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本土文化产业的调查与总结

丽江本土文化产业的调查与总结

——以纳西古乐、东巴宫为例

杨杰宏

摘　要：在文化与旅游的关系上，文化产业是一个有机链接点，它是旅游与文化的派生物。本文从以展示“纳西古乐”、“东巴文化” 两个文化企业为个案，对两个文化企业的运作模式、成功因素、制约因素作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关系中，科学发展是二者的结合点，而与旅游相结合的文化产业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生动具体的体现，也是一种成功的探索。

关键词：丽江;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文化产业是一个有机链接点，它是旅游与文化的派生物。本土文化如何与现代经济相接轨，已经成为当下全球化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整合的时代要求。丽江文化产业是随着丽江旅游的崛起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三十年来的发展中，这些文化产业现状如何?取得的成功因素是什么?遇到的制约因素又是什么?本文以宣科大研纳西古乐责任公司、东巴宫责任股份公司为例，对这两个本土文化企业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结合调查情况做了一些的总结、思考。

一、两个本土文化企业的发展模式的形成

2008年10月，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组成的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课题调研组将丽江列入全国改革开放18个典型地区之一。调研组认为，丽江市利用当地优势特色资源，做大做强做精旅游产业，以旅游业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从名不见经传的西南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富裕繁荣文明和谐的旅游文化名城。[①]调研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丽江旅游产业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丽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南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拥有三个世界遗产地的国际精品旅游城市，主要得益于文化与旅游的互动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丽江在旅游与文化上的实践和探索，尤其是在旅游文化产业上所取得的成绩，成为一笔值得认真总结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丽江纳西古乐责任公司、东巴宫责任股份公司两个本土文化企业的发展也是与丽江旅游的发展、崛起同步。

纳西古乐是约定俗成的称呼，主要指在丽江纳西族地区流传很久的《白沙细乐》、《丽江洞经音乐》，原先丽江的纳西古乐只是作为群众自娱自乐的民间艺术形式。纳西古乐责任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大研古乐会，1981年，在宣科的倡议和发起下，由民间艺人组成的丽江大研古乐会恢复活动，当时只有会员23人。大研古乐会恢复之初也只是老人的暇闲娱乐项目而已。到了1986年，在宣科先生的主导下，古乐会开始进行演出尝试，每周演一场，门票一张10元。1987年6月21日，经有关部门批准开始营业性演出，每周两场，当年收入达一万五千元，每个演员的演出一次收入五元钱。古老而神秘的纳西古乐依托丽江古城，随着丽江旅游的崛起，也逐渐走出丽江，走出云南。走出国门，声誉日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广播公司(ABC)等西方主要媒介对纳西古乐作了宣传，为纳西古乐品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93年，宣科带领大研古乐会进京演出成功，来丽江的游客中，来听古乐的观众也不断增多，门票也从5元升到10元。从那个时候起大研古乐会广泛接受国内外之邀请，到国内外大中城市进行商业宣传演出活动。1996年大地震后，丽江广大干部群众变灾难为机遇，以“修旧如旧”原则恢复重建丽江古城，并于第二年年底丽江古城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丽江旅游从这一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了2000年，大研古乐会改制为丽江宣科纳西古乐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由宣科出任董事长，纳西古乐从此开始走上了现代企业制运作下的文化产业的道路。公司化的运作，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纳西古乐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得到了更快的发展。2007年，大研纳西古乐会年收入已突破了500万元，宣科个人向社会捐款突破了四百万元。到现在，古乐会一张票价已经涨到了160元，但仍然观者如云。大研纳西古乐会迄今已经到英国、美国、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共接待了中外游客近百万人，其中有不少国内外的国家领导人。至今，这个成立了近三十年的古乐队成为丽江的一个文化品牌，仅有几十个人的纳西古乐年收入800万元以上。

与宣科纳西古乐公司对面的是东巴宫，它不只是个地名，其实也是一个集演出、研究、传承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团体。它有两个正式的名称，一是丽江东巴艺术民间艺术团，二是东巴宫责任股份有限公司。它成立于1998年是丽江第一个以公司制出现的民营企业。

东巴宫艺术团创建以来，以东巴文化艺术为主，挖掘整理了一批最富乡土气息和最有民族特色的精彩节目：东巴乐舞《男神女神，丁巴什罗舞》，东巴经唱腔《吉日经》，白沙细乐、丽江洞经音乐以及纳西族民间艺术，包括口弦调、纳西民歌、民间舞蹈等十多个蕴籍着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的演出节目。

东巴宫创建于1998年，一开始就找准了市场的定位，就是向游客展示纳西族千百年来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并且在节目的质量上深下功夫，从而受到了游客的青睐，赢得了市场。东巴宫每年的经济收入以8%递增，2003年达到288万元。2008年突破了500万元，成为丽江文化产业的主力军。宫内开花宫外香，艺术团先后应邀到北京、南京、上海、天津、香港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演出，艺术团乐队和部分演员曾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演出。2001年东巴宫民间艺术团分别与中央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签订协议，成为这两所学院历史上第一个教学采风基地。

1998年至2008年，十年磨一剑，十年的风雨铸就了东巴宫骄人的业绩，从而成为丽江文化产业大军的中坚力量。它是土生土长的，它有自身的优势，也有明显的制约，扬长避短，集思广益，发挥优势，突破制约，是东巴宫十年的写照。

借助改革开放好政策的东风，依托沉淀深厚的丽江民族文化，不断提升丽江品牌的影响力，加强政府、民间、学界互动协力，纳西古乐——这一千年神韵铸就了了世界知名的文化品牌。

两个文化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丽江旅游及文化产业的活见证。丽江文化产业依托旅游业而兴起，旅游业靠文化而升华;文化在旅游业中找到了商机，增添了活力;旅游业通过文化的注入，其内容得到丰富和拓展，档次得到提升，魅力得到增强。形成文化与旅游的互动结合，是丽江旅游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丽江模式”的基本特征。同时，以展示“纳西古乐”、“东巴文化”内容为主的两个企业文化品牌的形成，有力地促进、提升了“丽江品牌”。这也是这两个本土文化企业发展模式的最大启示。

二、两个本土文化企业的成功模式分析

大浪淘沙，丽江本土文化产业兴起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盛极一时，但到现在真正成功的没有多少，其间有不少是昙花一现，或沉疴依然，积重难返。而以展示“东巴文化”、“纳西古乐”为主的两个本土企业，花儿还是照样开得这样红，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丽江拥有浓厚民族文化沉淀和丰富的自然景观构成了丽江独特璀璨的旅游资源，纳西古乐与东巴宫正是依托这个博大精深、神奇美丽的丽江得以彰显。这是地利因素。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泸沽湖、老君山、虎跳峡等众多景观是构成旅游要素的第一因素，毕竟旅游者的异地奇观的体验从视觉、听觉、感觉上来说是第一印象，不可否认，神奇的玉壁金川吸引国内外游客的动力因素。换句话说，景色平平的地方，文化沉淀再厚重，也难免让游客望而却步，其实，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方式，一种文明集成，意义符号，世界之大，只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何处没有文化?中国之大，单就传统文化机而言，文化重镇可谓多也。当然，自然与人文是天人合一，不可分割，单靠自然景观来发展旅游，也只能赚取眼球经济，是一时，没有深厚人文作内涵，灵魂，是难以让游客流连忘返，魂牵梦萦的。尤其是丽江人无我有的东巴文化为主打的民族文化，使丽江增添了神秘、深厚的人文色彩，与神奇美丽的自然风景相得益彰，互为一体。白天游丽江，晚上欣赏古乐，东巴原生态歌舞，情景交融，物我为一。所以这两个本土文化企业品牌的成功，离不开丽江这个大舞台，这个文化底蕴，人文背景。宣科曾经尝试把纳西古乐转移到其它大城市，但效果不理想而返回丽江。八十年代全国各地兴起一股建设民族村热潮，典型的有深圳、北京、昆明，但到了现在都难以为继，主因也在于此：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文化，离开了这方水土，文化也就成了一种变相的舞台表演，是离开了土壤、水份、空气的文化移植，生命力是长久不了的。同时，这么多的人员费用，本身成本也是一个大负担。

二是多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丽江文化，包括纳西古乐、东巴文化的长期学术研究，为民族文化艺术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学术知名度的提升为文化产业品牌的成型、宣传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丽江文化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层，从洛克、陶云逵、李霖灿到以方国瑜先生为代表的本土学者群的形成，纳西学的诞生，使以东巴文化为代表的丽江民族文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这为丽江品牌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如果只是靠一些所谓的奇风异俗来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这样的旅游是走不远的，这也是很多搞旅游的地方沉重的教训。

学术先行是丽江品牌形成的一大特色，也丽江旅游崛起的秘诀所在。学者们对民族文化事象的条分缕析，对其价值、规律、结构、意义的论述、阐释，为以后的文化整合、文化自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为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指导。

方国瑜所开拓的纳西学对促进丽江和纳西族发展、进步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丽江旅游业的发展和纳西文化的研究出现了良性互动。丽江有美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宣传和努力下逐步树立起了丽江及纳西族良好的国际形象，丽江也因此成为旅游胜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方国瑜、洛克这类国内外知名学者的著述，起到了普通广告远不及的宣传作用。如今国内外学者及游客纷至沓来，与这些学者对纳西象形文字、东巴教及永宁摩梭人特殊母系社会形态的研究紧密相关。”[②] “19世纪末开始的纳西历史文化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重要学科。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至今仍在持续升温。1997年丽江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根本原因在于丽江古城的灵魂——纳西族历史文化被世界学术界公认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夺目、光彩照人的奇葩。”[③]

三是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云南省，乃至丽江市各级党委、政府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制定、出台的文化、旅游发展战略为丽江旅游及文化产业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及政策条件。

宏观上讲，大气候决定小气候，丽江的任何一步发展进步与全国的大气候分不开，与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分不开。没有改革开放，丽江奇迹、丽江品牌也无从谈起。一九九五年八月，国务院代总理的朱镕基同志莅临丽江，在实地考察了玉龙雪山旅游风景区后指出：“丽江的发展，要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丽江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旅游景点。” 1999年5月2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丽江时，欣然题词“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把丽江建设得更加美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丽江发展旅游业的思路和定位的肯定，极大地增强了各族干部群众把丽江建成世界级精品旅游胜地的信心和决心。

中观上看，也与云南省的战略政策紧密联系，云南省较早在全国叫响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口号，经过多年努力，既有理论、也有实践，形成特色。其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成功做法和探索精神，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1996年12月，云南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口号，并认识到，要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就必须大力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从1999年1月起，云南省委、省政府连年举办了有关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研讨会，并明确提出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主要内容之一，注意统一规划，分类指导。[④]一九九四年十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在丽江召开“滇西北旅游规划会”现场会议，作出了“开发丽江”的思路和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一系列决定，同时省政府决定建立丽江玉龙雪山和泸沽湖两个省级旅游度假区，有力推动了丽江旅游创业的进程。

从地方上来说，历届丽江市委、政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九十年代初决定把发展丽江旅游业作为丽江的支柱产业来抓，并且作为重大战略决策长抓不懈，在本世纪初，提出了“文化立市，旅游强市”的战略定位。正是凭借这样的好政策，好环境，依托了丽江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东巴文化、纳西古乐两个文化企业才乘势而上，抓住机遇，不断发展壮大。

四是三十年丽江旅游与文化的互动发展，丽江旅游的迅猛发展，民族文化的深度挖掘研究，极大地提升了丽江知名度，促成了丽江品牌的形成，这也为东巴文化、纳西古乐的品牌化提供了坚实的天时地利条件，同时，二者的成功又为丽江品牌的形成注入了鲜活的动力。

丽江品牌是纳西古乐品牌形成的核心因素。宣科的大研纳西古乐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丽江不断打造国际旅游胜地，国际旅游品牌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没有丽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纳西古乐、东巴宫的成功难以想像。从两个本土文化产业的观众、收入、影响力的增长来看，是与丽江的游客量、旅游收入，丽江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是成正比例的。尤其是1997年丽江古城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后，纳西古乐、东巴文化品牌效益也随之得到质的提升、飞跃。丽江古城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磁场，众多海内外游客深深地被其独特的小桥、流水、人家、雪山所吸引，叹服，留连忘返，古城、古乐、古韵、古意也构成了一个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艺术意境。丽江品牌的魅力在于兼容并包，和合共荣，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的和谐共融，这种和合、和谐又通过丽江别样的柔软时光、东巴文化、地域文化得以彰显，东巴文化神秘博大的文化魅力，纳西古乐悠扬、深沉的古韵又与丽江时光的味道是相融相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巴文化、纳西古乐的成功又为丽江品牌的形成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强劲的动力。

五是两个本土文化企业分别都有一个领军人，他们能够洞察时势，抓住时机，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团结干事， 同时两个人自身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多才多艺，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知识，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使文化企业得到了可持续发展。

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发展、结果，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而成。如果说以上因素是外在条件，那么个人因素是两个品牌文化产业成功的内在因素。上述外在因素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政策方针是面向大众的，民族文化优势也并非能个人独有，但为何又不能个个都能取得成功?主因就在于此。时势造英雄，古乐会有一个奇才宣科，他能够准确洞察到时势的变化，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给予的机会，同时自身拥有音乐专业知识，精通英语、汉语、纳西语，坎坷的人生也赐予了他开朗豁达、幽默风趣的个人风格;他在挖掘、宣传和发扬纳西古乐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一切都构成了纳西古乐形成品牌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从丽江范围来看，纳西古乐队就有三四十个，但真正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站出品牌的就此一家，这本身也说明了当家人的作用;游客在大研古乐会会场边经过时，总要问及宣科先生是否出来主持，宣科与纳西古乐品牌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些人说“没有宣科就没有纳西古乐。”这并不是说没有他，纳西古乐就不存在，但要形成今天这般品牌效益，恐怕还要待以时日。

东巴宫的成功也与蓝伟先生的气魄、才能、胸怀分不开。蓝先生也经历丰富，尤其在丽江地区行署担任文化局局长、旅游局局长职务多年，对国家政策把握、走势看得分明，自己也出差、考察国内外多次，可谓见多识广，多年的多岗位历练，使他能够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知道丽江的发展趋势，丽江旅游要靠什么?游客想了解什么?应该了解什么，都心中有盘棋，从部门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深思熟虑，果断出手，创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又有符合市场特点的东巴宫民间艺术团。并且结合丽江旅游不同时期的发展，对节目纳容不断精益求精，推陈出新，使其保持长久的艺术魅力与市场效益。

东巴宫与纳西古乐会都在丽江古城的主入口的东大街上，门对门，不可否认，二午有竞争性与区别的一面，但作为成功的本土文化企业，又有很多的共性，如都是依托丽江这个大品牌，大市场，都是以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为目标、载体，两位创业者都是出类拔萃的能人，但二者更大的相似性是对于市场机遇的把握，对市场规律的不断探索、总结、创新。在采访蓝伟时，他一再强调：市场无情又有情，要摸清文化的特性与市场的规律;第二是文化产品必须要有特色，品牌就是特色，特色是生产力要素，是生命力，生命线。

三、两个本土民族文化企业的制约性因素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兴衰都未能跳出这个铁定的规律，主因是封建制度本身使然。改革开放以来，多少企业能人，名人也是在获得巨大成功后，未能居安思危，再接再厉，纷纷倒下。两个本土企业现在延续了二十多年的辉煌，能否继续辉煌?从调查现状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性因素。

首先是体制的制约。二者都是民营企业，虽从市场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有着极强的抗风险能力。但作为民营企业也有不利因素，尤其是体制方面，这是国内非公有制企业的共同面临的困境。成思危先生曾指出，当前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市场竞争体制不够完善，金融服务体制不够完善，社会化服务体制不够完善等四个方面。[⑤]

同时，虽都是民营文化企业，相比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大财团投资的文化产业，本土文化企业也有诸多不利因素。因为外来投资企业，凭借政府招商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在与本土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占着上风。譬如，与深圳企业投资的“丽水金沙”、张艺谋打造的“印象丽江”两个演艺公司相比，在市场竞争、金融服务、社会化服务体等方面，两个本土文化企业都处于下风，具体说在个别具体政策、办事程序、税费、要素使用及其价格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体制性的歧视现象;同时在发行企业债券和股权融资方面的渠道比较狭小;政府对本土文化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协调机构和机制，存在着服务不规范的现象。

旅游业本身是一项高风险的产业，一旦有个天灾人祸，对旅游业的打击是致使的，前几年“非典”就是一次明证，两个本土企业虽然名声在外，但本身的经济实力，影响力仍十分有限，甚至在省内也排不到前头。当老板也累，他们的才干在丽江这块小天地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但也有诸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累事，烦心事，这又绝非能以个人之力能以实现。这是也上到高层，小到地方的政策决策者、制定者必须面对的民意诉求。

其次是本土民族文化生态的恶化、旅游与文化的悖论困境也是两个本土企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加入WTO后，大家都说“狼来了!”国际全球化、国内现代化浪潮接踵而至，谁也不能独身其外。我们现在都说旅游与文化有机结合，是双赢的大团圆，但无庸讳言，旅游与文化既有统一的共性，但因其二者的属性、价值不同，也存在着矛盾冲突的一面。过多地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都不是辩证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有意义的生存生活方式，自有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它更突出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功能性、精神性，只有在它适应的文化生态中才能得以从容吸纳、融合外来文化，使其文化肌体得以丰富、强健。文化是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沉淀、凝结、升华而成，有其坚韧性的一面，也有脆弱性的一面，尤其作为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个方面更为严峻。如果文化生态一旦破坏，面临的往往原有文化的消失与替代。

旅游业作为面向市场，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它要按市场规律来运作，具体化为种种企业行为，更关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企业利润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是市场规律决定孤，本身无可非议，但也不能市场万能化，似乎只要搞旅游，传统文化就有了救命稻草。魏小安认为：“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带来的部分消极影响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世界遗产地的部分遗产资源也进入了市场化运作。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剧烈的转轨时期，世界遗产地资源开发和管理的法规体系不够健全，在市场化的运作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世界遗产地当地居民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经营者无视政府的宏观调控，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和其作为公共资源的社会效益等等。 ……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对于保护、宣传、科研等公益性的事业，各个利益主体都不愿意承担责任;但是，对于经营效益的分配则争夺非常激烈。这种局部和短期利益的争夺显然不利于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和永续利用。”[⑥]尤其是一些外来投资经营者，为了迎合一些游客的猎奇心理，感官享受，追求短期效益，以自己理解随意篡改、假冒、扭曲民族文化内涵，进行掠夺性文化资源开发，往往使民族文化内涵粗鄙化，庸俗化。纳西古乐、东巴宫所在的丽江古城，也是回避不了这个沉重的现实：古城居民不断外迁，外来经商户补充进来，在促进了旅游收入增长的同时，古城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较为突出的是文化置换，原住居民比例日益下降，传统文化逐渐淡化，商业味越来越浓厚。这对两个本土文化企业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东巴宫隔壁就是新华街，有名的酒吧一条街，原来居民基本上已经搬走，喧嚣的吵杂声已使古城不再是那个可以品味“春意阑姗”的诗意栖居了，观众在东巴宫里，仍可清楚地听到隔壁热血沸腾的摇滚音乐声音。更为担忧的是古城的民族文化生态已经岌岌可危。东巴宫、纳西古乐正是依托了古城民族文化底蕴得以彰显，现在已经越来越显得“落伍”。艳遇、梦幻、小资等时髦消费文化潮水般涌入，并冠冕堂皇地大行其道，喧宾夺主，造成了古城原生文化的失魂，一切都是为消费服务，为快餐文化服务，原来所秉持的一套价值观和日常行为模式已经格格不入，如果我们还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古城的新文化，是古城的新希望所在，这才是真正的文化生态危机所在。

三是纳西古乐、东巴文化的两个民族文化产业方面的学术研究滞后也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丽江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按照联合国遗产委员会相关规定，它本身的功能之一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基地加以保护。通过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真正认知其文化内涵，提升其文化价值，进而促进对它的保护。古城遗产研究因认识、人才、资金等诸多因素，研究方面深入不够，加上文化遗产的脆弱性，这也是古城文化生态面临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时，对纳西古乐、东巴文化产业化的研究不足，也是两个本土文化企业后劲不足的制约因素。尤其是纳西古乐，它本身是一种纳西本土化了的民族传统艺术遗产，且在国内外影响巨大，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完全有资格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甚至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一直到现在仍未有一个名份，说法。退而反思，这与我们本身对它的深入系统研究不够也有内在关系，迄今还没有一部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纳西古乐研究专著，不能不说是遗憾!冯骥才先生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份遗产的后面应该有几个学者。如果没有学者，这份遗产会徒有虚名，遭人乱用，甚至庸俗化地挥霍，可是我们许多遗产一边正在消亡，一边连一个研究者也没有。”[⑦]相比之下，东巴文化方面研究可谓成果迭出，影响巨大，东巴古籍荣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对它的持之以恒的研究的国际肯定。但东巴文化方面的研究仍被历史、语言、宗教、民俗等社会人文学科所覆盖的局面没有打破，尤其在文化产业方面，还未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研究体系。研究——产业——品牌化的良性循环运作机制仍未形成。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四是后继者问题。两个本土文化企业领头人，当家人都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不可能永远都是长青树。他们的人格魅力、影响力、才能也是别人无法替代。他们之后，又有谁能挑得起来这负重担?这也是不能不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虽然两位长者也对此进行了深思，也作了培养工作，但也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同时，随着老东巴、老艺人的一个个离去，这两个演出队伍的人才危机也日益突显。正因为宣科与纳西古乐有这种不解之缘，不少人也担心宣科之后，这个民族文化品牌能否得以可持续发展?宣科先生是乐天派，但也不可否认危机已经到来，如何转危为机，也是值得各方力量值得关注、思考的问题。

结 论

在文化与旅游的关系上，文化产业是一个有机链接点，它是旅游与文化的派生物。本文从纳西古乐、东巴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企业为个案，对两个文化企业的运作模式、成功因素、制约因素作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关系中，科学发展是二者的结合点，而与旅游相结合的文化产业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生动具体的体现，也是成功的一种实践探索。

以前我们说，文化的搭台，经济唱戏。现在看来，文化不只是可以搭台，也可以唱戏，唱大戏，唱重头戏。如何唱好这出大戏，而且一直唱下去，唱出特色。东巴宫与纳西古乐公司的这两出已经唱了二十多年的大戏，已经昭示了答案与未来。

注：此文发表于《民族艺术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