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联 画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总结新文学的成就时指出,五四后的第二个十年不如第一个十年。一个进化论者的结论具有启发的意义:文学如同历史一样,是可以倒退的。
倒退的原因,在鲁迅那里,大约如他所言:“五四失精神”,文学失去了五四发轫期的那种自由反抗的精神。文学精神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方面同时代思潮有关,另方面寓于作家个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倾向。文学创造是一定的观念、思想和道德原则的产物。
连颓废也是激烈的
文学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是,它不是“载道”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仆从,而是独立的、个人的、审美的。当时最完整地表达这种文学新观念的,当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文章强调人是灵与肉的统一,因此文学必须是人性的,道德的。健全的文学,不但是个人主义的,而且是人道主义的。这就是对文学作为“人学”的五四式阐释。
五四是一个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人生活的作品,都是传统小说所没有的。即便写市民,也不同于“三言”“二拍”,没有那种消闲和逗乐。新兴的“乡土小说”最有成就,它聚集了一个较大的作者群,作品的主题和写法与《水浒传》很两样,是五四的平民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总之,五四新文学是为人生的,充满着一种青春气息,甚至连颓废也是激烈的。
从五四开始,文学社团蜂起,许多刊物在校内外创办起来,即便旋生旋灭,都是自由思想的载体。就在这些“自己的园地”之上,生长了大批的作家和作品。在《新青年》率先显示新文学的实绩的鲁迅自不必说,新诗有郭沫若、刘半农、冯至、徐志摩、闻一多等风格各异的诗人;散文除了周氏兄弟,还有郁达夫、冰心、朱自清等,都是很有个人特色的作家;小说方面,郁达夫写“多余人”,庐隐、淦女士、丁玲等写现代女性,还有个别叙说工独立探索为集团规划所代替
民族国家的现代面具而出现。许多“闲适”、“幽默”之文,显露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蜕变,虽然看起来丰富了艺术品类,可是对于一个生死搏战的大时代来说是不相宜的。左翼作家集体倾向于阶级性方面的表现,这种表现,在延安文学中更为集中,然而愈到后来愈见狭窄,五四那种世界主义的视野不见了。在集团之外的作家中,萧红是突出的,为中国大地留下了悲壮的史诗。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有较高的成就,可惜对人性多作文化人类学的发掘,却放弃了社会学的视角,影响了作品的广度和厚度。文学是需要余裕的。抗战八年的动荡对文学创作不无干扰,但是,从五四和后五四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如茅盾、老舍、曹禺、巴金、艾青,以他们良好的文化素养,毕竟成就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
三四十年代是“后五四时代”,也可以看作五四的一种延伸。这时,启蒙主义淡薄了,个人独立的探索更多地为集团规划所代替。国民党“党国”的官方文学,实质上是封建时代廊庙文学的僵尸,蒙覆了人为的“阶级斗争”
1949年以后,文学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芜杂的文学社团不见了,代之以统一的“作协”,而且有了专吃“官饭”的创作人员。二、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作家队伍成为规训与惩罚的对象是必然的,从而出现大面积的组织性剥离。三、刊物有主管部门,有严格的组织制度和审稿制度。四、统一出版,“阵地意识”是贯彻始终的。
文学作品,只余“一个作家八个戏”,堪称浩劫。
在思想倾向方面,长期以来,五四流行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遭到严厉批判。“阶级性”代替“人性”而贯穿了几十年的文学,是为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服务的,完全退回到“载道”的框架之内。这样,新文学历史上的一些题材和主题消失了,甚至连不涉政治如何其芳的《画梦录》或师陀的《果园城记》一类作品,也不可得见。“文革”十年,几乎消灭了所有独立的普遍失去语言的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