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田野日志（2）

9月23日

因为夜里倒时差睡不着，所以早饭后先补睡了两小时觉。十点多起来下来到大厅，在过道里遇到三个德国人，带着录像机、录音设备等，一看就是来采访的。“你们是在为哪家媒体做节目？还是私人来采访的？”我用德语问他们。拿着设备的一男一女没有回答，另一个跟班的小女生快嘴快舌的，说：“我们是自己来的。”前面那个女的注意地看了她一眼，小女生马上改口说：“我们是为汉堡的孔子学院来拍片子的。”我还想追问，她的同伴赶紧给她使眼色，催她快走，显然是不想让我继续问下去。我一看这架势，便猜想他们一定都是假冒的新闻记者。想必也是托个什么名义混进来的。

后来我偶然见到了参加这次活动的人员名单。果然，在记者栏里，那几个德国人的名字前面都没有正式单位。其中一个人在单位栏里写了“德国XX”（为免纠葛，这里省略了真名）几个字，别人便问我后面这个德国字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媒体？其实他们哪里知道，那个XX仅仅只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而已呢！

想来主办单位也是希望有外国媒体来报道，所以也就对这些所谓的国外记者的来头不那么追究了。我这些年在国内国外行走，看到这样的现象实在太多，早已见怪不怪了。一些在国外业绩平平的学者，到了国内却被媒体和学界捧上了天，他们的那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后也能变成热销货，有的甚至还被评为最佳图书。过去我以为是因为国人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但最近我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这都是出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某种需要。比如人们在开会的时候，就需要有金头发、蓝眼睛、说一口怪腔怪调的汉语的欧美人来点缀。还有一些读者认为看了几本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人的书，就可以把自己变得“国际化”、完全掌握世界行情了。还有的人是对目前的某种社会现象不满，自己不好说出口，就去借外国人的口，等等。总之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场戏。而我们这些了解双方情况的，在一旁看着就不免又是好笑又是气愤。但要是想去戳破这层窗户纸，则既无此可能也无此必要。因为那么一来，岂不坏了双方的好事？而且还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之嫌。再说了，像今天这几个德国人，得到了这么好的采访机会，说不定回去也就能做出精彩的节目来。以后卖给哪家电视台播放，早晚也能起到宣传的作用的。

先不管这些闲事，还是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吧。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找到进入孔庙现场的入场卷。来到大厅里，只见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三个冒牌的德国记者已经架起录像机和录音长话筒，开始追踪采访主持续修《孔子世家谱》的孔德墉先生。我看了一会热闹，便打车去城外的杏坛宾馆，去找我认识的来自上海的孔子后裔。宾馆门口停了一辆出租车，我问司机去那边要多少钱。他说Si（声调听不出来）块。我以为是四块，二话没说就上了。结果到的时候他要十块。原来曲阜话也是四、十不分的。我说，原来你这是黑车呀（实价应该是五块）。那人嘿嘿地笑着，还是收了我十块钱（不过这是特例，这里的大多数司机还是很诚实的）。

到了杏坛那边，我才知道问题有多么严重。由于政府限制搞大型活动的人数，原来给的1000个参祭名额又减少到了600，加上很多孔子后裔参加这次活动的心切，没有收到任何邀请就直接来了。结果大家明天都进不了门，只有干着急。此时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他们都在到处托人，不得已时甚至找到了续修家谱协会会长孔老先生那里。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数字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心诚，孔庙的大门是会对你打开的。

于是我也怀着同样的信念，开始一个一个地给我认识的曲阜当地人打电话。在这种时候，恐怕只有他们才能帮忙了。我虽然认识的人不多，但这一招居然十分有效。下午5点钟，我在一片迷茫中终于看到了希望！通过当地的一位著名摄影家（也是孔子后裔）的力荐和担保，市委宣传部终于答应为我开绿灯。

今天这一天，对我来说有两个最大的收获。一是在杏坛宾馆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孔子后裔见了面，感受到了他们对于先祖和故土的真挚热爱、以及对于完成修谱一事的无限欣慰之情。二是得到了当地的孔子后裔的鼎力相助，取得了一张极其宝贵的进入孔庙观摩颁谱典礼和家祭仪式的门票。真可谓事事顺意。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孔夫子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在冥冥中保佑着我们这些一心痴迷于学问的读书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