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序跋集:《三足乌文丛》总序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11-09 08:56:22 / 个人分类:书评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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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乌文丛总序

刘锡诚

 

不同世界观的文化史家和思想史家中,都曾有人表达过这样一种非常接近的思想: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民族中,都存在着两种文化。如果采用一种简化的公式来表达,我想,可以概括为:一种是上层文化,一种是下层文化。这两种文化是同源而异流的,即源于本土的原始文化,在人类社会出现了分工,出现了被称为“劳心者”的思想家后,便逐渐创建了上层文化,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社会成员——民众,则以传承的方式承袭着和发展着本土的原始文化;这两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两者都是传统文化,但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相渗透。

 

具体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体也是如此,一种是上层文化,一种是下层文化。虽然经历过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两次大的文化转型,儒、道、法各派在互相排拒和互相吸收中大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但到了清末,大抵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上层文化,已僵化到了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束缚自由思想和扼杀创新意识的地步。1840年以后,在西方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影响下,一批代表维新思潮的思想家,已经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局限性,涌起了一个“西学东渐”的浪潮,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于是也大行其道。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革命的思想家和文化人,背叛了养育过他们的上层文化,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他们的旗帜上写的是: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白话文。同时,他们当中有的人执着于借鉴西方文化,有的人则热衷于提倡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就是下层文化。民间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我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昭示的,实际上是以民主和科学来整合中国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民间)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鲁迅说:民间文化的特点是“刚健清新”。“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七)“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杨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难读了。”(《致姚克信》1934220日)文学如此,文化莫不如此。当一种文化到了快要僵死的时候,摄取民间文化或外国文化而获得一个新的转变,也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的。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五四”先锋们开启的中国文化整合方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承继。虽经几代人的呼吁和努力,下层文化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拯救和认同,但应当坦率地承认,进展并不都是很顺利的,道路也不是笔直的;即使有一些人在做,也往往是孤立无援,得不到社会重视甚至承认。近邻印度人的《摩珂婆罗多》的出版仪式,曾列为当年国会的大事;芬兰人的《卡列瓦拉》的编纂成书,曾被尊为民族独立的象征。在我们,《格萨尔王传》何曾得到过这样的荣耀?恐怕连许多文化史家文学史家也是没有接触过的。近五十年来考古学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上古文化史,使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成为不争的结论。但考察中国文化研究界,似乎并没有从考古学的发现中得到多少启发,仍在固守着先祖们的家业。远的说,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是融合多民族及其文化的结果;近的说,中国由于多民族的构成,其文化(有的民族也有上层与下层之分),也是多元一体的文化。而下层文化的发展,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上层文化的影响,民族之间也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或强或弱的文化(包括外来文化)交融,不论发生怎样的影响和变化,从总体来说,下层(民间)文化虽然有某些惰性,但它从来是生生不息、富有活力的,而且至今仍然有其较为独立的品格和体系。多少民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的调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抛开或忽略下层文化,特别是多民族的下层文化及其交流与融合,忽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去谈论和研究中国文化史,越来越显示出其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

 

对下层(民间)文化搜集和研究的薄弱或缺席,所导致的,不仅是现阶段文化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与“五四”时代比较起来,在指导思想上甚至还呈现了某种倒退的趋势。这无疑是应引起重视的。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化是唯一没有断流的文化。而一个悠远稳定而不断创新的文化传统,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不断前进的内驱力。“五四”运动举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21世纪,仍然是我们传统文化整合与研究的圭臬。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正在于促进对搜集和研究下层(民间)文化上,给予更多的注意。流布于民间的下层文化,对于我们当世的知识界来说,所知者甚少,而未知者则甚众。而要以民主与科学为指针整合中华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文献资料和书斋研究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首当其冲的还是要深入到民间去,深入到下层民众中去,去采集,去观察,去调查,去研究。这就急需吸取新兴的人文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的方法。1994年笔者为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俗文丛》20种所写的序言中所提出的“实证”的方法,仍然没有失去其价值。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项事业中来。为此,才有了这套《三足乌文丛》的编辑与出世。

 

参加文丛的作者,因其文化背景不同,切入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也不尽一样,每本著作的风格肯定是各不相类的,但我们所希望的是:

 

一、尽可能遵循实证的原则,从丰富的材料(特别是田野资料)中推衍出应有的结论,切忌流于当前风靡著作界的空论玄学;

 

二、行文要明白畅顺、深入浅出,尽量避免诘屈聱牙、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故做艰深的文风,以便能没有障碍地与读者交流。

 

三、配有一定数量的照片或图画。对于某些学科来说,文字的叙述有时不能代替图画的展示,前人或实景的图画(最佳是老照片),能起到文字无法起到的实证效果。

 

下面的这段话就是《三足乌文丛》的“出版献辞”:

 

“三足乌”是中国神话中的太阳鸟。化身于光明,象征着生命。

   王充《论衡。说日》曰:“日中有三足乌。”《淮南子》曰:“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

尧命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坠其羽翼。”留下的一乌系三足,传为日精,或驾日车者,为中国先民所崇拜。

   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承,如“日精”之生生不息,“日车”之滚滚向前。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本“文丛”名为“三足乌文丛”,正是取意于此。愿三足乌驾太阳之车,永向光明。

2001210北京

 

《三足乌文丛》(学苑出版社,刘锡诚主编,刘涟责编,)已出十种著作:

《观音——神圣与世俗》(邢莉著)

《乌拉手记——东北民俗田野考察》(曹保明著)

《隐喻世界的来访者——中国民间财神信仰》(吕微著)

《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刘锡诚著)

《巫觋——人与鬼神之间》(宋照顾好麟著)

《岭云关雪——民族神话学论集》(王孝廉著)

《骊龙之珠的诱惑——民间叙事宝物主题探索》(程蔷著)

《中国鸟信仰——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陈勤建著)

《八仙——传说与信仰》(山曼著)

妈祖神韵——从民女到海神》(李露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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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三足乌 文丛 序跋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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