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外记之村庄里的“胡锦涛”

田野外记之

村庄里的“胡锦涛”

郭于华

         2008年国庆假期的骥村之行遇到一件事让人啼笑皆非却又心酸不已的事情。在村中走家串户时，一位称自己为总书记胡锦涛的年轻人走上前来与我们一一握手，他说“你们不认识我吗？”看到我们摇头，他接着说“我是胡锦涛啊，你们连总书记都不认得？”旁边的村民轻声告诉我们“这是××家的三儿爱平，大学生，头脑有毛病了”。慕然三年前访谈过的一位妇女的身影浮现出来——爱平的母亲，村里公认的念过书、爱拉话的婆姨（难得的资料提供人）。回想起那次访谈，主要内容都是在说她三儿的病，以至我们想了解的家庭生活史的其他内容都没怎么涉及。爱平是村中少有的爱念书的好娃娃，考上了当地最好的综合性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学所在城市的公用局（村民们都说那是个“可好的单位”）工作；在大学时交往了一个女朋友，但分配时她却去了当地的一个县，二人因没能在“一搭里”而分手。这次失败的恋爱成为爱平精神分裂症的诱因，自此“他的脑子一下子难活（难受的意思）了，到了办公室呀一满（完全）睡不成，又怕，难活得甚也解不开（不明白的意思），乍他不想活了。西安上去，就用那个电片片（电击疗法？）呀”。经过住院、吃药等治疗过程的爱平没有能够康复和回到工作岗位，至今每天在村里游荡，因失眠有时半夜三更还到村民家中要和人拉话。而三年前满面愁容讲述儿子病情的母亲因为过度操心、难过加上自己患了重病，已经撒手人寰。查了一下三年前的访谈记录，她当时也只有63岁。剩下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无力照顾患病的儿子，只好任由这位“胡锦涛”在村子里“串”。

         第二天早饭后，当我们再度走下山坡去村民家中访谈时，“胡锦涛”已经在路边等候了——他今天衣着光鲜，脸也洗得干净；色彩明亮的衬衫上打着簇新的领带，外着旧式警服，衣兜中还露出钱夹。更为难得的是，他今天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胡锦涛，并且准确地向我们介绍他名叫×××，小名叫爱平。依旧是走上前来握手，但握住后就不肯松开；这样握着手走路很别扭，于是我费了好大劲才把手抽出来。“胡锦涛”说：“你搽的是大宝（护肤品）吗？喷鼻的香”。接着又是比身高，说“个子高了不好看”。（据懂心理学的朋友说：这种表现是典型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症，一般在青春期起病，亦常与婚恋受挫有关。其症状多为急性骤起失眠兴奋，行为紊乱、幼稚，常冲动打人毁物；情感不稳，无外界诱因而独自喜怒哀乐变化无常，瞬间即转变。思维明显破裂，言语增多，无论唱歌或讲话都是杂乱无章，可有片断离奇的幻觉妄想，等等。）与昨日不同的是这次他把自己当成我们中的一员，执著地跟着我们走家串户，插话打岔，有时让人哭笑不得，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访谈工作。

         面对这位村庄里的“胡锦涛”，听到村民讲述他的遭遇，着实让人叹息不止。人们议论说，一个聪明娃娃，书读的好，大学都毕业了，好工作都有了，就因为一次“恋爱失败”成了“憨憨”（精神残障者）。农民家庭供出这么一个大学生多么不易，这下家破人亡，他本人前程也毁了。人们会感叹这是多么不值，也多少会埋怨这个年轻人太过脆弱，经不起一点挫折。但人们不易想到，一个农家娃，被全家含辛茹苦地供出来承受着多么大的责任和压力。

         先看农村的教育资源匮乏情况：前几年，骥村的孩子在完小毕业后，可以选择在乡镇中学或者在县中学读初中，毕业后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少数准备考大学的升入县城高中就读。由于乡镇中学的质量低下，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县中学人满为患，一个班通常有一百多个学生；而乡镇中学因生源减少而日渐萎缩甚至办不下去。我房东家的小姑娘村小学毕业后在相距二十多公里的县城上初中，在校住宿，因学生太多，不仅上课效果受影响，连食宿甚至喝水都成了问题。现在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在村庄小学了：许多农家为了让孩子以后能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从小学开始就在县城上学，以至今年我们发现，村小学二年级只有一个学生，没法开课，三年级只有十几个娃娃勉强维持。娃娃在县城上小学一般还需母亲跟过去在县城“赁房子”照看、做饭，于是我们也发现一些村干部已经不在村中居住而是在“街里生下”（在城里居住）了。由此不难知道，在国家日益加大义务教育投资的情况下，农民的教育负担并没有减轻。这还只是中、小学的情况，供孩子上大学当然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与上述农民教育负担加重的情况相关联，在农民看来，从高中到大学多念七年书，不仅多花了许多钱，而且少挣了七年的钱，被供出来的大学生如果不能很好地回报家庭教育投资，当然是得不偿失的。从大学生的角度来看，首先是人数极少，骥村许多年才出一两个大学生；如此他们身上更是担负着尽快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以回报父母、供养弟妹乃至让全家脱贫致富的重任；而相形之下整个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却一年紧似一年，毕业未必能马上找到合适的工作。如果把供娃念书看作是一种期待较好回报的投资，对于普通农家来说其实更像是一种押宝赌博，而且获得回报的不确定性即风险日渐增大。

         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不难想象，爱平的“处对象”失败可能只是压垮他精神支柱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无法感受这个可以算得上优秀的农村后生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崩溃过程，这一过程中当然不无他个人性格弱点等方面的原因，但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病症、这不幸的原因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这个村庄里的“胡锦涛”是不是能让人想到更多更深呢？

                                                                                        2008-10-23  郭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