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藏：日本观剧杂感之一

　　12月24日，在国立剧场观看了歌舞伎《仮名手本忠臣藏》。如果要评选一个对日本人精神气质影响最为深远的剧目，此剧毫无悬念排名第一。此剧乃由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来，张承志先生早前有专文介绍，现摘抄如下。

播州赤穗藩（在京都以西不远）的大名（领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在他轮值江户城的招待官役的时候，一次在迎接天皇使节的仪式之前，在幕府中央驻地江户城内松之廊下，与一名老年权臣吉良上野义央发生冲突。其原因至今未能究明。浅野在盛怒之下，拔刀伤了吉良。这就是严重违纪的“江户城刃伤事件”。
　　此事震怒了当时将军德川纲吉。他不容宽恕，命令浅野即日切腹、并罚浅野家从兹“断绝”。这就是说：赤穗藩的名号封地一律撤销、赤穗城向幕府开门缴城、大名浅野家削为布衣。作为藩士的三百余名赤穗武士，随之失去俸禄和地位，沦为“浪人”。
　　浅野欲辩无辞，时不他待，当日便急急剖腹自决了。
　　消息传到赤穗藩。
　　震惊的赤穗藩士们，无法接受突兀的祸从天降。随着事实的弄清，抗拒的思路形成了。这一思路，是后日他们决意和行动的注解，也是四十七士事件后来脍炙人口的原因。
　　他们认为：既然在江户城松之廊下发生的刃伤事件是两人纠纷导致，那么按照“喧哗两成败”（各打五十大板）的惯例，应该是吉良和长野两人均遭处罚。一人逍遥法外，一人即日切腹——这是幕府处理的不公正。而且，这不公正太过分，已经无法容忍。
　　至于招惹主公怒极失态、禁地拔刀、导致刃伤的吉良，他乃是这场巨大灾难的祸首，是不可饶恕的仇敌。
　　一场造反开始酝酿。赤穗武士决心以传统的“仇讨”（あだうち）形式，向仇人吉良复仇，并且用这一手段冒犯“法度”，打击不公正地处理刃伤事件的幕府官员。
　　决意变成一个极度冷静的计划。它在策划、运行、圆满的过程中，几乎变成了艺术。已失去藩士名分、变成浪人的他们，恭顺地献出城堡、放弃职俸、四散飘零。没有一个武士抗议，没有一件摩擦发生，一个藩国消失了。
　　但是，一批藩士在首席家老（藩国主官）大石内藏助良雄的率领下，盟誓立约，决心复仇。经过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潜伏、忍耐、调达、待机，元禄十五年（1702）十二月十四日夜半，在一个落雪的黎明之前，义士攻入仇人吉良的官邸，格斗中打败了吉良的侍从（斩杀十六名，伤二十或二十三名），从柴炭小屋搜出吉良本人，并处死了他。然后，他们割下吉良的首级，离开一片狼藉的官邸，嚓嚓踏着清晨的积雪，跨过江户的两国桥（有未跨此桥说），向埋葬着主公浅野的泉岳寺，班师回兵。
　　他们从泉岳寺的水井里，汲水洗了吉良的首级，然后把它祭于屈死的浅野墓前。已经派人向江户官府自首，这一场讨仇报主、洗净屈辱、维护士道的快举，至此结束了。以后无非是幕府的裁定、个人的生死，恰恰他们四十七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官府的命令，在拖延了数月之后下达了：切腹。被关押在四处大名宅邸的武士们，逐一静静剖腹，结束了一己人生。他们死后被葬在主公浅野身边，泉岳寺，从此突然成了日本最出名的寺院。

踏着清晨的薄雪，挑着吉良的首级，赤穗志士一行穿过江户，向泉岳寺班师。须知他们是千里之外的异乡人，在江户城并无家屋亲戚。当他们把方向对准了这座寺庙的时候，泉岳寺，被赋予了一层特殊色彩。
　　在潜入江户之初，他们的第一件事也是先到泉岳寺，为主公浅野扫墓。一年零八个月的潜伏爪牙，一个不眠之夜的奔袭斩杀，就是为了此刻，为在含恨的逝者墓前，祭上仇敌的头颅。我也是在观赏歌舞伎之前，先来看了泉岳寺。
　　那一日秋雨淅沥，泉岳寺里，人影稀疏。山门全用素漆，古朴结实。
　　入口处立着大石内藏助良雄的塑像，一面是姓名，另一面是家纹。寺左单有一处侧院，里面排排林立的，是志士的墓碑。
　　一口水印漫漶的石头井上，刻着“首洗井户”。相传在这口井旁，洗了吉良的首级。庙里和尚为防落叶飘入，在井口上罩了一个白纱网。雨脚细密打着，那网已经湿透了。
　　泉岳寺里有一块新刻的碑，是义士始末的精准介绍。如讲浅野“抵抗”吉良的“不辩士道”，说义士们对幕府处断“不能承服”，读着觉得，措词经过斟酌，字字考究。
　　那天早晨，在踏雪奔回泉岳寺的途中，大石内藏助做了几件事：
　　一件是归途路过仙台大名伊达家府邸，和会津藩大名松平邸时，曾被拦住询问，他们因而诉说过原委；再专派吉田、富森两人前赴大目付（相当江户的警备长官）仙石家，主动出头申诉一切。仙石等人物都表现了对赤穗义士的同情，不仅细致听取了申诉，并招待了早饭。
　　再一件是命身份不是武士的寺坂脱离行列、逃往西日本去传达成功的消息。因此，寺坂虽然在后日一直活到了八十三岁，但仍名列四十七士——到处的四十七士名簿，都是以大石内藏助为首，以寺坂吉右卫门作结尾书写的。
　　到达泉岳寺后，一行冒雪在井台洗了吉良首级，将其供于主公浅野墓前，烧香瞑告。周围是浅野去年自杀时，身边的“染血之石、染血之梅”。
　　其实这举步之间，发生了最有意味的事——因为不觉之间，他们把泉岳寺当做了唯一去处。泉岳寺，这座庙宇除了一座浅野长矩的墓，与他们无亲无缘。这故乡远在关西的四十六人，在江户他们需要一个场所。是的，仪礼之场所，宛如麻扎尔（Mazar，波斯语，伊斯兰苏非派的圣墓）。只要脚踏着这个场所的沙石，他们的意义就能获得阐发。已经踏上了人生绝路的他们，需要一隅之地，能否埋骨不可预知，但寄存灵魂的地点，可由自己决定。

　　这就是泉岳寺。
　　由于四十六人的缘故，这座庙的性质一朝骤改。它不仅变成了四十七士的安魂地，也变成了日本精神的祭祀场。
　　果然，后来东京的泉岳寺，成了理想国般的归宿。闻名四海，八方来朝，他们享受到了最大的祭祀。也许他们多少美化了“冷光院”浅野藩主，但这是必要的——泉岳寺因着浅野墓与他们结缘、给他们血淋淋的生命以慰藉；他们也使江户城的刃伤事件，添加了一个正当的光环。
　　更重要的是：此庙与著名的长野善光寺、更与靖国神社不同。
　　因为，前者供养着侵略日军的二百数十万柱遗骨，后者则合祀着明治以来日本帝国的牺牲者。在中国，虽然语焉不详，但凡人尽知靖国神社；而善光寺，或许即便日本人也未必都清楚它的上述“善行”。
　　通俗地尝试说明，大概是这样的：亡者在靖国神社成神、在善光寺成佛。两处一佛（教）一神（道），收留和超度了作为国家的、日本的亡灵。
　　但这种神佛魂祀，侮辱着苦主的心灵，蔑视着他者的苦难。它们虽然固执于宗教的形式，却与宗教的初衷相悖。概言之，两者都与“帝国”一语纠缠，缺少宗教原来的超越国家，甚至反体制的原色。
　　不知我的歪评是否离谱？反正，善光寺和靖国神社好似帝国主义的宣传部和民政局，为饱受屠戮侵害的中韩等国所不喜，也为天下的大义所难容。而泉岳寺，却埋着一股造反精神，使人们不禁喜爱。
　　
　　泉岳寺的和尚一边通过寺社奉行（管理寺庙神社的衙门）报告此事，一边闭了山门。因为谣言已不胫而走，泉岳寺的和尚当然不希望闻风而来的市民阑入寺内，乱哄哄地围观。他们端出“白粥”，款待血迹斑斑的四十六人，据说还端出了酒（《忠臣藏》p.119，岩波，1964）。
　　接到了方方面面汇报的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命令把四十六名浪士暂时拘押在细川、松平、毛利、水野四大名的宅邸。傍晚七时许，一行离开了泉岳寺，分别走向寄押的大名宅邸，是夜11时抵达完毕。
　　此时，吉良家一边收拾狼藉，一边搜求那颗丢了的吉良头颅。大石云，置于泉岳寺，而寺僧则据有司指示，把头颅送回吉良家。此头葬于东京牛鷕万昌院，应距鲁迅留学的弘文学院不远。
　　幕府为妥善处理此案用心良苦。对四十六人，重臣中提倡“助命论”的与强调“法治论”的各各有之；对吉良却是众口一词主张严惩。将军德川纲吉大概因曾经草率处理刃伤事件心中有愧，这一回倾向“助命”，饶恕义士不死。无奈不得幕府评定所提出文书。反体制和造反，毕竟不会得到体制的支持，二月五日，上命下达，判决四十六义士切腹。

四十七士行为依据的“道理”究竟是什么？
　　忠君？
　　这是最表层的、也是最便利的一个说法。而且这个例子似乎为中国古典的“忠”的概念提供了一次最狭义的阐明。岳飞精忠报国的“忠”逸出了范畴，“忠孝”一组的概念却指出：忠经常限定于针对领袖而言。明治的褒赏令，释忠为“主仆之义”。

　　而中国人，面对这个义士挺身的故事——
　　陈腐的封建思想！精英们随手就是一棒子。
　　咀嚼着四十七士事迹，再听这样的批判只觉轻薄。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作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在凛冽的精神面前，对旧道德的讨伐踌躇了。何谓忠的愚贤？况且今日，破除东方的愚忠，往往是无行的右翼精英宣誓效忠西方帝国主义时的见面礼；如李志绥对毛泽东知遇的背叛，以赤穗义士的道理来看，不过是无耻小人的“卖主求荣”。
　　赤穗义士的故事如有魔力，使人甩开枯燥干巴的理性，鷓鷓然跑向纷纷雪落的桥头，不惜当一回他们的同伙。是的，宁肯欣赏封建，也不愿迎接一种歪理独霸的新世纪。何况今天，东方古典已在被轻蔑的尽头复苏，西方却愈来愈露出狰狞本相，人们终于开始质疑——对西方的愚忠，对资本的迷信。

法治若是公正，世间就不会传颂水泊梁山。所以，在日本的街头巷尾茶围酒肆，对四十七士喜爱不已的商人町民，不理睬价值的清谈。他们觉得“讨入”吉良邸的行为，实在是太过痛快，于是用“快举”一语称谓事件。他们坚持事件的另一面：政府处理不公，和吉良乃是个腐化分子的一面，津津乐道于此案的翦暴安良性质。
　　显然，较之持法治论眼光的精英们，普通人更看重社会公正。在他们看来，吉良擅权行恶，乃是天下痼疾。他们渴盼义士出世，快刀乱麻，砍它个大快人心。这种道德分析，与明治敕语或福泽谕吉不同。他们激烈地偏袒义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颂为直面社会不公和个人牺牲的矛盾，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撼动天下的英雄。
　　这一观念的形成，意义极为重大。因为，随着对四十七士的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种做人的约束、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承诺——逐渐成形健全。它虽然只是“半身”造反，但更是全心赴死。在一个正在孕育聚合的民族胚胎上，它注入了烈性的精神。
　　　应当说，四十七士是日本武士系列中的孤例，虽有局限，它毕竟是一次作乱、反抗、造反，同时实现了“义”和“殉”。民众从中读取一种异端，并陶醉于这种感觉。是的，这就是日本人酷爱四十七士故事的原因。他们喜爱的，其实与中国原典的精神相近，而与武士道的宣传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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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承志的文字具有十分的“蛊惑性”，作为一名宗教研究者，我在抵抗的同时，却又常常感佩于文字绽放的理想主义。今年夏天以来，一直在读张的新书《敬重与告别》，沿着书中文字，渐渐地阅读日本歌舞伎剧本，11月以来又观看了两场现场演出，却发现在张承志文字与我所见日本演剧之间，很难获得链接。或许，我已经很难完全把自己交给阅读经验？

　　现在心里有几种日本印象正在打架，一是十几次田野调查所观察到的日本乡间祭祀，二是佛教文献中的日本精神，三是歌舞伎、能剧等成熟戏剧形态的戏剧文学，四就是周作人、张承志等中国人眼中的日本文化。决定不当劝架人，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吧。

　　明天开始，每天且作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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