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生与
流派消长
——
刘锡诚的
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
徐华龙
民间文学的百年学术史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成了一个寂寞的领域，一向少有人问津。最近几年来，刘锡诚先生在各地学报上发表的有关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系列论文，以其独到的切入点和学术理念——民间文艺学史是不同流派的
历史——而引起了许多对此感兴趣的学人的关注。
过去研究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的人，大多是以1918年北大歌谣征集处的成立为起点，以一元发展为线索的。而刘锡诚“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打破了民间文学界长期存在的这种大一统局面。他的这个观点的提出，显然是受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出的“20世纪文学史”这个新概念的影响。
自他在2000年第1期的《
民俗研究》上发表《民俗百年话题》以来，这一概念便在他的头脑中逐渐形成，此后也就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上，在已经占有的资料的基础上，又开始广泛翻阅和钩沉史料(包括图书、期刊和报纸)，特别是那些久被湮没的史料。尽管许多有识之士前赴后继，奔走呼吁，著述立说，创基立业，使民间文学终于在学界占据了一席地位，但百年的沧桑，民间文学的史料保存工作并没有受到重视，散失的资料不在少数，有的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但是刘锡诚先生不顾年事已高，还经常到图书馆去查阅材料，到已故老人的遗属那里寻找各种各样的信件、文稿等，以史料为基础，梳理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史，匡正或重写某些过去被误解或歪曲了的历史。
笔者以为，刘锡诚对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的重新审视和观点表述，大体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要点：
第一，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百年史上的流派，不是一家而是多家，因此他决定从流派问题入手，来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的发展演变史。他的这个切入点是探索性的，也是令学界耳目一新的。他考察的结论是，事实上，20世纪是个风云变换的大时代，无论
社会思潮、
文化思潮、还是学术思潮，都是起伏汹涌，交叉转换，在百年的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上，某一种流派可能因其独特的社会和学术的原因而在一个时期或几个时期占主导地位，但并没有一个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流派。他认为，流派的多元共生和此消彼长，乃是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演化特点。主要以文学家组成的中国民间文学历史上的第一个流派——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虽然有各种学术领域的
学者和参加，有各种观点的介入和试验，但总体说来，其观点的主流，则是文艺的与乡土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胡适、刘半农、董作宾、顾颉刚、白启明、刘经蓭、
钟敬文、台静农等。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立场，是一个很松散的流派，但又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但这个势力很大的流派，从1924年的民俗还是民间文艺的方向之争，到1926年的北洋军阀政治迫害导致主要学者南下，几经分裂组合后，终于在抗战爆发前后烟消火灭了。代之而起的，是20年代末以中山大学为基地、以容肇祖等为代表，30年代在杭州、以钟敬文和娄子匡为代表的民俗学派。
在刘锡诚的研究中，一部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除了文艺学流派、民俗学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流派，如以玄珠(茅盾)、郑德坤等的
神话研究为代表的文学
人类学派、以史学家顾颉刚和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神话学派、以郑振铎和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以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等。而40年代曾活跃于大西南的社会—
民族学派，也是一个成绩卓著、但已经快被忘记的流派。他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社会—民族学派》一文里写道：“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像文学领域、历史领域一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繁花似锦的景象。到3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的民族调查，特别是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和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
苗族调查报告》的公布，宣告一个有别于北大歌谣研究会派、文学人类学派、“古史辨”神话学派、俗文学派的民间文学流派——‘民族-社会学派’诞生了。”(《民族
艺术研究》2003年第6期，昆明)刘锡诚在论述中，不仅叙述了凌纯声、芮逸夫、闻一多、吴泽霖等的社会—民族学流派的学术活动与成就，特别指出了民间文学在国难当头之际所起的民族凝聚作用，而且也带出了曾经在民间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定作用的其他几个重要流派。抗战胜利后，几乎所有的派别都销声匿迹了，惟独以郑振铎和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学派，包括朱自清、戴望舒、薛汕、傅芸子、傅惜华、黄芝岗、吴晓铃、关德栋等人，仍然活跃于北平、
上海和香港，并在三地创办了好几家以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为宗旨的报纸副刊(周刊)。
这些流派的形成，与所隶属的学者的
生活阅历、知识结构、爱好兴趣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和记载在文献上的民间文学与俗文学，形成了一个多学科介入、异彩纷呈的格局。由于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1949中国以后的民间文学界就不那么讲究流派，只剩下的是政治文艺学了。但是从20世纪的民间文学史来观察，需要清醒地认识在历史上民间文学的流派的确存在，也曾经出现过许多各式各样的流派，这是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的任务。
第二，民间文艺学是紧紧与中国的政治史、社会史结合着的，如启蒙、运动、抗战、革命。比如，歌谣的研究是现代民间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标志，许多政治界、历史界、考古界等是专家学者进入歌谣研究领域，如胡适(《歌谣的比较研究的一个例》，《努力》第31期，1922年)、顾颉刚(《福州歌谣甲集•序》，载《民俗》第49～50期，1929年3月6日出版)、董作宾(《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歌谣》周刊第63号第1～2版，1924年10月12日)、周作人(《读〈童谣大观〉》，见《歌谣》周刊第10号第1版，1923年3月18日)等。他们的加入，对歌谣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也带来新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应该说，歌谣的创作和研究，逐渐发展到了成为政治的工具，变成社会主流的标语，而没有了自己的声音，同样在民间歌谣学的研究方面也陷入单一的社会文艺学的研究模式，没有个性的评论语言。这将历史上丰富多彩的歌谣研究，引向只有唯一的一种立场观点的死胡同。
第三，刘锡诚的现代民间文艺学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他发现并描述了历史上的民间文学研究是多元的，没有固定的政治模式和学术模式，而不管什么流派或什么观点的学者，包括那些崇信和倡导英国民俗学派神话学的学者，如周作人等，或倡导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如董作宾的《看见她》歌谣母题研究和顾颉刚的《孟姜女
故事研究》，在其研究工作中，都是从民间文学的具体资料入手来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实证的、归纳的、比较的分析研究，这是一个好的学术
传统。
作为民间文学批评史家，刘锡诚也在字里行间表达了这样的学术理念：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除了对民间文学的社会属性和内涵进行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视角的探讨与揭示外(其实文学的社会属性和内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不是唯一的方面)，不应该忘记的是民间文学的文学属性，只有通过对文学本身的深入研究，才可能发现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和发展前景，而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百年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放到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学术思潮发展的大背景上去考察，需要做的是过细地探讨和了解这一百多年来不同立场的学者们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只有全面地了解这一段历史才能够看清楚，而刘锡诚先生发表的这些文章，给我们了解这样一段若隐若显、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历史，提供了很好的文字材料和可参考的学术视角。特别是现在，当一些新锐学者试图用新的方法论和新的模式来研究民间文学现象的时候，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使用的方法，无疑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2004年12月5日于上海
发表于
台湾花莲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通讯》创刊号(200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