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扬 这 个 人
杨亮才
今年是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成立60周年!饮水思源，此时此刻，我们深深怀念一个人，他就是我们的主席周扬同志。
周扬其名，如雷贯耳。在文艺界，“四条汉子”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要一提“四条汉子”，人们就立刻想起“四条”之首周扬。你别说，他还真是条汉子。
周扬原名周运宜，曾用名周起应。与毛泽东同乡，湖南人。他1908年生于湖南益阳新市渡田家湾破落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在家乡度过。早年东渡
日本，被捕过，回国后闯荡
上海滩。革命低潮时期加入共产党。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等职务，靠翻译和岳母(原配夫人之母)接济维持
生活。30年代初与苏灵扬结合后，改名周扬，并常以“周扬”之名发表文章和参加
社会活动。久而久之，人们就只知道周扬，而不知道周起应，更不知道周运宜了。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到新时期1989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扬一直是我国革命文艺运动和党的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作为中宣部的二号人物，作为分管意识形态的副部长，他认真执行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和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扬在文艺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目中，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诠释者、宣传者和捍卫者，是毛泽东在文艺界的代言人。
我们这些长期在文联工作的人，也许因为听周扬报告多的缘故，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习惯。一提到“周扬讲话”，就如同“圣旨”，立刻找来阅读，并坚决执行，没有二话。
周扬喜欢讲话和作报告。在他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期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就文艺
理论问题作一次报告。他口才很好。虽有点益阳口音，但还听得懂。我的印象，他讲话从来不用提纲，但却出口成章，逻辑性很强。枯燥无味的理论问题，在他讲来，深入浅出，头头是道，且随时举出些生动事例，谈笑风生，大家都很爱听。他
记忆力惊人，在谈论
艺术问题时，常引用毛泽东、鲁迅、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的话，信手拈来，恰到好处。
有一次，他在中宣部教育楼小礼堂作报告。我有幸去听他的报告。我坐在最后一排，旁边坐着他的秘书谭小邢。报告从下午三点开始，到七点了，他还没有要结束的样子。谭小邢给他送去一个条子，写道：“周扬同志，您已经讲了四个小时了。”周接过条子，看了看，不做声，又继续讲，一直讲到夜里近十二点才结束。礼堂座无虚席，其中不乏著名专家、
学者，大家静静地听报告，鸦雀无声。有的还埋头记笔记，没有一个打盹的。因报告会结束太晚，街上已没有公共汽车，中宣部只好派车，把我们一个个送回家。
谁都知道，周扬讲话是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的。因此大家都很重视，从中央到地方，从报纸、
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真学习、贯彻执行。
周扬一直是中国文联领导，1958年后还兼任民研会副主席、主席，是我的顶头上司(当时文联、民研会和中宣部同属一个党委)。但那个时候，我只能在开会或听报告时见到他，没有和他单独接触过。他和郭老主编《红旗歌谣》时，我曾为《红旗歌谣》做初选工作，但所选的民歌，也是经别人转交，那时他离我很远。
我和他直接接触，是打倒“四人帮”他复出后。但也不多，充其量也就四、五次。且都是向他汇报工作，或请他帮忙办事，仅此而已。
第一次接触是1978年，“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一次座谈会上。快要开会时，他从外面缓步进来。大家看到了，就起来鼓掌欢迎。他坐在主席台上，刚要讲话，眼泪就不住地流下来。一向声音洪亮的他，突然语言哽咽，说不出话来。大家心里都很难过。主持会议的同志说：“周扬同志，您来了我们就很高兴，您就坐着吧，别说了。”那次他没有讲话。会议结束时，他和每个人都握了握手(人不太多)。他有超强的记忆力，他和我握手时问：“你还在民研会工作?”我十分惊讶。中宣部所属单位那么多，几千号人，他不可能一个个都记着。我敢肯定，他那时并不知道我叫啥，但凭过去和我几次有限的间接接触，就能知道我在哪个单位工作，就很不简单。神了!
第二次是1979年夏天。我们因要请他出任中国
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的事去拜访他。我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但没想到，他答应得很干脆。他说：“别的学会的会长、名誉会长，我一概不当，但你们的名誉会长，我当!”
第三次是1980年春，为筹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我和高野夫多次到国家出版局申请，都不成功。最后我们只好求助于周扬。一天，我和贾芝、平凡，拿着我起草的报告，驱车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找他。快到他的住所时，他的车子开出来了。我眼尖，立刻下车拦住。周说：“你们什么事，这么急?”我把报告递上，他匆匆浏览了一遍，然后在空白处写道：“请翰伯、子野同志帮助解决。”我和老高拿着周的亲笔批示再到出版局，xxx还打官腔：“周扬有纸吗?”(当时纸确实紧张)我俩高兴而去，败兴而回，高说：“恐怕没戏了。”可未曾想到的是，没过两天，峰回路转，成了!3月28日，国家出版局批文来了，赫然写着：“经研究，同意你们建立民间文学出版社。”大家自然很高兴。老高说：“看来人家还是买周扬的账。”
第四次是1981年2月18日，周扬在民族宫会见出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首届年会代表时，特意召见玛拉沁夫和我。这次他谈话不少。他的谈话全文刊登在《民族文学研究》创刊号上。
第五次是1982年。因工作上的事，我们到安儿胡同1号他府上拜访。他静静地听完我们的话后说：“贾芝同志有缺点，你们可以批评他、帮助他，但一定要支持他。民间文艺这个战线很重要，走到今天不容易。民研会是这个战线的司令部，贾芝同志是你们的司令员，王平凡同志是你们的政委。你们一定要加强团结，大家团结才能把工作做好。”
周扬同志始终关心民研会的工作。
有同志说：“没有周扬，就没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真是这样。
195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但为了让民间文学事业尽快上马，在周扬同志的倡导与运筹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很快就成立了。
3月29 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在
北京东四头条文化部礼堂如期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余人。周扬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郭沫若、茅盾、老舍、郑振铎相继在会上讲话。大会以自由提名的方式选出茅盾、周扬等47位为理事，大会选举郭沫若任理事长，老舍、
钟敬文任副理事长。
4月12日本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选出周扬、吕骥、艾青、赵树理、俞平伯、欧阳予倩、程砚秋、常惠、郭沫若、老舍、钟敬文11人为常务理事，并确定各组组长：秘书组长贾芝，民间文学组长钟敬文、楼适夷，民间戏剧组长欧阳予倩，民间音乐组长吕骥、马可，民间美术组长胡蛮，民间舞蹈组长戴爱莲，编辑出版组长蒋天佐。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是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到会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有从延安来的，有从国统区来的;有在党的，有不在党的，各种思潮、流派都有。受邀代表除在台湾(如娄子匡等)和旅居海外者外，几乎所有稍有名气的人都参加了。他们来自文学、音乐、戏剧、美术、舞蹈等诸多领域，难怪有人把它称为“第二文联”。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是新中国民间文学的发轫。大会所制定的方针和工作方法，一直是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所遵循的准则。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事业发展的整个进程。
有个时期，在民间文学界内部，引发了“民研会是钟敬文成立的，还是贾芝成立的”之争，我看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由于
历史的原因，几位主要当事人在谈及民研会的成绩时，都有意无意在排斥对方。钟老谈民研会的成立，绝口不谈贾芝;贾老也很少谈钟敬文。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不够客观。这是他们的思想和历史局限。
但对于周扬，他们二位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周扬同志在建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起了决定性作用。
钟敬文说：“建立民间文艺研究会这样的机构，假如没有周扬同志的决然拍板和持久支持，是不可想象的。饮水不忘掘井人，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事业的发展上，我们决不能忘记周扬同志的功劳。”
贾芝说：“一百个也抵不上一个周扬。如果没有周扬同志拍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就成立不了。”贾芝还回忆了当初酝酿成立民研会的情况。他说：“有一次，吕骥向周扬提出成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想法。周说：‘那就把其他都包括进来，成立一个民间文艺研究会。’吕说：‘那将来就没有音乐了。’周说：”不会的，你还在里头嘛!’吕说：‘我在里头也不能起作用。’周扬同志尽量说服吕骥，最后吕骥也同意了。这就是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缘起。”
事实也是这样。在民研会成立前，文化部部内部外，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周扬力排众议，硬是给成立了。成立之后还有人反对。冯雪峰同志说：“已经有了中国文联，周扬同志又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不是成了第二文联了吗!”主张取消。当时周扬在湖南常德参加土改，民研会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中。贾芝四处奔走，两次上书中宣部。第二次报告被时任副部长的胡乔木看到了，他在报告上批道：“既已成立，就不必取消了。”这才保住了民研会。
周扬一直是民研会的保护伞。民研会成立时，他不是副理事长，是他自己不当。(贾芝回忆文章说周是副理事长，记忆有误——笔者)虽只是常务理事，但他是该会的实际负责人。是无冕之王。民研会的大小事他都过问。1958年，在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上，他当选为副主席。1979年，他代替郭老(已故)当选为主席。1984年因健康原因辞去了主席职务，但他仍然关心民研会的工作。他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念念不忘民研会，他对夫人苏灵扬说：“我最不放心的是民研会的工作。”令人感动。
总而言之，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周、钟、贾，还有蒋天佐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都有功劳。他们都是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开创者。是他们携手合作，努力奋斗，共同创办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大家不会忘记他们的。
周扬之所以如此重视民间文艺，是因为他认为民间文艺可以为人民服务。
周扬重视民间文艺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关心民间文艺。1932年他在《北斗》上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文学大众化》，全面论述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问题。周扬是最早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理论家之一。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边区涌现出一批民间诗人、歌手。周扬立即予以肯定。1943年周扬发表《一位不识字的诗人——孙万福》还把这位诗人的带有泥土气息的诗句，一字一句亲自记录下来，共五首，和文章一起发表，称它是“真正的庄稼汉的诗。”最后还向孙万福祝福。祝福他明年“第一在粮食上，第二在诗上，有更大的收成。”
1945年，延安鲁艺师生在周扬的支持和指导下，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白毛女》是民间口头创作和作家创作结合的典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部歌剧的成功演出，首先应归功于剧作者贺敬之、丁毅和作曲家马可、张鲁，但作为决策者和指导者周扬，是功不可没的。
1958年，在全国大规模
搜集民歌的基础上，周扬和郭沫若合作，编选出版《红旗歌谣》。同时撰写文章《新民歌开拓了诗歌发展的道路》，在《红旗》杂志发表，引起了轰动。此外，他在许多场合讲话中，多次引用民歌。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他说：“这就是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表现。”
1960年6月14日，郭沫若、周扬、阳翰笙在颐和园会见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的民间诗人、歌手。在座谈会上，郭沫若高声朗诵民间诗人王老九的诗。周扬还特别关心农民诗人孙友田，对他说：“我看了你不少诗。”最后，郭老和周扬还把他俩合编的《红旗歌谣》一一签名送给代表。临别，有代表还向周扬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周年时，举行一个全国赛诗会，在天安门前，在东西长安街上都贴上诗，要把诗歌贴满北京城。周扬很赞成，连声说好。大家热烈鼓掌，表示拥护。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周扬同志是一位备受争议的我国文艺界领导人。有人嫌他“左”，有人又嫌他“右”。说他“左”，大概指“文革”前。这大多数同志都认同。周本人也同意。他说：“我们是左了。”还说：“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倒毛主席身上，我是执行者，我有我的错误、我的责任。”对“左”周扬是认账的。他主动承担责任，难能可贵。有的是他身不由己。如吴祖光的右派，周原是不主张划的。但后来没办法，只好违心地给划了。为此，在吴宣布划右派的前一天晚上，周和田汉在棉花胡同田汉家约见吴祖光，他俩和他谈话，让他有思想准备。谈话后，周还用自己的车把吴送回家。吴感到很温暖。第二天，吴祖光的批判会在首都剧场召开。来了很多人，我也参加了。会开得很文明。吴祖光还坐在主席台上。张光年、魏巍等发言后，吴祖光作检讨。他的检讨很短，检讨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检讨像念诗一样。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幕。
“文革”前十七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走了不少弯路。试问那个时候，有几个领导不“左”，这能怪谁!把“左”都推到周扬身上，有失公允。
说他“右”，大概是指“文革”后。具体来说，就是指他那篇写“异化”的文章。有人说：“他滑到‘右’方面去了。”有人说：“这是精神污染。”帽子一大堆，叫人纳闷。周扬是错了吗?过去我们喜欢搞大批判，批完这个批那个，这也是一种折腾。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全党：“不折腾。”这太重要了。大家都应该好好学习、反思才是。
再就是整人问题。
“文革”前周扬同志确实整过人，但他也被人整过。陆定一说：“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周扬听后表示赞同。他说：“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
周扬被关十年出狱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他大彻大悟，与过去判若两人。他放下权威架子、大官派头，作自我批评，多次向被他整过的所有人道歉。可以说是无会不检讨，无事不认错。孔老夫子说：“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周扬同志知过改过，人们反而对他更加尊敬，使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
周扬同志检讨，我自己就听过好几次。1978年春，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的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上，他第一次当众检讨。他说：“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今天仍然欢迎同志们的批评。”他一边流泪一边作检讨。看得出，他的检讨，不是敷衍，不是作态，而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那天的检讨，使到会的人都深受感动。会场内爆发出一次又一次的掌声。我旁边坐着一位女同志，听到周扬检讨后，站起来大声说：“周扬同志，听了你今天的讲话，我没意见了。”会上很多人都哭了。检讨把人检讨哭了，我第一次遇到。
悲剧周扬。周扬同志这一生真不容易，但也精彩。他大起大落，他什么滋味都尝过。他是顺境和逆境都经历过的人。“文革”前，他横空出世，红得发紫。所向披靡，无人能敌。“文革”一来，他第一个被打倒。地位一落千丈，从座上宾沦为阶下囚。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牢，关押长达十年之久，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四人帮”倒台后，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一度心情特别愉快，精神焕发，频繁会见客人。又和以前一样，写文章、作报告，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料他又因“异化”问题，莫名其妙地受到批判，使他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以至久病不起。最后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呜呼哀哉!
独识民间文艺，满地生花君乐见
痛惜文坛巨星，泪洒山川难慰心
这是周扬同志逝世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老人毛星、贾芝、王平凡送给他的挽联，它道出了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心声。现在请允许我就用它来作本文的结束语吧。
周扬同志，安息!
2010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