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江]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

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

齐江

　　引 言

　　近年十年来来，笔者随同硕士阶段的导师中央音乐学院的周青青教授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随同博士阶段的导师中国音乐学院的陈铭道教授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相关理论。周青青教授在传统音乐方面的深厚积淀，使得笔者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陈铭道教授是国内较早的一批到北美接受正统西方民族音乐学训练的学者，在向国内引介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曹本冶教授在香港及内地的教学、科研活动，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广泛的影响。曹教授曾在加拿大和美国接受正规的西方民族音乐学训练，又有着多年在中国本土从事民族音乐学教学、研究和田野工作的实践，因而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笔者有幸就学于上海音乐学院，全程学习了曹教授讲授开设的三门课程，[1]并曾就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对曹教授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专访。[2]在周教授、陈教授和曹教授的引导和影响下，结合自己的教学、学习以及研究的体会，笔者逐渐形成了现阶段对于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的体认。

　　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尚书·周书·蔡仲之命》)  笔者认为：建设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也应当考虑其终极目标问题。

　　当民族音乐学从其发源地欧美传入到其他地区时，必然会引发来自学科策源地的欧美学者同其他地区学者之间的对话。“谁的民族音乐学(Whose Ethnomusicology )?”是这一对话的基本问题。(Wrtzleben 1997：201)不同学者对此会有不同的回答。新近，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内特尔提出“民族音乐学世界(a world of ethnomusicologies)”这一说法，鼓励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学者，建构自己的民族音乐学体系。[3](Nettl 主讲，齐江整理 2007)内特尔的号召，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全球化的、相互交融的民族音乐学。

　　的确，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起步于西方学者对他者音乐文化传统的研究，其理论架构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的学者对于本土音乐传统的研究。西方的和非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应在全球化“民族音乐学世界”中展开平等对话。

　　印度学者以他们固有的音乐研究传统为本，有选择性地借鉴欧美相关理论，成功建构了适合研究印度本土音乐的音乐学——“印度音乐学”，且已得到国际学界认同。(Qureshi 2001)同样，韩国学者也在他们固有学术传统基础上，建构了适合研究韩国本土音乐的音乐学。(Lee，Byong Won 2000)中国学界也应该在已有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认识、参考和有选择地借鉴国际学界的学术成果，努力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学，为全世界的民族音乐学事业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可视为中国学者对建设“民族音乐学世界”这一号召的积极回应。

　　在本文中，笔者将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关系几个方面，阐述自己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本土化问题的看法。

　　一、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是荷兰学者孔斯特(Jaap Kunst )于1950年在其《音乐学：关于民族音乐学的性质及其问题方法与代表人物的研究》当中首次使用(Kunst 1950)。“Ethnomusicology”的汉语翻译，在大陆学界主要有：民族音乐学(罗传开 1980;卢光1986 )、中国音乐学(魏廷格 1985)、音乐民族学(乔建中、金经言1985;《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1992)、音乐人类学(孙国荣 1983;杨沐 2000; 洛秦 2006)、“人类文化音乐学”(简称“人类音乐学”)(汤亚汀 1991)、音乐文化学(赵宋光 1992)、人类学的音乐学(沈洽主讲，黄婉整理 2008)等等。

　　翻译工作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信”，所谓“信”就是译文要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不歪曲、不遗漏、不增译。对于学科名称的翻译，更应如此。 “Ethnomusicology”的词根是“musicology”，因而其汉译对应词也应该含有“音乐学”三个字，否则无法做到翻译所要求的“信”。“音乐人类学”、“音乐民族学”的词根是“人类学”或“民族学”，很容易让人误以为“Ethnomusicology”是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分支，从而模糊了“Ethnomusicology”的“音乐学”学科定位。

　　有些学者将梅里亚姆的《音乐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一书的标题作为他们将这一学科称为“音乐人类学”的依据。比如，有学者提出，除了ethnomusicology翻译为“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名称之外，“这一学科的名称之二为anthropology of music，由美国学者梅里亚姆(A11an Meniam，1964)所提出，译作‘音乐人类学’。”(汤亚汀 2005：250)虽然梅里亚姆曾写过《音乐人类学》这本书，但他并没有将“音乐人类学”视为一个学科，而仅仅是将其视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种视野，视为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一种偏向——人类学的偏向。[4]梅里亚姆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一句话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他说：“有一点已经再次清楚地显现出来，那就是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可以从人类学的和音乐学的两种取向当中得以实现。”(1964：7)梅里亚姆还指出，他所说的那种“音乐人类学”，是同时面向音乐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他的“音乐人类学”是为了修补民族音乐学学科当中的“裂痕”(fill the gap which exists in ethnomusicology)(1964：8)。在《重审民族音乐学》一文当中，他再次将民族音乐学家(其实是美国的民族音乐学家)划分为“人类学倾向”和“音乐学倾向”的两类，并再次表达了他“修补裂痕”的愿望。(Merriam 1969)可以肯定地说，梅里亚姆并没有将音乐人类学视为一个和民族音乐学等同、或是并驾齐驱的学科。当然，如果有学者将音乐人类学视为一门和民族音乐学没有太多联系的学科，就该另当别论了(这也就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当中了)。

　　追根溯源，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在阿德勒关于音乐学的架构中，属于体系音乐学的领域。阿德勒指出，比较音乐学用比较的方法对不同族群、国家和地区的民歌进行研究，并按其不同的特征力图对其进行由低到高的次序排列。(Mugglestone ，Erica;Adler ，Guido 1981：13)[5]二战以后，孔斯特以民族音乐学一词，取代比较音乐学(Hood 1969 ：298)。民族音乐学与比较音乐学有着无法割断的血脉相传的联系。[6]

　　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民族音乐学的中心也由欧洲转移到美国。欧洲的一些比较音乐学学者移居美国，但其中的大多数学者实际上没能取得学术话语权。美国的一些人类学背景的学者开始积极参与到民族音乐学研究当中。然而，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他们“除了作些实际采录工作外往往不得不放弃从事其他音乐面相的研究计划”。“他们鼓励那些不具备音乐知识背景的人类学家去研究大凡不涉及对音乐作技术性分析的音乐行为”。(龙君;Netll 1985：201)随着人类学背景的民族音乐学学者在北美势力的增强，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学的学科定位开始模糊，学科身份认同发生了危机。曹本冶教授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北美的一些民族音乐学家在向其他人文学科(尤其是人类学)借鉴的时候，没能很好地坚守音乐学的学科立场。[7]

　　正如恩克蒂亚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能把焦点重新调整回到音乐，在体系和上下文的分析研究中清楚的界定什么是直接与音乐有关的，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分野将会给模糊化。”(Nketia 1990：84)莱斯(Timothy Rice)曾说：“民族音乐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杂的知识领域，它几乎对关于音乐的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问题进行提问。”(2003：151) [8]面对庞杂的知识领域，民族音乐学家应该对自己作为一名“音乐学家”所肩负的使命保持足够的清醒。

　　若想建构中国本土化的民族音乐学，首要的一点就是应该明确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学学科属性，否则我们就失去了明确的方向，就会在繁纷复杂的知识领域当中迷失自我，本土化建设便无从谈起。

　　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的综合性 ——音乐作为产品和过程

　　明确了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学学科定位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了。音乐学是以“音乐”作为研究对象的、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不同的学科。音乐学所探究的是“什么是音乐?”、“谁的音乐?”、“人是怎样创造音乐的?”等一系列的问题。此处的“音乐”当然不仅仅是“音乐的声音”，因为“人类行为是产生声音的先决条件，音乐不可能脱离人的控制和行为而孤立存在。”(Merriam, 1964: 6)曹本冶教授指出，民族音乐学所研究的对象——“音乐”，具社会文化中的个人/群体的“产物”(product)和该产物的“(社会化)过程”之双重含意。(齐江 2008)

　　产物和过程可以作为同一个连续线上的一对两极变量。[9]在音乐学学科定位之下，研究者可以偏向关注“过程”，也可以偏向关注“产物”，甚至也可以居于两极间的中间位置。两极变量思维，可以避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偏激。事实上，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过程中，“过程”一极和“产品”一极都很难截然同对方截然分开。曹本冶教授曾指出，其中对于“过程”一极的研究，属于“近”文化背景的研究，而对于“产品”的研究，则属于“近”音乐形态的研究。[10]研究者应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要求，在这一连续线上寻求恰当的定位。

　　音乐作为过程 ←───────────────────────────→音乐作为产品

                            　　“近”文化背景 “近”音乐形态

　　在北美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开始着重强调在音乐自身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 )中研究音乐。1960年梅里亚姆提出了“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Merriam 1960：109)胡德(Mantle Hood)也曾倡导不仅要研究音乐本体，而且应研究音乐的文化语境(“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ny music not only in terms of itself but also in terms of its cultural context”)。(Hood 1969 ：298)1973年，梅里亚姆又提出了“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the study of music as culture )(Myers 1992：8)，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音乐即文化，音乐家所作即社会”(music is culture and what musicians do is society)(Merriam 1977：204;Myers 1992：8)。

　　在 “音乐作为文化”的意识影响下，北美人类学取向的一批民族音乐学家逐渐产生了严重忽略音乐形态研究的倾向(也就是严重地偏离了“产品”，其实梅里亚姆的本意并非如此)。这给一些中国学者造成民族音乐学很少研究或不研究音乐本体的错觉。杨久盛教授曾经指出一种错误倾向：“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研究音乐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音乐在人类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联系中的功能。因此，它需要采用局屋建瓴式的研究方法，专门做‘关系的考察’和‘全方位研究’，无需做那种过时的、低档次的、微观的音乐形态研究。”(杨久盛2000：45)这确实揭示出一些学者对于民族音乐学的错误理解。因为，北美的一些民族音乐学家还是比较关注音乐形态的研究的。比如，早在1964年，内特尔就已经指出过：“希望这种值得赞扬的关心音乐文化内涵的思想趋势，不至于造成对音乐作技术性探讨工作从根本上被取消。”(龙君;Netll 1985：205)胡德为了强调音乐本身对于研究者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双重音乐能力(Bi-musicality)的概念，并付诸实践。(Hood，Mantle 1960;1971)

　　在北美以外其他地区的国家和地区，民族音乐学沿着各自方向有所发展。也就是说，北美的民族音乐学也仅仅是北美本土的音乐学，而非具有普世意义的民族音乐学。我们不能将他人某一时期或是某一流派的民族音乐学范式视为民族音乐学的唯一范式。因而，他们在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上的偏差，不应该代表民族音乐学的唯一方向。

　　总之，“在寻求对于音乐的认知的过程中，音乐的形态本身及其在生存环境之中的产生、运用和接受，是一个货币的两面，缺一不可。”(齐江 2008)

　　三、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关系——整合观

　　随着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大陆，当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即1980年代以前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理论”，以下皆称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遭遇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之际，关于什么是“民族音乐学”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争论的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杜亚雄 2000：16)

　　本国(或本民族)原有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同民族音乐学的关系，在北美以外其它一些国家，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Hannu Saha 就曾撰写《芬兰传统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Finnish Music versus Ethnomusicology)一文，探讨芬兰传统音乐研究同民族音乐学的关系问题。(Hannu Saha 1994)目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的关系，虽然不再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但依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加以检讨的问题。在最近(2008年6月)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上，当田耀农教授提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的分野”这一说法(田耀农 2008)时，参会学者反响不一。可见，分歧依然存在。

　　笔者将田耀农教授的这种观点称为“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分野观”(以下简称之为“分野观”)。他认为“民族音乐学逐渐远离音乐而去，转化为民族学或者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田耀农 2008：76)这种“分野观”放弃了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学”学科立场。在研究对象的问题上，他将两极(产品和过程)二元对立，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硬是拉往“过程”一极。

　　“分野观”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在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拉往“产品”一极。比如有学者建议用黄翔鹏1979年提出的“民族音乐形态学”来指称这一研究领域。(陈应时 1984)有学者在一篇文章当中曾经做过如下的术语约定：

　　本体研究——音乐形态描述——民族音乐理论

　　关系考察———全方位研究——民族音乐学

　　民族音乐理论——专注于音乐形态描述与分析。 (刘桂腾 2001：24)

　　这样的“约定”，割裂了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血肉联系。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在音乐形态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固然无法否认，但是，如果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只专注于音乐形态的描述与分析，恐怕不符合事实，也不值得提倡。

　　早在1941年，吕骥先生就曾在《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一文中提出研究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原则：“……研究中国各民族民间音乐，必须首先了解中国各民族音乐形成的社会条件，即中国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生活)的实际情形，甚至于还要研究各民族的发展史，然后才能了解各民族音乐所具有的意义。”(吕骥 2004：301) 他还说，仅仅着眼于民间音乐的形式(此处所指的形式是广义的，如音阶、调式、节奏式样、乐曲组织等)与技术性的研究，并不能深刻了解民间音乐……”(2004：301)吕骥先生此处所强调的在“社会生活”当中研究音乐，与北美民族音乐学当中所提倡的在“文化背景”中研究音乐，实在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曹本冶教授这样看待二者的关系：“如果说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内关注音乐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分支学科的话，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肯定是与民族音乐学有着密切关系的，我甚至认为两者属同一学科范畴。”(齐江 2008)中国学者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领域所作的绝大部分工作，本质上都属于民族音乐学性质。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况。比如在民主德国，以斯坦尼兹(Wolfgang Steinitz)为代表的民族音乐学家们，做了大量的民歌及民间器乐的搜集、整理、建立档案的工作，民主德国的学者自然而然地将这些研究工作称为民族音乐学。(Michel 1987)波兰(Czekanowska 1986)、丹麦(Koudal 1993)、斯洛伐克(Elschek 1966)等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发生关于学科名称的争议。在国内，学科名称虽数次变更[11]，但研究性质依旧。

　　因而，笔者主张在学科关系方面我们应该持“整合观”。“整合”就是要反对“分野”，整合也不是简单地“取代”。暂时保持两个学科名称并存的现状，不要过多纠缠于学科名称的争论。民族音乐学可以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视为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研究也可以批判性地参考和借鉴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整合观”有利于整合学科资源，巩固和壮大学科队伍，消除不必要的分歧。可以说，若想建设中国本土化民族音乐学，在学科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整合观”，反对“分野观”。可以用曹本冶先生一句非常生动而又充满情感的话来概括这种整合观,并结束本文:“民族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大家是一家人!”(齐江：2008)

　　[1]曹本冶教授自2007年9月开始至今在上海音乐学院为研究生开设了“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原著研讨系列课程，其中包括“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一)”、“民族音乐学记谱与分析”、“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二)——专题研讨：音乐学～比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曹教授在这三门课程中，精心挑选了43篇西方学界具代表性的原文，力图让同学们从民族音乐学英文经典书写中系统地了解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发展脉络。此外，2006年9月曹本冶教授还作为钱仁康讲坛的主讲学者，为上音师生做了《思想～行为：仪式当中的音声研究》的专题系列讲座。

　　[2] 笔者于　2008年6月18日　上午针对民族音乐学学科问题对曹本冶教授进行了专访，并整理撰写了《曹本冶教授访谈录》，　2008年7月7日　首发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网(www.ethnomusicology.cn)，后来中国音乐学网(www.musicology.cn)转载。

　　[3]参见齐江整理：《田野工作方法和技术—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中的社会与文化问题》(A discussion of field methods and techniques, and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concerning fieldwork in ethnomusicology)，该文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的“民族音乐学讲习班”的第一次讲座的整理。　2007年5月14日　(星期一)上午9:30 至11: 30在中央音乐学院南楼316室举办，主讲人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教授， 主持人张伯瑜教授，翻译Isabel Wong 教授，文章发表于中国音乐学网。

　　[4] 2008年11月5日，曹本冶教授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二)——专题研讨：音乐学～比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研讨课上，指出：“人类学对于民族音乐学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言，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流派的。梅里亚姆的主张只是众多民族音乐学流派当中的一种。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5] Erica Mugglestone; Guido Adler. “ Guido Adler's ‘The Scope, Method, and Aim of Musicology’(1885): An EnglishTranslation with an Historico-Analytical Commentary ”,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Vol. 13. (1981), pp. 1-21.

　　[6] 曹本冶教授在课堂上指出，北美学者倾向于淡化这种血脉关系。目的在于树立自己在学科中的“霸权地位”。

　　[7] 曹本冶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授课的过程以及与同学们的课下交流过程中，指出目前学科认同所发生的危机，根源在于北美民族音乐学家有意无意地淡化北美民族音乐学与比较音乐学的历史联系，从而模糊了民族音乐学学科的音乐学属性。曹本冶教授还曾提及：胡德晚年曾当面向他表示过对于美国民族音乐学的人类学偏向过于强烈不满。

　　[8] 这段话的原文如下：“Ethnomusicology has developed as an omnivorous intellectual arena for asking nearly every conceivable question about music .”

　　[9] 曹本冶教授在其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建构过程中(见曹本冶：《思想 ～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载《音乐艺术》，2006年第3期，第89页)，提出了“近—远”、“内—外”、“定—活”三个基本性的两极变量。“产品”和“过程”，同样也可以看作是一对两极变量。

　　[10] 曹本冶教授在“民族音乐学记谱与分析”等课程以及他的一些讲座、乃至平时的与同学们的个人交流过程中，多次表露此观点。

　　[11] 根据笔者的初步观察，在1980年至1986年之间，很多学者已经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面的相关研究，称为“民族音乐学”，但在1986年“民族音乐学会”改称为“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后，情况又有所变化。

　　参 考 文 献

　　中文文献：

　　1.【日】山口修撰，罗传开译：《民族音乐学》，载《音乐译丛3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第49至55页。

　　2.吕 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南艺学报》1980年第2期，第5至8页。

　　3.吕 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载张静尉主编《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4.E·格雷贝著，孙国荣译：《音乐人类学》，载《中国音乐》1983年第3期。

　　5. 陈应时：《开创民族音乐形态研究的新局面》，载《中国音乐》1984年第4期。

　　6.山口修撰，江明惇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载《民族音乐学(比较音乐学)译丛—-音乐与民族》，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合编，1984年7月(内部出版)。

　　7.魏廷格：《对民族音乐学概念的思考和建议》，载《人民音乐》1985年第2期，第44至47页。

　　8.魏廷格：《建议用中国音乐学概念代替民族音乐学概念》，《音乐研究》1985年第2期，第119页转78页。

　　9.乔建中、金经言：《关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的建议》，载《音乐研究》1985年第3期，第96页。

　　10.沈 洽：《民族音乐学十年》，载《中国音乐年鉴 1990》，第338至351页。

　　11.汤亚汀：《Ethnomusicology: 释义和译名》，载《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3期，第140至143页。

　　1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音乐·舞蹈》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12.赵宋光：“音乐文化的分区多层描述”.《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2期，第53至58页。

　　13.杨 沐：《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载《音乐研究》2000年第3期，第81至87页。

　　14.杜亚雄：《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载《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00年第4期，第16页。

　　15.杨久盛：《对满族音乐研究的几点看法》，载《中国音乐》2000年第4期，第42至45页。

　　16.刘桂腾：《从‘本体研究’走向‘关系考察’》，载《中国音乐》2001年第4期第21至24页，转20页。

　　17.汤亚汀：《音乐人类学》，载王耀华、乔建中主编的《音乐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18.洛 秦：《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载《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第50至56页.

　　19.曹本冶：《思想 ～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载《音乐艺术》，2006年第3期，第83至102页。

　　20.洛 秦：《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续一)，载《音乐艺术》2006年第4期，第87至95页。

　　21.田耀农：《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的最后分野》，该文为作者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上提交并宣读的论文，其内容提要载《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五届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2008年 山西•太原)，第75至76页。

　　英文文献：

　　1.Kunst, Jaap. 1950. Musicologica： a study of the Nature of Ethno-musicology, its Problems， Methods and Representative Personalities，Amsterdam : Uitgave van het Indisch Institut.

　　2.Merriam, Alan P.1960. “Ethnomusicology-Discuss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 Ethnomusicology, Vol.4 ,No3, pp.107-114.

　　3.Hood, Mantle.1960. “The Challenge of ‘Bi-musicality’”, Ethnomusicology, Vol.4, No.1,pp.55-59.

　　4.Merriam, Alan P. 1964.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Evanston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5.Elschek, Oskár. 1966.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Slovak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 Vol.10, No.2,pp.191-198.

　　6.Hood, Mantle . 1969."Ethnomusicology." In Willi Apel (Ed.)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 　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7.Merriam, Alan P. 1969. “Ethnomusicology Revisited” , Ethnomusicology, Vol. 13, No. 2, pp.213-229.

　　8.Hood, Mantle . 1971.The Ethnomusicologiest, 　　New York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Merriam, Alan P. 1977. “Definitions of ‘Comparative Musicology’and ‘Ethnomusicology: An Historical-Theoretical Perspective”，Ethnomusicology ,Vol.21,No.2,pp189-204.

　　9. Mugglestone, Erica; Adler ,Guido.1981. “ Guido Adler's ‘The Scope, Method, and Aim of Musicology’(1885):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an Historico-Analytical Commentary ”,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Vol. 13, pp. 1-21.

　　10.Czekanowska, Anna. 1986. “The Teaching of Ethnomusicology in 　　Poland　　: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Acta Musicologica Vol.58, Fasc.1,pp.24-35.

　　11.Michel, Andreas.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musicology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n Overview.”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 Vol.19,pp.171-186. “

　　12.J. H. Kwabena Nketia .1990. “Contextual strategies of inquiry and systematization” Ethnomusicology , Vol. 34, No. 1, pp. 75-97.

　　13.Qureshi, Regula Burchkardt.1991. “Whose Music? Sources and Contexts in Indic Musicology.” In Nettl and Bohlman, eds., 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Music: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52-167.

　　14.Koudal, Jens Henrik. 1993. “Ethnomusicology and Folk Music Research in 　　Denmark　　.”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Vol.25,pp.100-125.

　　15.Hannu Saha . 1994 .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Finnish Music versus Ethnomusicology” , Ethnomusicology, Vol. 38, No. 3, pp. 400-402.

　　16. Wrtzleben, J.Lawrence. 1997.“Whose Ethnomusicology ? Western Ethnomusicology And the Study of Asia Music” , Ethnomusicology Vol. 41,No. 2 ,pp220- 242.

　　17.Lee, Byong Won. 2000.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Korean Music.”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 Vol.32,pp.143-149.

　　网络资源：

　　[1] 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主讲，齐江整理：《田野工作方法和技术—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中的社会与文化问题》(A discussion of field methods and techniques, and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concerning fieldwork in ethnomusicology)，主讲人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教授，载中国音乐学网，网址如下：

　　http://musicology.cn/lectures/musicology/200706/1333.html;(发表时间：　2007年6月2日　)

　　[2]沈洽主讲，黄婉整理：《“沈洽音乐形态学的系列讲座”之一》，载中国音乐学网，网址如下：http://musicology.cn/lectures/musicology/200806/3079.html(发表时间：　2008年6月4日　)

　　[3]齐 江：《曹本冶教授访谈录》，原载中国民族音乐学网，中国音乐学网转载，网址分别如下：http://ethnomusicology.cn/c1383/c1384/w10042922.asp;(发表时间：　2008年7月7日　)

　　http://musicology.cn/lectures/interview/200807/3368.html; (转载日期：　2008年7月22日　)

　　(本文发表于《大众文艺》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