”，在特定的阶段具有代表性，彭定安的研究历程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之历程的一份个案，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了。这正与彭定安建立“鲁迅学”的主张一致，可谓深深领悟了著者之意的。

第二部分开掘彭定安在美学、创作心理学及文艺学方面的建树和创见。这也是极能展现牟先生学术功底的一部分。因为他在这里要做的已不仅仅是总结与评价，更是在汗牛充栋的相关学科研究中找出彭定安具有独特性的内容。而牟先生的开掘不能不说是慧眼独具。第一，他重点关注了彭定安的《创作心理学》。在90年代初，这部著作是相当有创造性的。首先，当时的学术界还鲜少创作心理和艺术思维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这样系统的研究，彭定安这部著作着实为文艺美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次，彭定安广泛吸取了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美学、艺术学等诸多学得的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都构入了自己的体系当中。牟心海先生从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宏观视角切入，标定了彭定安这一著作在学科谱系上的重要位置，引述舒永平的评价称《创作心理学》“第一次统摄了创作心理这一完整对象，第一次将这一完整对象所衍发出的理论予以了统一而系统的编排”，明确指出其“具有了创作心理学学科的奠基意义”，是“我们创作心理学研究的集合大成者”。这种定位当然需要很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很坚定的学术见地。并且由表及里地对彭定安的创作心理学做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呈现了这一学说体系的全貌，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第一份总结性资料。第二，他专门探讨了彭定安提出的“立体型”文学批评，这是他敏锐的学术眼光的又一次体现——因为这不仅是彭定安的学术创见之一，也确实具有鲜明的当下针对性和重要的学术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都呈现“一维”的局面，80年代以前是政治的、道德的审视占主导，后来，关注“作品”的文本批评、关注“读者”的接受批评、关注“作者”的创作批评、关注“艺术”的审美批评等又各执一端。彭定安提出“从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来作系统综合的认识和处理”，并且以对金河、张抗抗、马秋芬等作品的评论证明了这一原则的可行性。牟心海先生指出了彭定安“立体型”批评的重要价值和里程碑意义。另外，牟先生还总结出了彭定安关于小说创作的几点创见。虽然这些观点都散见于彭定安不同的著述和学术论文中，但牟先生在总结中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赋予了这些零散的研究以整体性。

第三部分概述了彭定安文化学、社会学及社会科学学领域的研究。这是最能体现彭定安对社会、对时代之密切关注的一部分，牟心海能够恰如其分地将这一部分的精华进行提炼，说明了他也不是困守书斋式的学者。牟先生提炼出的这些问题，确实几乎都是当下社会、当下文化界存在着的突出的、热点的问题：如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资本化已经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引起了文化界广泛的争议，牟心海专门详细探讨了彭定安关于文化与经济辩证关系的新认识；在彭定安关于建构社会科学学的设想方面，由于当下科研领域中学科交叉现象非常普遍，牟先生重点阐述了其关于社会学科是否能、怎样能与其它学科交叉的探求；现代化的高速进军伴生的种种“现代病”，使得“反思现代性”成了学术界日益高涨的呼声，文化传统的沦丧使人们不由得反省五四以来极端前指性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重新开始珍视“传统”的价值，生态危机的愈演愈烈迫使人从文化哲学乃至美学的高度来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市——这一现代特有的生态环境让人产生了研究都市生存状态、分析“城市困扰”的需要，终极价值解体和普适价值失范的条件下人类之生存状态更是一个十分值得求索的话题……对于彭定安著作中这一系列的现代性反思，牟心海先生都一一做出了精到的点评，显示了他对于时代问题以及学术前沿的敏感度。最后，牟心海先生还阐述了彭定安对于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在当前因缺少较为公认的标准而显得有些混乱的学术界，是有相当价值的；还对彭定安的学德、学风进行了概括，表达了对这位远离浮躁、严谨治学、理论与社会与人生紧密结合的老学者的高度赞赏。

写到这里，想起牟心海先生在序言中引述的彭定安《回顾与反思》中的一段话：“我以为一个研究者描绘和论述的是他研究的对象，但是，同时又是在表现自己，是在‘表现他人时表现了自己’‘自我’附丽于‘他者’之身而出现了。‘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我说‘他者’时的‘话’，同时是在‘话说’我自己。一个研究者的思想、道德、人格、理想、信念、爱好、情趣等等，往往会在叙述时和阐释‘他者’时‘自我表现’或‘自我暴露’出来。”这是彭定安的感悟，牟先生认为它“也具有一般的广泛的含义”，那么，这又何尝不是牟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体验呢？两位虽然年逾古稀但仍然探索不止的老学者，人格相互辉映，智慧相互启发，自然彼此叹赏、灵犀相通。治学路上的志同道合，或许正是牟先生能坚持攀登这些学术山峰并能如此敏锐地发现其闪光点、做出如此有见地的总结与评价的“书外功夫”吧。

(作者石少涛，供职于辽宁省民协；本文发表于《艺术广角》201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