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现状调查报告

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现状调查与研究[1]

杨杰宏1张玉琴2

〔摘　要〕在全球文化与科技主义的当代语境下，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本土化生长是客观和必然的要求。东巴文化原有的传承模式以家庭血缘传承、家族村寨传承、师徒传承为主，但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这种原有的传承模式已经失去基础。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东巴文化的传承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学校传承模式为主。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模式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工作已经实践了二十多年，其传承的效果如何?问题何在?如何应对?本文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东巴文化;保护;传承;调查;思考

丽江古城、东巴古籍作为纳西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代表分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及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对东巴文化的保护、传承研究引起了国内外相关学术界及团体的关注。教育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最重要的途径，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趋势日益鲜明。同时在全球文化与科技主义的当代语境下，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本土化生长是客观和必然的要求。东巴文化传承也是在这一特定的国内外教育形势背景下应运而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进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研究仍呈探索阶段。

一、东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实背景

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以其汹涌的浪潮冲击、消解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生态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尤其是作为一个只有三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已处于濒危状态，引起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忧思，发出了“东巴文化断层告急”的呼吁。[1]

根据丽江市东巴传承院的统计，1999年第一届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时，丽江拥有80余名老东巴，此后数年里，老东巴的人数剧减。到了2003年的第二届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仅有11名老东巴尚在人世。而现在，健在的老东巴不足4人。[2]

20世纪50年代以前，纳西语是云南丽江通用的交际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逐渐被普通话所替代，大多数纳西人都不会说纳西话。最近一项调查显示，丽江古城白马龙潭小学总共有960个学生，其中纳西族学生570个，占60%，但其中只有110个学生会说纳西话，不到20%。而认识东巴文字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在20世纪40年代，约有1%的纳西族东巴(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掌握这种文字。那时山区每个村子都有东巴，总数约有1000人，到1999年仅剩下25人。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成立20多年来，先后请来了11位大东巴，现已全部去世。[3]

东巴文化原有的传承模式以家庭血缘传承、家族村寨传承、师徒传承为主，但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这种原有的传承模式已经失去基础。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东巴文化的传承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学校传承模式为主。需要说明的本文提及的学校涵盖了属于国民教育范围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也包括民间传承教育机构、政府主导的培训结构，以及企业主办的传承基地及协会组织。[②]

二、东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状

1、东巴文化保护与传承历程扫描

东巴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在建国后已经停止了宗教祭祀活动，但对东巴文化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初，这项工作的策划组织者是当时的丽江县委书记徐振康。在这期间，在丽江县范围内先后收集了五千余卷东巴古籍和许多东巴法器，东巴字画，用国际音标注音、翻译、整理印刷了22种东巴经，为以后东巴文化的保护、传承、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革”结束后，刚刚恢复丽江行署副专员职务的和万宝，多次奔走呼吁，创建了东巴文化研究机构，组织劫后余生的老东巴和专家学者抢救、整理、翻译和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历二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100卷《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和志强省长80年代批示抢救丽江古城，90年代提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扶持出版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也为东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出了突出贡献。东巴古籍因其独特的价值于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从而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

对东巴文化进行全面、系统、持续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下面对保护历程作个简要的介绍：1981年，丽江东巴研究室成立;1982年，丽江县东巴博物馆成立; 1995年丽江县东巴文化博物馆开办了东巴文化学校; 1995年，塔城乡署明村成立了东巴文化学校;1998年，迪庆州唯一纳西族乡、东巴文化发祥地——三坝白地成立了汝卡东巴学校; 1999年，著名纳西族学者郭大烈及其夫人创办了纳西东巴传习院，并依托黄山小学开办了东巴文化学习班。1999年，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成立了东巴传人学习班，招收有东巴文化基础的年轻人学习东巴知识;2002年丽江县与云南民族大学合作开办了“纳西族语言及东巴文化本科班”;2003年1月29日，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全县小学教育中开设纳西语言传承和普及教育的决议》;在2003年、2004年、2007年分别开办暑假纳西语文师资培训班，在全县范围内纳西族聚居和杂居的小学里铺开纳西母语的教学;2001年丽江县人大通过了《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云南省人大通过了《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为东巴文化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1998年至今，在丽江市塔城乡暑明村、鲁甸乡新主村、太安乡天红村、宝山乡梧母村、金山乡贵峰村等乡村建立了东巴文化传承基地;1999年，丽江玉水寨旅游公司建立东巴文化传承基地，并于2003年成立丽江市纳西东巴文化传承协会;2008年，丽江市东巴文化保护传承强化培训班开班，来自川滇两省的80名学员进行了为期三月的强化培训，这些学员毕业后在乡村山寨、学校社区进行了传统文化在学校传承工作。笔者在三坝吴树湾、鲁甸新主、宝山梧母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些社区的传承主力基本上以培训学员为主。[③]

古城区大研镇兴仁小学也是在1998年创办了母语传承班，利用纳西语音标、国际音标进行纳西语教学和纳西礼仪传承。福慧小学开展美术教学的实验，开设东巴绘画欣赏，传授东巴绘画技法。针对纳西古乐后继乏人的现象，在白沙乡中心校开办《白沙细乐》传习班，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周6节课时学习《白沙细乐》。近年来，古城区依托社区学校，先后在黄山完小、大研兴仁方国瑜小学、白马龙潭小学、金山乡贵峰小学、福慧学校、金安中心小学、大东乡建新小学、大东文明小学、大东中心小学、七河中心小学等学校开设纳西族母语和东巴文化传承课，积极探索纳西族母语和东巴文化保护、传承的新途径，收到了显著效果，已逐步形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网络格局。

2、东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地方性经验

无庸讳言，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虽面临着诸多危机与困难，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民间、企业、文化精英等多方面的努力为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探索出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这些努力既为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同时，也为以后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积累了很多可资借鉴、参考的经验。

(2)东巴文化传人得到了有效培养，东巴文化传承人断层危机暂时舒缓。

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东巴文化在各级学校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传承，突出表现在东巴文化传承人数的增加及东巴文化的普及面有了可喜的提高。据统计，丽江市古城区、玉龙县上报的东巴人数为97人。[4]根据笔者调查，迪庆有30多个东巴，四川木里俄亚有22名东巴，加上未完全统计的宁蒗、永胜、盐源、盐边等地的东巴，估计现有东巴近二百人，比上世纪80、90年代有了一定的增加。2003年1月29日，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全县小学教育中开设纳西语言传承和普及教育的决议》，并在2003年、2004年、2007年分三批培训了近200多位教师，在古城区、玉龙县的小学一至四年级开设母语课和东巴文化课，六年来近四万多名学生接触、了解了东巴文化，极大地提高了东巴文化知识的普及面;同时，在丽江旅游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媒体、政府、学者对东巴文化的大力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东巴文化的知名度，加深了东巴文化及民族文化的认同感。2008年，古城区福慧小学六年级学生和思奇荣获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称号，她除了在学校母语课上学习民族文化外，在课余时间也积极学习东巴文化，并以平时所学的东巴文化知识到古城里义务为游客解说民族文化。[5]

黄山完小自1999年4月至今，已连续十年进行东巴文化传承，培养了五个班205名学生。[6]迪庆州三坝乡汝卡东巴学校建校十一年，以白地吴树湾村为传承基地，辐射三坝乡、洛吉乡、金江乡，共培养了40多名东巴学员，其中10个高徒已出师，能单独做东巴法事，纳西东巴文化、纳西族汝卡之系东巴文化、东巴舞、东巴各种大小祭祀、东巴各种画、东巴各种咒语、东巴各种算卜、东巴各种吟唱调。[7]云南民族大学东巴文化本科班已经招收了60多个学生，毕业了35个。

(2)东巴文化生态得到了有效保护。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纳西族社区的东巴文化生态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传统的东巴祭祀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传承，如丽江市玉龙县塔城乡暑明村、鲁甸乡新主村、太安乡天红村、宝山乡梧母村，古城区的金山乡贵峰村、大东乡热水台村，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的三坝乡白地村、东坝村等地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开始恢复了传统的祭天、祭署(自然神)等仪式，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在这些纳西族社区，呈现出东巴文化与传统民俗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如“素注”东巴婚礼、东巴葬礼、东巴祭祖仪式等已成为较为固定的传统民俗;同时“勒巴“舞、东巴舞、“阿卡巴拉”、“阿丽丽”、“畏默达”、“谷泣”等传统歌舞也得到了传承与弘扬;在政府主导下，传统的三朵节(二月八)成为纳西族法定节日，且规模越来越大，群众参与度也越来越高。

(3)东巴文化保护、传承在教材建设、教师培养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东巴文化传承，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师资与教材。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支持下，依托教育、研究部门，分批分期培训老师，2003年1月29日，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全县小学教育中开设纳西语言传承和普及教育的决议》，并于2003、2004年、2007年分三次培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出一批东巴文化传承的教师骨干。

在教材编写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1998年11月出版了郭大烈、郑卫东主编的《纳西族谚语》;2002年出版了和力民编著的《纳西象形文字字帖》;2006年10月出版了木琛编写的《纳西象形字东巴文》、和虹编写的《纳西象形字东巴文应用》、和继全、和宝林编写的《纳西族东巴古籍选读》;2006年9月，郭大烈、杨一红主编的《纳西文化诵读本》;2007年出版了和力民编著的《通俗东巴文》[④]。2008年，白沙乡完小、拉市乡完小也出版了乡土教材。

(4)初步建立了学科人才培养体系。

2003年，丽江县在全县小学一至四年级开设母语课和东巴文化课，黄山完小的东巴文化班学生毕业后，在福慧中学继续开设东巴文化课程。古城区一中、玉龙县一中、丽江市一中也开设纳西文化、东巴文化的相关课。2002年丽江县与云南民族大学合作开办了“纳西族语言及东巴文化方向本科班”，开设了纳西族语言、纳西族文学概论、纳西族文化史、东巴文化概论等课程。2003年东巴文化研究院与西南师范大学(现重组为西南大学)汉语文古籍文献所共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东巴象形文字方向)硕士点，2008年开始招收此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丽江师专、云南大学旅游学院分别于2004年、2006年也开设了“丽江的历史与文化”、“纳西族简史”、“东巴文化概论”、“丽江旅游风情”等课程;可以说，东巴文化传承，已经走进了在小学、中学、大学的课堂，并初步形成了小学——中学——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为东巴文化保护、传承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5)形成了以东巴文化为主的民族传统文化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丽江模式”。

《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第四条规定：“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工作，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并非总是对立的，关键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如何合理利用开发，使传统文化得以可持续的发展。一直关注于旅游与文化关系研究的魏小安博士认为“旅游发展不总是和破坏资源以及破坏环境联系在一起。不应当把生态环境破坏的很多罪名强加于旅游开发。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只要注意协调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发展旅游不但不会带来破坏，还可以增进保护，增强保护的能力。发展旅游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协调、相得益彰的关系。”[8]

2001年10月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年会上，丽江保护文化遗产、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共同发展的经验，被与会的中外专家誉为“丽江模式”，并形成会议宣言在亚太地区推广。[9]

旅游以文化为灵魂，构成了丽江独特的魅力，从而成为旅游要素中最核心的主题内核;文化以旅游为载体，通过旅游这个产业得以彰显，继而通过旅游反哺来保护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二者的良性互动构成了“丽江模式”的主要内容。

东巴文化在丽江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一是因其独特的民族特色成为“人无我有”的文化魅力，构成了丽江文化的最具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品牌要素;二是以东巴文化为内容的旅游产品构成了丽江旅游市场的主打产品。“东巴文一直以来只被用于撰写经文—东巴经。但随着丽江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当地人已开始把简单的东巴文字写在、刻在木盘上，或印在T恤衫上，制成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旅游艺术品。由此而掀起了一阵全国性的‘东巴文化’，这不仅复兴了一种文化，更保护和发展了一种文化。”[10]另外，东巴宫、东巴谷、东巴王国、东巴万神园、及展示东巴文化为主的玉水寨、丽水金沙等旅游文化企业有效地利用东巴文化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当企业认识到东巴文化作为一种商品资源要素时，反过来也促进了对东巴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上述企业在东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保护与传承中的问题及分析

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在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的同时，由于体制、行政区划、认识程度等多种原因，保护、传承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足。在本次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偏”、“乱”、“散”、“软”、“弱”等五个方面。

(1)“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巴文化的民间传承大多是在偏僻山区，是地理位置上的偏，二是传承内容上的偏，现在的东巴文化传承，尤其是企业、民间社区传承，在传承内容上有宗教化、神秘化、商业化的偏离方向，这是值得警惕的。东巴教作为东巴文化的载体，在纳西族古代社会中，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有着统摄地位，但因其特有的自然崇拜为主体珠原始宗教性质，使其在纳西族时代与文化变迁中渐渐呈衰退趋势，到解放前基本上只保留在纳西族偏僻、封闭的几个山区，它作为纳西族全面宗教的地位已经全然失去。但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东巴文化对纳西族的生活与文化，尤其是民俗活动仍有着广泛的影响。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更多的是突出了对传统文化生态的价值，其实这三十年来纳西文化的发展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淡化宗教，突出文化价值。东巴文化传承一旦偏离了其产生、发展的文化生境，也就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在东巴文化传承过程中，尤其在学校进行传承的活动中，首先要明确我们不是培养东巴教徒，主要目的是让传承对象了解、掌握、热爱以东巴文化作为代表的纳西族传统文化，以促进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本土化生长。另外，在调查中我们忧虑地看到，不少在企业、民间进行东巴文化传承的学员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以为一技在身，就投身到旅游市场中打工为生，很少回到自己的村子。

对东巴文化深有研究的杨福泉先生不无忧虑地说：“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深刻地认识到，活着的民俗活动是民间文化传承的根本，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保证这些文化艺术形式有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即‘文化生境’。有了良好的文化生境，各种乡土艺术、民间信仰等，就会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断促成良好文化生境的形成和巩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1]东巴文化在源于民间，传承于民间，理应还于民间!东巴文化传承的重点、难点也在民间!重在东巴文化传承的主体是民众，难在东巴文化生态的恢复、创新，东巴文化作为纳西族的传统文化，它一直与纳西族民众的生活世界、心灵世界紧密相联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鱼水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东巴文化中的合理性文化内核有机地研究、整合到民众的民俗、日常生活中，这既是东巴文化传承的重点，也是学者、东巴、政府官员、教育者等共同面对的课题。

(2)东巴文化传承“乱”象丛生，突出表现在东巴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如东巴文化的表演化、庸俗化、商品化，甚至出现了借东巴之名欺骗游客、收敛钱财等恶劣现象，这些现象和行为严重败坏了东巴文化的品牌声誉，也恶化了东巴文化的传承生态。

东巴文化作为丽江品牌的重要内容，为丽江文化产业的崛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东巴文化的内容本身也构成了旅游市场及商品的主要构成因素，以“东巴”命名的商品层出不穷，据初步统计有二百多个。有些是哗众取宠，如“东巴香烟”、“东巴按摩”、“东巴发廊”等。有些外来经商人员穿上纳西服饰、东巴服装就摇身一变为本地人、大东巴，明目张胆地招摇作骗。有些旅游商品充斥着胡编乱造、牵强附会的不规范东巴文字，极大地对外来游客造成了不良印象，同时对本民族的成员也造成了文化伤害。

这种“乱象丛生”的主要根源在于政府监管不力，制度建构缺位使然。东巴资格的评审鉴定，东巴传承人的认定，传承点、培训结构的建立，教材编写、师资培养、经费落实，东巴文字的规范使用，东巴商品的检查验收等等，都需要制度上的建立健全。很多时候，真正的东巴在偏僻山区艰难传承，惨淡经营，而假东巴却违规作乱，但因“规”未能真正建立，无规可依，造成无可奈何之局面，反过来也助长了不法行为。

(3)“散”则体现在东巴文化传承在不同行政区域管理带来的政令不一，政出多方，没有一个统一长远的规划，也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合作机制，导致东巴文化传承重点分散，管理分散。

纳西族除了在云南省分布外，在四川省、西藏自治区等省区也有一万多人口，尤其是四川的木里、盐源等地的纳西族东巴文化生态仍较为完整。[12](P1)2003年，丽江市人大曾向云南省人大提出《丽江市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议案，后考虑到纳西族在云南不同州市都有分布的状况，改为《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并于2005年在云南省人大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为东巴文化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因没有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施细则方案，使这部法律条文仅停留在法律名义上;同时，东巴文化不只是存在于云南省，以一省之法律条例难以顾及其它省区的东巴文化保护，在保护范围上有局限的弊端。即使是在同一省内，由于在各州市、区县纳西族分布状况不同，不同地区的之间民族政策、文化政策也存在差异，由此给东巴文化的传承带来了行政制度性障碍。譬如，迪庆州是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州，突出的是藏文化，对东巴文化的重视程度与丽江不可同日而曰。香格里拉县三坝乡汝卡东巴学校的生存状况就是一个明证，迄今为止，这所学校收到的最大一笔帐单还是丽江方面给的五万元;不只是地级行政单位之间有障碍，就是同一市内的区县之间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同属丽江市，玉龙县传承面大，点多面广，尤其是东巴文化生态保存较为完整的山区片的保护压力相对大一些;而古城区主要集中在中小学层面的学校传承;宁蒗县的“达巴”传承，虽有些进展，但大体相对处于休眠蛰伏状态。

(4)“软”则表现在政府监管文化市场不力，有法难依，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缺位，政策、制度落实难;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过程中，在经费落实、师资培养、课程地位、制度建设等方面处于疲软无力之状态。

“软”一则表现在面对“东巴”名称的泛滥成灾，借东巴之名大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甚至招摇行骗的混乱局面有关部门的执法失据、管理乏善可陈。二则东巴文化在国民教育学校中的传承存在形式化、表面化、应付式的状况，其深层原因在于东巴文化传承在经费落实、师资培养、课程地位、制度建设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据笔者调查，在丽江市范围内学校内的东巴文化课和母语课并没有专门的经费及课程设置制度，没有配备专职教师，基本上处于只要会说纳西话就可以上的局面;许多学校的东巴文化课都是在低年级开设，没有延续性，其课程地位连“副科”都不如，甚至有些只是在上面过来检查、评估时作为应景而临时开设，一些接受过培训的教师，因本校不开设这门课而无法实施教学，长时间荒芜学业使培养效果大打折扣，也严重挫伤了这些专业课教师的积极性。从现在东巴文化传承的教育机制上看，全国范围内有云南民族大学、西南大学两所大学分别开设有东巴文化的本科、研究生专业，但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东巴文化专业师资培养的专业，从调查情况来看，也很少有这两个专业的毕业生从事东巴文化传承教育教学工作，即使有些毕业生在中小学教书，其主要课程也是与东巴文化无关。

(六)“弱”主要指东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实力虚弱，后劲不足，最集中体现在在传承经费的严重不足，致使不少传承基地处于有钱则传，无钱则闲的状态。

原丽江县人民政府于1998年公布过塔城等6个乡为东巴文化保护区，但因未建立起相应的政策措施、制度保障，尤其是经费短缺，导致聘请东巴、建设传承设施、编写教材、制作教具、举行仪式等方面难以开展，东巴文化传承在十多年来未见明显成效。现在仍有东巴文化活动的塔城乡曙明、鲁甸乡新主、太安乡天红、宝山乡梧母、金山乡贵峰等村，政府文化部门大都授予过东巴文化传承点的牌子，有的也接受过临时性的资助，但缺经费一直是这几个传承基地的开展传承工作的制约因素。民间不少传承人的好多时间就费在找领导、找资金的事情上，更多时候是利用自身的人缘关系、人格声望东借西挪，个人垫支来维持局面;不少传承点处于有钱则传，无钱则闲的状态，东巴文化传承在整体上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离真正的做大、做强仍有较大差距。

三、应对策略

1、申报国家级的纳西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200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指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要确定10个国家级的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区域实施整体保护，现在已经设立了闽南、徽州、热贡、羌族四个保护区。2009年在成都举行的“纳西族民间文化保护论坛”上，李绍明、石硕、谭继和等学者建议打破行政区划障碍，在滇、川、藏交汇的纳西族聚居区域设立国家级纳西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重点是保护与传承东巴文化生态。[⑤]建立跨省、跨地州的纳西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保护三个世界遗产的需要，也是散居于滇、川、藏三个省区、不同州市的纳西族文化分布的实情所决定的;符合国家建立民族民间生态保护区的宗旨、具体规定。同时，申报国家级的纳西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可以有效整合、保护纳西族的文化生态，促进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

2、加强东巴文化保护、传承的制度建设。

首先是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云南省人大于2005年通过了《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但因没有制定出台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实施细则方案，使这部法律条文仅停留在法律名义上;由此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既做到有法可依，也能做到执法必严，严厉打击非法盗用东巴名称、有损东巴名誉的行为。其次，要制定东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教育教学制度，建议先在纳西族聚居的丽江市古城区、玉龙县总结二十多年的学校传承经验，制定相关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的教育教学制度，内容包括经费保障、教材的编订、使用，师资的培养，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同时，建立东巴文化的知识产权鉴定、传承人资格认定、东巴文化专家评审委员会等相关制度，以规范东巴文化市场，分清东巴文化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产业的不同社会功能。

3、建立东巴文化保护与传承基金会，以保障东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资金支持。

依托政府，联合各方相关部门、企业、民间团体、学术界，协调国内外基金组织，多方集资，建立东巴文化保护与传承基金会，以缓解当下东巴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资金严重缺乏之窘势。基金会的建立要严格遵守国内外通行的基金会管理制度，实行项目申请评估、实施监督、成果评价的科学管理，基金主要用于民族聚居社区的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包括东巴文化生态、社区自然生态区的建立，东巴传承基地建设，传承人培养等等。

4、贯彻落实“人才推动”战略，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依托国内外文化旅游研究机构，重点整合丽江师专、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以及文化、教育、旅游相关部门，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东巴文化人才培养体系，使东巴文化保护、传承与学校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教育体制上为东巴文化人才的培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为东巴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与人才支持。

注：此文发表于《民族艺术研究》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