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忆往事

刘锡诚

以史诗《卡勒瓦拉》的采录整理出版为代表，芬兰是世界上以民间文学资料搜集和研究成就卓著的国家。闻名于世的芬兰文学协会民间文学档案馆，已有二百年的历史了。1952年前后，我国计划成立民间文学资料馆，曾有意派人去芬兰参观取经未果。后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先生向当时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领导人贾芝介绍了芬兰文学协会主席、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主席劳里•航柯。1983年9月，贾芝从民研会去职，我被调到中国民研会主持工作，维持原定计划派他和刘魁立去芬兰参观访问，考察该国的民间文学工作。1985年2月，贾芝又被派遣率中国民间文学代表团参加了2月28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大会。同去的有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的研究员降边嘉措（藏族）、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孙绳武。芬兰方面提议将民间文学列入中芬两国文化协定。劳里•航柯遂于1985年10月到北京，商量如何落实中芬两国文化协定中规定的民间文学联合调查项目，我方建议在未开放地区广西三江侗族地区进行两国民间文学联合调查。

我国民间文学界对芬兰民间文学界的情况一向比较注意进行调查和研究。早在1963年11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印的《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八集里就组织《译文》杂志编辑部的人员翻译和发表过一篇美国学者艾德逊•里奇蒙德撰写的《芬兰的民俗学研究》（《美国民俗学杂志》1961年第4期），全面介绍了芬兰民俗学研究历史和现状。芬兰学者安蒂•阿尔涅（Antti  Aarne）的《民间故事类型》，经过美国学者斯提斯•汤普逊的改写和阐发，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民间故事研究的基础性经典著作。芬兰文学协会的民间文学档案馆及其姊妹机构瑞典语文学协会民俗学及人类学档案馆，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保存了大量的芬兰民间文学材料和《卡勒瓦拉》的材料。仅1935年为纪念《卡勒瓦拉》出版50周年而举行的搜集竞赛，芬兰文学协会民间文学档案馆就收到了应征的133,000项来稿，其中大部分是当年记录下来的民间传说和记事。芬兰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和机构，与西方国家不同，都是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的，也就是说，在研究对象上，芬兰和中国有一致性。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界已经开始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搜集和编纂出版，拥有一支庞大的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队伍，出版了很多的民间文学集子和志书。尤其是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故事村（如河北的耿村、湖北的伍家沟等）和一批故事家（如辽宁岫岩的刘马氏、佟凤乙、李成明三个满族故事家，朝鲜族的金德顺，湖北的孙家香、刘德方……）。也相应地涌现出了一批年青学者，学术研究比过去提高了，对世界的影响扩大了，中国的民间文学开始受到国外同行的重视。劳里•航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专家委员会的主任，他在1989年10月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的《向会员国提出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草案＞》中就“民间创作的定义”有一个发言：“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或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他对中国的民间文学成就很感兴趣，在学术理念上，也与中国学界相近，有共同语言。劳里•航柯从自己的民间文学学科方向着眼，在联合国会员国中选定了两个点推介他的文化理念：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所以在他1985年10月去印度借道中国停留时，与我会谈、选点，要在中国做一次两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联合调查，并向我提议，邀请中国学者到芬兰的拉普兰人居住地去做一次调查。

我们希望选择一个西部未开放地区、民间文学保存和传承比较好的地方作为中芬两国联合调查的地点。经与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协商，确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侗族自治县。航柯来中国与中国方面联合主办这次民间文学实地调查，其指导思想是推介绍他的学术理念，借以改进咱们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培养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在他看来，我们中国的民间文学固然搞得好，资源丰富，但调查本身却并不很符合学术的要求。他的学术理念是要进行“田野调查”，而在做“田野调查”时，要坚持一个原则，即“参与观察”。他自己要来做表率。

在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的民间文学联合调查，一共确定了三个调查点，即林溪、马安、八斗（包括六个自然村）。调查队员分别到三个点上进行调查。他没有分配到一个点（组），以便可以随便走动巡视。当时陪同他的是贾芝和我。坦率地说，当时在三江的调查，我们还带有一定的表演性，我们去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如让县里提供了100多个讲故事的人和唱民歌的人的名单。

参加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调查的人员，我方37位学者，主要是青年学者，他们是：刘锡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张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书记）、贺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书记）、王强（《民间文学》编辑部助理编辑）、蔡大成（《民间文学》编辑部助理编辑）、吴薇（《民间文学》编辑部助理编辑）、李路阳（《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助理编辑）、金辉（《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助理编辑）、谢选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助理研究员）、黄凤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助理研究员）、杨惠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编辑）、乌丙安（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干部）、张振犁（河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祁连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邓敏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杜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北京分会编辑人员）、马青（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宁夏分会）、张学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西藏分会）、曹保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吉林分会）、曾晓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四川分会）、孟宪（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研究生）、邱希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武剑青（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书记处书记）、农冠品（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秘书长）、蓝鸿恩（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杨通山（三江侗族自治县文联主席）、红波（广西马山县文联副主席）、何承文（广西群众艺术馆编辑人员）、苏韶芬（女，桂林市文联编辑人员）、王光荣（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罗秀兴（广西玉林市文化局副局长）、韦元刚（广西柳州地区文化局编辑人员）、余小金（女，中南矿业学院外语教研室）、韦会明（三江县人民政府）、吴浩（三江县文化局）、石若屏（三江县）。芬方5位学者，他们是：劳里•航柯（土尔库大学教授、芬兰文学协会主席）、马尔蒂•尤诺纳霍（土尔库大学）、阿托斯•佩泰耶（土尔库大学视听教学协调人）、劳里•哈尔维拉赫蒂（赫尔辛基大学）、安芬尼（女，翻译，芬兰驻华使馆秘书）。在实际调查当中，劳里•航柯主要是推介他的“参与观察”的田野作业观——学术方法：调查者要跟讲述人（演唱人）打成一片，要进入到讲述人（演唱人）的讲述（演唱）环境中去，讲述人（演唱人）讲述（演唱）时，调查者不能提问题，不能当场翻译等等。这些思想表现了他对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学术性追求。从总体上来说，三江的民间文学调查，他的学术要求应该说是基本上达到了。

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暨学术交流分两段进行。第一段是学术交流（学术会议），第二段是进点考察。联合考察于1986年4月9—15日进行，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培养和锻炼了队伍，搜集到了大量此前未拥有的侗族民间文学及民俗资料：录音磁带200盘，近千张黑白和彩色照片（其中包括讲述人/演唱人像，讲述环境像，队员活动照片）；队员的调查报告、专题论文、采风日志共18篇（包括一个村落的文化背景调查，一种文艺形式的专题考察，一个讲述人/演唱人的专题考察，某一个民间神的调查等。10个小时的录像带。

1986年11月底，中国民研会派出王强、李路阳两人携带全部磁带、调查报告、照片及有关文字资料，重返三江。他们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组织当地干部将全部侗文资料翻译成汉文，二是拾遗补缺，甄别真伪，并对所有队员调查报告中的事实部分进行审核，为编辑《三江侗族民间文学》提供材料。同时，成立了计划中的《三江侗族民间文学》编辑小组，刘锡诚为主编，王强、李路阳、杨通山、吴浩为编辑组成员。

据王强写的材料，他们在三江的工作，第一步骤是磁带编码。带去的磁带是127盘，由县里抽调人员分四个组分头开始编码工作。故事组，组长周东培。情歌组，组长杨通山。琵琶组，组长吴永勋、吴贵元。款词、多耶、酒歌组，组长吴浩。第二步骤是组织记录翻译。为保证调查中记录来的文字资料的科学价值，要求一字不动，忠实记录。要求汉字记侗音（国际音标），字对字、句对句翻译、意译。第三步骤，是拾遗补缺，并组织人员进行缮写。

1986年底，李路阳回京汇报，王强继续三江的工作。到1987年1月，由王强、杨通山审阅《三江侗族民间文学》一书定稿（30万字），并携带全部磁带回京。3月，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特辑《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撷英》经刘锡诚终审，发表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机关刊物《民间文学》1987年第4期上。1987年2—8月，由王强负责将全部磁带按汉语拼音字母缩写重新编码，加注必要的英文注解，共编码磁带120盘，上交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另外，《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由刘锡诚主编，黄凤兰责任编辑，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12月出版。这本书的编选工作是我做的，但在发稿时，我把编者改为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暨学术交流秘书处编。

调查结束，航柯先生回国，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部门及负责人报告了这次联合考察的情况，在北欧民俗研究所的刊物《NEWSLETTER》(通讯)1986年第2-3期上亲自撰文介绍，同时在该刊上发表了贾芝的论文《关于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和刘锡诚的论文《民间文学普查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及部分照片。中国方面除了把所摄录像资料，部分赠送给芬兰方面外，于1987年12月由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及学术交流秘书处编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前述《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中文本）一书。

这次实地调查是在三江县三个点六个村寨进行的。当时规定，调查采录来的材料和照片，个人不许留存，全部交到了中国民研究会。这些材料，会里交由王强和李路阳同志负责编辑出版。因种种原因，他们一直没有编出来。李路阳同志还再次去三江与当地的吴浩做调查并写成一部著作。王强移民澳大利亚，带走了所有的材料。2010年王强回国来，我与他共同商议如何把这批材料送回国内的问题。2012年，我通过电子邮件再次催促索要这批材料，他答复说，这批材料在他的车库里，有20多公斤，他没有这笔寄费。这些材料，是所有参加考察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付出劳动和心血的成果，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已经退休，十分可贵。我已经离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5年，且已年迈，无力继续索要，而历届领导同志也没有人过问，致使这批珍贵材料一直流落国外。我虽然建议协会能够索回，组织编辑出版。但一直没有结果。2017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要派出吕军副秘书长等人到澳大利亚作学术交流，我于3月9日给新任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邱运华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予以关注，建议吕军能和王强联系，把王强手中的材料带回国内。吕军同志在墨尔本与王强见了面，但未能达成完满的协议。

2019年5月9日，移居墨尔本多年的老友王强通过微信写信告诉我，他决定回国把他完好保存了33年之久的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调查材料全部移交给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得知这个消息，已是耄耋老人的我，自是十分高兴。三江民间文学调查是众多中芬民间文学工作者履行1986年中芬文化协定的重要成果，不仅于1986年底进入了世界驰名的芬兰文学协会民俗-民间文学档案馆，而且由于劳里•航柯向的汇报，而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专家委员会及有关世界各国的承认，成为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现在，移居海外多年、生活平静的王强，在强烈的家国意识主使下毅然决定自费回国把这批他完整珍藏了三十三年的材料无偿地送回国内，移交给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多么感人！他到京的第二天即5月21日上午，便来到我的家里。久别重逢，一见面我们便拥抱在一起，久久无法平静下来。下午他又马不停蹄地去出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为他的捐赠和移交材料召开的专门会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决定在建国70周年前后将这批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学调查材料整理汇编出版，不失是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和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件大事。

2019年6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