瞽史、音乐与《左传》口传说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8-04
【作者简介】刘成荣，南京审计学院对外汉语系教师，
北京大学博士
研究生。
《左传》成书的讨论很多，其中有瞽史口传一说。“瞽史”作为职位是不存在的，它是瞽矇与史官的合称，是二而非一，他们在职能上是有所区分的。而且在春秋时期，文字记录已经比较普遍，口头传述日渐淡出，瞽矇的地位也因之衰落，近似优伶。因此，从瞽史口传来讨论《左传》之成书，似不妥当。
【关 键 词】《左传》/瞽史/口传/音乐
《左传》的成书历来说法不一，但大体上不外乎口传和文本两种观点。前者以为《左传》在成书之前经历了一个口耳相传的阶段，然后才被人诉诸文字，便有了书籍的体式。
现代学者中支持这种观点的还颇不少，但他们所持具体理由则有所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瞽史口传说。杨宽先生以为：“我们认为《左传》一书，大概是战国初期魏国一些儒家学者依据各国瞽史所编著的《春秋》，如墨子所引的‘百国春秋’，加以整理按年编辑而成，因以作鲁《春秋》的传的。”[1](p.664)徐中舒先生参照了国内一些
少数民族的
民俗，得出了大体相近的看法[2](p.355)。此外，阎步克等先生也有类似论述。[3](p.94)我们以为，《左传》主要是在参考了文献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书中虽然也包含了一些口传的内容，但它们远非本书的主体，并且这部分口传的内容也主要是来自史官，而非出自瞽史，上述学者所谓的《左传》出于瞽史口传的观点并不准确。
一、瞽史的界定及其史书
传统 杨宽先生对“瞽史”作了如下的定义：
春秋时代有一种瞎眼的贵族知识分子，博闻强记，熟悉
历史故事，又能奏乐，善于传诵历史或歌唱
史诗，称为瞽史，也称瞽矇，他们世代相传，反复传诵，不断加工，积累了丰富的史实内容，发展成生动的文学作品。[1](p.664)
他将瞽史视为春秋时代的一种固定而重要的职位，然而在先秦的国家机构中并没有瞽史一职，与之相近的只有所谓的瞽矇，而且其地位并不高。《周礼·春官·宗伯》说：
大师，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氐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郑玄注云：“凡乐之歌，必使瞽矇为焉。命其贤知者以为大师、小师。”又说：“瞽矇掌播、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在这里瞽矇是乐官，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奏乐，连带诵诗，似乎还兼唱歌诗。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瞽史传统的话，那么在先秦典籍中必定有许多相关的记录。事实上，其中相关的材料很少，直接称“瞽史”的仅见于《国语》。
《周语》中记录单子谓鲁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晋语》中一段材料最为著名：“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蓍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另外还有几处，如《晋语》：“齐姜曰：吾闻晋之始封也，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楚语》：“临事有瞽史之惧，燕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昔卫武公临事有瞽史之导。”后人的“瞽史”之说往往由此而来。在他们的观念中，“瞽史”不但记录史事，而且还干预政治，是朝廷中很有身份的一群人。
《左传》并没有关于“瞽史”的具体记载，有关瞽和史的事件都是分开
叙事的。瞽者的记录数量不多，只有如晋国的师服、师旷，郑国的师茷、师惠、师悝、师觸、师蠲等寥寥数人，而且他们在《左传》中只偶尔一见，与之相关的事件也大多为歌舞娱乐。《左传》也有瞽矇论政的例子，数量也不多，主要是集中在晋国，而尤以师旷最为突出。
师旷曰：“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襄公十四年）
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恶，齐师其遁。”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兢，多死声。楚必败。”（襄公十八年）
晋国叔向与行人相争，晋侯以为喜，师旷不以为然，曰：“公室瞿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不务德而争善，私欲已侈，能无卑乎？”（襄公二十六年）
另外，在刘向所编辑的《说苑》中，也有不少关于师旷的内容，如：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廊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卷一，《君道》）
在这些材料中，师旷虽然直接论政，但是他的身份很特殊。《楚辞章句》云：“师旷，圣人，字子野，生而无目而善听，晋主乐太师。”《经典释文》引《史记》注云：“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淮南子·主术篇》、《文子·精诚篇》俱云：“师旷瞽而为太宰。”师旷身为太宰，干政议事本就是分内之事，因此他不足以作为瞽史均干预政治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中所记叙的人物，无论大小都能干政议政，即便是妇女、仆竖、巫医也不例外。如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晋之膳宰屠朋谏晋侯：
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六月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侯饮酒，乐。膳宰屠朋趋入，请佐公使尊，许之。而遂酌以饮工，曰：“女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肱股。肱股或亏，何痛如之？女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又饮外辟辟叔，……公说，彻酒。
医生论政也不乏其例，如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探视，医和曰：
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祐。”……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缺，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盂曰：良医也。
女子论政的例子就更多，她们很多是无名的，如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晋鞍之战，齐师大败：
齐侯见保者，曰：“免之！齐师败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
在民众议政十分普遍的背景下，即便出现一些乐师议政的现象，我们以为也是风气使然，不足以作为特例，不能将之视为乐师的职业。《左传》中的乐师们虽然也偶尔议政，却不见他们记录和传播历史。只有史官，他们不单记录历史，而且还是各国王侯的重要参谋。如：
鲁李武子曰：“晋未可偷也。……有史赵、师况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偷乎？勉事之而后可。”（襄公三十年）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文公十三年）
左史倚相趋过，（楚）王曰：“是良史也。”（昭公十二年）
秋，龙见于绎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昭公十九年）
从上列所引来看，几乎列国都有供王侯咨询的史官，而且史官的地位很重要，远非乐师或瞽矇可比。如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史官直接关系到国家存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们赞同所谓的“瞽史”应该是二而不是一，即“瞽史”是包含了“瞽”、“史”两类人，而并非存在一个“瞽史”的职位。顾颉刚认为：“《周语下》：单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焉知天道，实为‘史’之事，瞽、史常联用故也。”[4](p.90)顾先生看到了“瞽史”是两类的组合，但却将两者等同：“可见《诗》、《书》二者无绝对之分别，故瞽与史亦无严格之分别。”[4](p.92)阎步克虽然看到了两者的差异，但却认为不必过分拘泥，所持理由和顾颉刚类似。[3](p.92)他们都抬高了“瞽”的地位，坚持“瞽”能传诵“史”的观点，因此将两者等同。
二、瞽矇职能考察
“瞽史”不但是分属“瞽”和“史”两类，而且之间的差别很大。我们并不否认瞽或者乐师具有传播史事的职能，而是强调瞽或者乐师在这种职能上的局限性。我们非但不能将瞽作为整个乐师体系的代名词，而且还应该区分他在早期和晚期的职能乃至于地位的差别。从《左传》中的材料来看，瞽的功能是很单一的，而且也比较明确。先秦典籍对包括瞽在内的早期乐官体系，也有十分清楚的区分。《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录的大司乐，既是一个庞大的乐舞机构，同时又是一个掌管教育的机构。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机构中各个成员的具体分工与职能。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各部门人员的身份差异很大，他们或表演，或教授，或者集二者于一身。接受教育的有国子、瞽矇、视瞭，三者学习的内容和教授的对象都不相同。就国子而言，他们主要是接受乐舞的训练，这只是整个教育内容中的一部分，并没有如有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重要。盲人只有三种，即大师、小师、瞽矇，共计306人。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大体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从教学到表演，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除了演奏之外，还有讽诵的工作。如瞽矇，其任务是“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在整个大司乐的机构中，似乎只有这三者有歌诵的任务，其余诸人包括国子，都只是或演奏、或舞蹈而已。瞽者讽诵的内容有六诗，即“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另外还有“世系”。郑司农曰： “世莫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故《国语》曰：‘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左传》襄公十五年，就记录了卫国这样一件事情：“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也。公使歌之，遂诵之。”在这里，师曹就是以宫廷乐师身份出现的。
虽然瞽矇也有讽诵的职能，但他们的讽诵主要是出于表演，是以
仪式性的形式存在着的，与史官所记录的内容用于国家典藏截然不同。职能的分工，决定了瞽矇对于历史内容的叙述是有选择性的，当然也不可能是全面完整的。这种讽诵在瞽矇的整个表演程序中并不重要，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娱乐场上的陪衬。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春秋时期瞽矇甚至乐师的地位已经十分低下了，甚至沦为列国在外交上往返赠送的礼品。如
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觸、师蠲，广车、 车淳十五乘，甲兵备；歌钟二肆，及其镈、磐；女乐二八。（襄公十一年）
（郑人欲以赂换取居宋国之盗）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筏、师惠。……师惠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嘲也”。惠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惠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必无人焉故也。”（襄公十五年）
显然这时候的乐师已经沦为倡优的地步了，师惠的不满也无法改变整个乐师的衰败命运。在整个乐师阶层没落的时代，即便我们承认他们能够传诵诗史，我们也不能将他们传诵的内容作为历史的主体。从这种意义上讲，后人所谓的春秋瞽史口传之说，并不属实。
三、瞽矇与音乐的关系
音乐对于上古
社会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先秦典籍中我们发现古人无事不用乐，音乐构成了先民
生活的底色，也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于音乐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诸如模仿说、游戏说、性本能说、
中国儒家传统的情动说、劳动说等。杨华将“乐”划分成巫祭之乐和民乡之乐两种
文化趋向[5](p.11)，他认为，巫祭歌舞来源于原始先民生产生活内容的
民间俗乐，“中国古代的乐舞乃至所有的文化
艺术就是在原始巫祝文化（巫史文化）时期氤氲弥漫和顶礼膜拜的神秘气氛中得以成长、成熟并传承、发展的。”[5](p.37)他强调了在音乐的产生发展过程中
宗教、巫觋的重要地位，但在他所描述的上古音乐的文化体系中，我们却找不到瞽矇的位置，然而，瞽矇与音乐的关系密切却是无可怀疑，众多先秦典籍的记载，都在显示着这个特殊群体的存在。瞽者在音乐体系中到底承担了怎样的任务？他们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瞽者很早就与音乐结缘了。
瞽者之所以成为音乐工作者，很大程度是受时代发展程度影响的。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社会生存能力的限制。早期社会还不足以有一个福利系统来保障这个弱势群体的生存，瞽者在失明之后对于音乐较之常人更为敏感，成为乐官是他们很自然的选择。《汉书·艺文志》：“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颜师古曰：“桓谭《新论》云：窦公年百八十岁，两目皆盲。文帝奇之，问曰：何因至此？对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众技，教鼓琴；臣导引，无所服饵。”二是文字记录手段的限制。早期历史乃至于事件的记录，在文字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口传和结绳记事的过程。瞽者便具有更多的优势承担了记录的使命。他们的记录方式是背诵，是采用一种音乐话语的方式来背诵。或者正是这种诵的方式促进了音乐的繁荣。
瞽者是历史的产物，它在历史的发展中出现和淡出。到了春秋时期，随着书写记录手段的发展，瞽者在渐渐失去了他们自身背诵优势的同时，也渐渐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淡出也就是必然的了。可以说瞽者的存在是以物质文明的不发达、书写记录程度落后为前提的，这或者可解释《左传》中为何很少有瞽者备问的记录。这时的瞽者不单讽诵的功能在退化，连其音乐的职能也在渐渐地被剥夺。到了战国时期，即使是作为乐师的瞽者也不复见其踪迹了。
四、历史的口传与《左传》成书的关系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瞽史的说法并不确切，瞽史口传的传统也不存在，至少对于《左传》而言，瞽史口传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只是后人的一种玄想。当然，就一般的历史发展来看，在中国上古时期，也的确出现和存在口传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两种类型，一是原始的口耳传事，二是早期
学术的传承。前者或同瞽史有关，但这种类型，随着社会的进步，很快地便消失了。阎步克先生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的历史主要是由乐师来完成的。[3](p.92)我们以为，这种观点用于早期的先民时期，或许是一种事实，但是，用来描述春秋战国时期，则并不成立，因为此时的乐师和史官是明显分离的，而且前者的地位在日渐衰微。
就学术而言，在春秋战国之际又有了另一种口耳相传的可能，其契机就是周末的“礼崩乐坏，官学失守，私学兴盛”。知识从此走下贵族的神坛，散落民间，传播的方式就是学者的口耳相传。大抵从孔子之后，下至墨子、庄子，乃至于孟子、荀子等，无不开门讲学，门徒动辄成百上千，这样就在民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传播系统，但这并不能说明口传仍然是这个时期学术知识传播的主体。事实上，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春秋战国时的材料，足以证明在先秦时代将学术观念诉诸文字，也是很普遍的一种事实[6](p.273)。另外，《左传》中还明确记载了各国官藏史书的情况，如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大史氏。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2年），“左史倚相趋过，（楚）王曰：是良史也。”均表明文本故事在先秦时期存在的可能性。然而这些文字的记录的保存者不是瞽者，而是史官，如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
我们以为，《左传》的成书，并不是出于口传，而是在参考了大量文字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比如，《左传》中大量的外交辞令，很明显就是文本化的，只能是对原始资料的借用。而且从《左传》的传播来看，我们也可以知道，该书在很早就已经有书本形式的流传。班固称《左传》记录事实，《公羊》等其他四传才是口传的（《汉书·艺文志》）。唐啖助认为：
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
从经典传授的角度来说，上述说法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但并不准确。比如，《左传》在何时成书？成书到底又如何来定位？是整体的流通还是局部的流传？啖助推测《左传》的成书时间在汉代，我们以为时间还应该前推。
《左传》中有没有参阅口传的内容？我们以为，是有这样可能的。一般来说，口传说可以是包括瞽者口传，也可以是明眼人的口传，但是在文字繁荣的时代，后者的口传可能性就很小了。
美国学者洛德在论述口传史诗时以为，口传和书面可以并行不悖[7](p.194)。他还探讨了口传史诗的衰微原因，认为口传史诗的衰微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一定是因为文本的流传，口头传承的死亡并非在书写被采用之时，而是在出版的歌本流传于歌手中间之时。洛德的上述观点只能供我们参考，因为他是就史诗这种特殊的文学体例来说的，与我们此处所讨论的历史叙述还有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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