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汉族和许多兄弟民族共同的最隆重的节日。它不仅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更重要的是它还有着极为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内容和形式。由于春节在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史中从来都叫做“过年”，而不叫做“过节”，所以今天把它叫做“节日”，并不贴切。因为就其文化内涵而论，远比其他任何节日都更加深厚，其外延则更加意义广远，就其传统行事的程序而论，它也不是一个“节日”的单元时间，而是一个“节期”的系列时段。几千年来，中国就在这一个节期里，举国上下，君臣官吏和亿万百姓，都充分调动起最热烈的情绪和最美好的情感，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祭典和庆典严密地组合起来，表现一年一度“辞旧岁、迎新年”的年俗主题，表达一个“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良好祝愿。
按照传统，春节的节期来自远古的“腊祭”。中国的农耕先民，很早就创造了一年一度祭拜大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的原始习俗，每当旧年岁尾、新年年初就用他们农耕渔猎的物产作供品，感激大自然和祖先的恩赐，祈求祂们再降福于人间。古史文献记载“腊，岁终祭众神之名。”这种古俗就叫做“腊祭”，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祭神，在广大农村依然是节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中国北方普遍流传着一句俗谚：“一进腊月就是年”，腊月初八用五谷杂粮做腊八粥敬祖祭神，正是腊祭的第一个高潮，也是古代过年的节期开始。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各大寺庙纪念释迦牟尼成道日作腊八粥供佛其实也就是和古代腊祭的行事相融合，，用腊八粥进行祭祀在民间的流传，成为过年的序幕。
腊月二十三祭灶，俗称“过小年儿”，应该被认为已经进入过年的节期。从此，进入了连续的家祭准备和家庆准备活动，商家的年货市场交易活动也进入高潮，供应祭典和庆典的年货装点出城乡过年的浓厚年味儿。城乡各路社火活动的娱神娱人节目演练进入最后粉墨登场的阶段。
年尾辞岁、新正贺年是祭典和庆典高度浓缩在一起的单元时间，其中一夜连双岁，只有一个时辰成为过年交节的最重要时刻。按照传统，从“年三十”夜晚到正月初一凌晨，是普天同庆和家家同祭的神圣时辰。天交子时，鞭炮齐鸣、灯火通明，赶走所有的邪祟，香烟缭绕、锣鼓喧天，恭请天神下界，赐福人间，迎接祖灵降临，庇佑子孙平平安安。从初一再到正月初五，要分别对天、地、日、月、山、川、社稷、祖先以及福、禄、寿、喜、财等等众神举行多种合祭、分祭仪式。大小商家祭拜五路财神的日程就要从初一排到初五。同时交叉着进行亲友之间的小拜年和族群团体之间的大团拜，再扩展成为城镇社火表演活动和庙会活动的大场面、大规模普天同庆的系列行事。使家祭、官祭和皇朝大祭，家庆、官庆和皇朝大庆在此时刻连续不断的烟花爆竹声中都达到了隆重、欢腾的极点。经过正月初六到十四的余庆过渡，再转入正月十五“闹元宵”的灯节狂欢。这时候，过年的节期才在新年的新气象中不得不画上句号。但是，有的丰年大庆甚至还要把年味儿延续到二月二龙抬头的吉祥日子。
在几千年的中国农耕文明时代，过农历大年的漫长节期正好处在最大面积土地的农闲时期，在全民生活中这正是集中举行祭典和庆典或休闲娱乐、休养生息的最佳时间。尽管那时的“年关”在穷人中十分难过，但是过年的除旧迎新的企盼，对来年好运的祝愿，感谢大自然众神对人间的恩赐，感念老祖宗对子孙庇护保佑的恩典，总是人们的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撑，几千年一贯制，年年岁岁都在敦促人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接续上这生生不息的根脉。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祭典和庆典的组合特点。无论是敬天祭神还是合家祭祖，其祭典都是十分庄严肃穆的行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隐蔽的私秘性，相对说来辞旧迎新的庆典都是欢腾热烈的行事，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彰显的公开轰动性。过年的迎神祭祖，都是以家族宗族为单位，在举行祭祀的有限空间进行的；过年的欢庆活动，则是要烟花五彩缤纷，鞭炮震耳欲聋，社火表演锣鼓喧天，虎跃龙腾，所有的欢庆活动都要走村串乡，走上街头，走遍全城，达到举国欢腾。但是，在中国的过年习俗中，却把祭典的内隐和庆典的外显十分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过年的内容十分充实深厚，形式丰富多彩，异常生动。燃放爆竹或鞭炮的含义，从来都离不开驱除邪祟的祭祀，它的轰动效应决不是为了无缘无故的渲泄。所有的社火表演无不与敬天祭祖、祈福纳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的表演本来就是为祭典的需要而传袭下来的。至于年俗中的所有进入视线的五彩缤纷的装饰物，件件都是传承已久的吉祥物，令人赏心悦目。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年味儿就是在一系列的祭典庆典的交织中展现出来的。
在中国过大年的汉语文化语境中，吉祥词语拜年话儿是最为丰富的。那是因为过年祭典中求吉避凶的祈祷语句朗朗上口，贺年庆典中相互拜年的祝愿话语多多益善的文化结晶。
因此，不能不探讨传统过年期间祭典和庆典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我们对海外华人华侨过春节以及港、澳、台地区过大年的传统和现状，做出认真的考察后，面对所谓中国内地过年缺乏年味儿的指责，正在于抽掉了过年节期多样化的祭典和庆典活动，使过年本来的历史文化价值消耗殆尽，才出现了年味儿的淡薄。传统过年中的祭典和庆典如果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那就要认真考虑如何进行操持当代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祭典和庆典？是沿袭古俗还是合理创新？如果“一刀切”砍掉传统的祭典和庆典，认为它们都不过是“四旧”，那么该用什么去替代传承几千年的祭典和庆典？如果由人为造假的形式取代，那么人们会不会认同这就是春节过年？曾记否？三十多年前举国上下过了十年的“革命化春节”，其后果不堪回首，留下了令人终生难忘的反思。一旦斩断了过年的传统文化根脉，就会永远失去了年味儿。过去，我们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穷日子的年代，也会品出年味儿，《白毛女》中杨白劳躲債回家还要从集上称回二斤面包饺子，扯上二尺红头绳给闺女喜儿扎辫子，家里的门上还要贴上门神，过个穷年；如今，富起来了，年味儿却反而淡了，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年俗的文化根脉断了，尽管很有钱，也没有年味儿，只剩下钱味儿了！因为大吃、大喝、大甩卖、大抢购再红火热闹，也没有年俗的文化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好像穷得只剩下钱了，所以，只能是钱味儿浓了，年味儿淡了！
为此，有必要对春节过年中祭典和庆典的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做出全面的分辨，尤其是对遗忘太久的过年祭典的分辨，力求在它的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延续的三个时序中，寻找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既合情合理又顺畅和谐的传承途径，促使春节过年的民俗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有良性发展的前景。
祭典的过去时
春节祭典礼仪，是中国人自古流传下来的最为集中的“敬天祭祖”信仰崇拜仪式活动。在中国这个古老农耕文明的国家里，尤其注重祭祀的礼仪活动，再加上宗法社会里人际间的繁复礼节，于是古代中国就有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过年祭祀礼仪的解释和记载，十分精辟和丰富多彩。毋庸讳言，在古代，所有祭祀的礼仪制度总是和天之三辰日月星，地之五行金木水火土构成的社稷山川等大自然神灵密切相关，同时和祖先、宗庙也密不可分；所以，古人一提起祭祀，简单的解释就是“祭神祭祖”或“祀神祀祖”，仿佛只是崇拜敬奉神灵和祖灵的活动。用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就是“祭祀不外乎是迷信鬼神的活动”。
其实不然。纵观几千年的年节祭祀典章制度和相关活动，就不难发现历代皇朝的祭祀和供奉鬼神的仪式活动并不相同。由于尊孔倡儒的深刻影响，“敬鬼神而远之”就成了一条重要的潜规则，历代多有对民间巫风实施的禁令就是很好的佐证。同时，历代的祭祀礼仪行事还特别强调祭祀本身的社会功能，从皇家到各级官府几乎都在宣扬祭祀活动有利于民的“民本”思想。请看：《礼记·祭统》解释说：“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国语·周》上说：“夫祀，国之大节也。”都是在强调祭祀的伦理、礼节意义，不在于它的信仰内涵。解释得最明白的是《国语·鲁》上的一段界定：五祀“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这里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的祭祀典礼仪式只有下列五种类型：祭祀大地、五谷、山川之神；祭祀古代圣贤、先辈有德行的祖先；祭祀天上的日月星辰；祭祀地下的金木水火土；祭祀九州各地名山和江河湖海。因为它们（或他们）都对民有功德财利，为民所敬仰。除此以外都不在祭祀对象之列。说到底，在古代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国家的礼仪制度中，只有两大祭祀的文化传统：一个是感念大自然的恩赐而举行的祭祀；另一个是敬仰古圣先贤和宗族祖先而举行的祭祀。但在中国古代民间，祭祀则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从来都是祭祀多神信仰的万神之灵，从不祭祀一神教的万能之神。
祭典的现在时
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时代的祭祀，传承并发展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礼仪行事成为现代中国人重大的文化遗产。如何面对这些存活在人文社会生活中影响重大的祭祀礼仪呢？是全盘抛弃还是全盘继承？还是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有限地继承发展呢？这对于我们确实是当务之急的抉择。早在“扫四旧”和“批林批孔”那一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年代中，国家曾经选择过全面彻底消灭祭祀礼仪传统的做法，由于违背了文化继承发展的规律，在数以亿计的人们心中的庙宇还没有拆，心中的神灵还没有灭，人们承受着天灾人祸的压力，把祭祀活动转入地下。几千年的祭祀传统显示了它根深蒂固的支配能力。
经过近些年的深入调查，我门注意到，民间社会多数民族的群众性传统祭祀还在自发地延续和流传，甚至已经融入了现代城乡生活。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社区中的祭祀礼仪传统，也一直和他们的现代生活相依相伴，走到今天。所有这些，都在不同层面上逐步形成了和谐的文化氛围。同时，我们更注意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许多祭祀礼仪已经有所创新，以适应现代社会压力下人们的心理需求。比如，祭祀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古圣先贤，像祭孔、祭黄帝陵就是很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重大遗产，它们对于全民寻找民族文化根基，对于民族复兴大业和建构和谐社会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显然，这种祭祀和祭祀鬼神毫无共同之处，不应当把此类祭祀一律打到迷信的糟粕范围内，因为，即使在古代，对古圣先贤的祭祀也包含着极为浓重的敬仰和纪念意义的内容。这种祭祀中的纪念性质，考察起来几乎和现代纪念仪式中所包含的祭祀性质相差无几。请注意：1976年现当代国人在数以千万计的灵堂中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的礼仪中，深深蕴含着祭祀的意愿；十里长街百万民众送别周恩来总理灵车的礼仪中，和古代圣贤葬礼中途的送行路祭并无两样；近些年，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若干周年，包含着多少对阵亡将士英灵的祭奠。常常在八宝山举行的现代告别仪式，难道不就是当代圣贤殡仪的祭奠。纪念某某民族英雄诞辰几百年或忌辰几百年的礼仪，实际上正是某某古代英雄诞辰几百年祭，或忌辰几百年祭的传统。举行正式的公祭、甚至国祭，按照民俗心理学的测试，远比叫做纪念活动的名称更加贴近传统、贴近民心。试想，如果举行“南京大屠杀若干年祭”的仪式活动，其文化震撼力的强度和情感凝聚力的浓度，自然会超过通常纪念活动的若干倍。前不久，全国各地党政军民怀着浓厚的缅怀之情纪念周恩来总理30周年忌辰，按照中国民俗礼仪的文化传统，忌辰是要举行隆重祭典的。今年的纪念活动中发表的许多动情感人的文章里，就出现了许多“告慰总理在天之灵”、“假如周总理的英灵在另一个世界有知的话”等等前所未有的祭奠性语句，这应该说是现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很合情合理与和谐的祭典内容和表现形式。我认为这种纪念仪式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举办成“周恩来同志30周年忌辰公祭大典”，其所产生的激动人心的人文效应将是任何纪念活动无法比拟的。
祭典的未来时
祭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表现形式，完全可以在未来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做到合理利用。这种来自古老传承的文化礼仪形式，今天或明天与有神论或无神论的观念完全可以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必有什么忌讳。
所以，我建议：对于过农历大年的敬天祈年和各民族、家族的祭祖庆典，以及祭孔、祭黄帝陵等等很有代表性的祭祀遗产，立法机构或政府应当制订相应的祭典规范、礼仪程序，既保留历代传承的良好仪规，又加入现代新礼仪的礼节形式，求得传统和现代的合乎情理的融合。要理直气壮地明确认定民众的自发祭祀、社会团体或各级地方政府的公祭、直至最高级别的国祭，并且按程序写入庆典祭典的规范条例中，既合法又合乎情理地推广使用。
代表优秀文化传统的年节祭典和庆典，将会成为未来和谐社会建设中以及民族复兴大业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民俗礼仪遗产，永远与时俱进传之后世。
（乙酉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儿）
（《第二届东岳论坛论文集》5-11页、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2007年1月学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