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说部的重要价值与丰富内涵

满族说部的重要价值与丰富内涵

周惠泉 《文史知识》2008.1

    “满族说部”是20世纪末期我国民间文化工作者在满族聚居区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的满族及其先民自辽金以来在民间出现的口头叙事性长篇说唱文学，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本世纪之初它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方彰显于世，国内学术界对满族说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外学术界自然也无人涉足。对于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中这份埋没数百年的珍贵遗产，由于为人所知的时间十分短暂，因而从目前发表的研究成果看往往以表层介绍为主，理论深度明显不足，亟需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其他文化工作者高度重视，深入研究。
　　有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早在上个世纪初期鼓吹文学改良的领袖人物胡适即曾提出：“庙堂文学固然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胡适文存》二集)可惜历经一个世纪之后，忽视民间口头文学的倾向依然如故，因而钟敬文先生在本世纪伊始再度一针见血地指出：现有的文学史著作“总的来说，在民间文学方面，取材的量还是很少的。”(《民俗学对文艺发展的作用》，《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而满族说部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杰出代表，在新的世纪必将为构建文学史的创新体系提供极其珍贵的资源。

　　一  满族说部的重要价值

    满族说部作为“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文学的内涵原本博大精深、无比丰富，其中既包括书面文学，也包括口头文学；既包括汉族文学，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但是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属于汉民族的书面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口头文学长期以来备受轻视和冷落。而满族说部可谓兼具口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双重品格．因而对于21世纪构筑中国文学史的完备框架和创新体系十分珍贵，非常重要。满族说部21世纪伊始在全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骤然崛起，将推动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和架构与时俱进地呈现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兼备、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并重的新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由于满族说部具有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其抢救和研究还将为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重要贡献。
    口承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诞生于二千年以前的儒家经典《周易》一书，即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的说法，指的是文字与语言难以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触到口承与书写关系这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此后魏晋玄学家关于言、意关系的不同认识，虽然忽略了“书不尽言”的一面，而对于“言不尽意”的命题却引发了三国魏荀粲、西晋欧阳建等人所进行的为后世文人学士津津乐道的针锋相对的热烈讨论。东晋诗人陶潜《饮酒》诗其五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则是对“言不尽意”所作的形象化的传神描述。与我国不同的是，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则与中国的玄学家有所区别，主要侧重于“书、言之辨”，而不在“言、意之辨”。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他们即对“口承—书写”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更为尖锐的论辩。美国古典学学者米尔曼·帕里(1902—1935)和他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1912—1991)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初创、以后渐趋完善的“帕里—洛德理论”，即“口头程式理论”。是通过对口传史诗的解读以及相关的田野作业而创立的口头传统理论。这一理论主要形成于对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荷马之谜”的创造性探索。帕里、洛德师生从分析已经由文字固定下来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文本入手，接着又深入前南斯拉夫民间就活态口传史诗进行田野调查，以便对自己的原创性发现加以验证，从而完成了这一重大的理论建树。目前口头程式理论已经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在一百多种语言口头传统的研究中得到运用。由于帕里、洛德的理论贡献，使口承传统具备了较为周严的学科体系特征。
    帕里、洛德师生是通过把口头诗歌的概念应用于荷马史诗文本大量程式化用语的分析归纳、破译研究，揭示了口传史诗的口述性叙事特点和独特的诗学法则，将荷马史诗的诞生推回到文字出现以前的口述时代．对于以往古典学学者的思维定势和僵化观念发起了石破天惊的猛烈冲击，尤其令这些学者瞠目结舌的是，在西方古典文学中一直享有崇高地位并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荷马，竟会是一个目不识丁、流浪行吟的民间艺人!但是作为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仅有19653行，以往号称世界最长史诗的印度史诗《摩诃婆逻多》二十多万行，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亮相以后《格萨尔王传》跃居世界首位，合计一百多万行。现在英雄大传、英雄史诗满族说部据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田野调查多达三十馀部，已经抢救记录的十一部已达六百万言，全部整理出来以后篇幅大约超过两千万言，则《格萨尔王传》与满族说部相比也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当然篇幅的长短远非问题的全部。创造满族说部的满族及其先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崛起、衰落、再崛起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民族。中国历史上每个民族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进步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过在众多边疆民族中能够入主中原的民族实属凤毛麟角。先后两度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更是绝无仅有。而非常有趣的是，这几个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都是北方民族。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一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北方民族在北半部中国与大一统的版图之内建立政权的时间长达八百五十年，接近这段历史进程的五分之三；而女真人及其后裔满族先后建立金朝、清朝的时间长达四百二十年，为其他地区民族所望尘莫及。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一极为独特的人文现象，显然不能仅仅用“塞北雕弓硬”(马致远《汉宫秋》)来加以解释。那么，包括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在内的北方民族有什么超常潜能、非凡智慧能够逐鹿中原而捷足先登、独一无二地成就如此这般的宏图大业?北方民族文化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足以对其有效的统治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中华文化北雄南秀历史格局同满族及其先民创造的威武健勇的游牧文明有何联系?这是一个可以比喻为哥德巴赫猜想的奥妙无穷的话题。而多达两千万言、内涵极为丰富的满族说部一定可以给我们提供原汁原味、鲜活生动的真实答案。
　　实际上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各民族的英雄传说、英雄史诗是文学宝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它们对于作家书面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古今中外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触媒和力量源泉。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书写的传统与口承的传统均为人类宝贵的信息交流、信息传播手段，由于二者载体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两极间的谱系关系：只有历时性的书写和即时性的口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人类无比丰富的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才能呈现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人文知识光谱。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固然可以使人类的文明成果超越时空、传之久远；不过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存在的文字同语言的微妙差距，也使人类古老文明与早期文献的原初语境、鲜活元素疏离隔膜，从而在古典文本中必不可免地丢掉某些稍纵即逝、难以再现的灵光神韵、天籁真趣。由于包括文学界在内的学术文化界长期以来仅仅重视同书写相关的精英文化，忽视同口承相关的民间文化，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往往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传承的链条一旦断裂，势必造成人类文化财富不可挽回、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口承传统尤其需要善加保护。特别是20世纪后期。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汹涌澎湃的大潮中，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凭藉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轻而易举地独霸文化市场，民间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为了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球组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宪章和建议案等，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89年11月第25届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到2003年10月第32届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短短十几年间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准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完善。而满族说部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进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满族说部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互动互补、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相激相融中彰显于世、受到瞩目，必将极大地提升民间口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日显重要的突出地位，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架构实现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科学体系的转型与跨越；与此同时，满族说部的挖掘采集和探索解读，其意义还将远远超出文学学科本身，使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格局和定制由单纯关注书写传统而转为书写一口承传统兼而有之的重大改变。

　　二  满族说部的丰富内涵

    满族说部的称谓，源自满语“乌勒本”，译作汉语当为“传”、“传记”之意；由于清朝中后期满语渐废，便改用“满族说部”或“英雄传”的名称。与之相应的，讲唱说部也大多运用汉语，偶尔夹杂某些满语(女真语)成分。满族说部的艺术形式，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短到长的发展过程。最初主要在氏族内部口传心授，满族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一缕缕鬃绳的纽结、一块块骨石的凹凸、一片片兽革的裂隙，都刻述着氏族内部数不尽的非凡经历和英雄壮举，从而形成了说部最古老的形态。
    说部艺术形式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说唱结合，以说为主，有时也伴有讲唱者模拟说部中人物动作的生动表演。满族民间俗语所谓“要有金子一样的嘴”，乃是对于擅长讲唱口头文学和说部作品的代表性传承人最大的褒奖和最高的夸赞。就氏族而言，讲唱说部并非单纯的娱乐和消遣，而是追念氏族先人业绩、传承“民族文化记忆”的最好行动，因而讲述的过程被阖族看成神圣而隆重之举，往往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萨满讲唱。开始之前要焚香漱口、祭拜神灵，而后虔诚讲唱，气氛神圣肃穆。听众则要严分辈份，谦恭有序。可见满族的“讲祖”、“颂祖”活动同氏族内部的祭祖习俗密切相关，乃是满族传统文化中最稳定的因素，承载着氏族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和对祖先、英雄的崇拜。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久而久之赞语颂文终于演变和升华为篇幅浩瀚、雄浑壮阔的说部艺术，把北方民族口头长篇叙事文学推进到新的境界。满族说部具有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十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涵，乃是满族及其先世社会史、氏族史、家族史的浓缩与剪影，属于民族精神、民族智慧无比丰富的载体。由于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因而堪称北方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
    据近年来我国的民间文化工作者通过田野作业的初步掌握．满族说部就内容看大致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为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传说”。这类说部主要来源于各姓满族珍藏的萨满神谕、萨满记忆。如黑龙江爱辉地区流传的《尼山萨满》、《西林大萨满》、《恩切布库》，和黑水女真人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东海女真人的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等，便是典型代表。其中《天宫大战》是有关满族原始先民开拓北疆、繁衍人类的英雄神话，作品歌颂了三百女神与恶魔的鏖战，反映了满族原始先民通过与自然、与社会的拼搏抗争，而达致天与人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波澜壮阔的曲折经历。作品堪称人类神话中魅力四射的珍奇瑰宝，完全可以同世界上最著名的神话相媲美。流传在乌苏里江以东锡霍特山麓的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原为满语韵文，可诵可唱，表现的是部落时代的战争风云，从形式和内容看都属于地地道道的萨满英雄史诗。史诗的主线是以能够未卜先知的东海哑女成长为英名盖世的女萨满，经过打拼奋斗，征讨四方，终于成为七百噶珊(部落)的首领。最后部落强大了，人民幸福了，无忧无虑、和谐和顺的局面形成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实现了：而乌布西奔妈妈却为此熬尽心血，付出了终生的代价，最后满意地合上明亮的双眼。但是在北方民族人民的心目中，乌布西奔妈妈是永远不死的，至今仍然在活态的口碑中流传。
    第二类为包衣乌勒本，即家族传、家族史。这方面的说部在满族诸姓家族中至今时有发现。比如吉林省长春市赵姓家族的《扈伦传奇》，黑龙江双城马亚川承袭的《女真谱评》、《海宁南迁传》，黑龙江爱辉富氏家族的《顺康秘录》、《秋亭大人归葬记》、《东海沉冤录》，黑龙江宁安富英仁传承的《东海窝集传》等。其中《东海窝集传》乃是流传于黑龙江宁安深山老林中的窝集人的作品。“窝集”为满语(女真语)“稠密森林地带”的意思，而窝集人即野人女真。所谓“野人女真”，是生活在原始森林中即大山深处的“林中之人”。宁安地区四周环山，中间属河谷平原，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特殊地理环境为满族说部的保存流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使《东海窝集传》成为满族说部中具有原始活力的代表性作品，堪称研究满族原始思维及其审美观念的活化石。
    第三类为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这部分作品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分作两大类，一是真人真事的传述，二是传说人物的演义。前者如黑龙江宁安地区富察氏后裔傅英仁承袭讲述的《萨大人传》，以及《两世罕王传》(又名《漠北精英传》)、《金兀术传》、《忠烈罕王遗事》、《双钩记》(又名《窦氏家传》)、《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熬拜巴图鲁》、《松水凤楼传》、《黑水英豪传》等；后者如《乌拉国佚史》、《佟春秀传奇》等。其中《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记录了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家族通过与蒙古贵族联姻、团结蒙古族共同建设大清王朝的历史故事，反映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共生共存、互动互补的发展过程，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赞歌。整个作品情节曲折，引人人胜，达到了颇高的艺术水准。
    第四类为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传奇。这些说部主要歌颂各氏族流传已久的英雄人物。如著名的爱情传说《红罗女》及其不同传本《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红罗女》流传在黑龙江省镜泊湖附近地区，其变体《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则流传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而在吉林省东部的敦化等地区又有《银鬃白马》、《红罗绿罗》的不同传本。上述同一母题而变体纷呈的状况，属于民间口头文学通常所说的“变异性”。满族说部作为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动态地传承着，因而带有立体性的三维空间、甚至四维空间的特点是不奇怪的。正如美国学者阿尔伯特·洛德在其“口头程式理论”的经典性著作《故事的歌手》一书中所深刻指出的：“每一次表演都是单独的歌，每一次表演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表演都带有歌手的标记。”(《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5页)在同一母题中经常出现异文，这是民间口头文学同作家书面文学创作方式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民间口头文学永不衰竭的活力所在。
　　满族说部在20世纪末的崛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给多元一体、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无限的光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新的世纪的确立，已经把口传文化推向历史的前台，使其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彰显于世，倍受瞩目。长期以来，对于判定人类文明的标准一般都把文字的出现和运用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实际上“民族文化记忆”通过口传心授进行积累与传播对于不少民族来说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而使人们对于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不刮目相看。以说部作品为代表的满族及其先民的口头文学传统，不仅可以极大地补充和丰富中国文化史的深刻内涵，也必将把多维多元的中华文明提升到新的人文高度。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