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正贞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8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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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5—26日，“地方史研究与新史料的发掘”会议在杭州三台山庄举行。这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与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的31位学者参加会议。
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介绍了浙江大学历史系新近启动的“浙江地方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该项目第一期包括两个子项目：（1）龙泉档案馆藏民国地方法院档案卷宗的整理和研究；（2）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的研究团队开展的松阳石仓源古村落的考察和文书搜集、研究工作。
高田幸男、冯贤亮、冯筱才、毛传慧、肖如平等学者分别以江苏省教育会档案（1946—1949）、民国江浙水利联合调查委员会档案、浙江省地域团体档案、农林档案、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浙江分署档案为主要资料，对民国时期经济、水利、教育、救济和公共卫生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个案研究。对国外档案馆藏中国档案的发掘，是档案利用中的另一个热点。中山大学刘志伟、黄国信利用英国公共档案馆藏“清代广东省督抚衙门档案”（又名“叶名琛档案”）材料，重新思考了宁波商人在明清海洋贸易转变过程中的角色和潮州反入城运动的起因、领导方式等问题。与会代表认为，档案资料的发掘有助于对一些旧问题提出新认识，但利用地方档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
田野工作与地方文书的搜集和解读，是本次会议另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主题。台湾东吴大学王秋桂和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分别做了以《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地方社会比较研究》和《从地方材料看大礼仪与礼仪革命》为题的大会主题发言。王秋桂介绍了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主持的几个大型民间信仰和地方文化的研究项目。科大卫则结合自己多年田野考察经验和文献史料，讨论明代大礼仪与宗族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过程在不同地区的多种表现。
田野考察所得资料，卷帙浩繁、类型多样。仅就本次会议各位学者所发表的论文来看，就包括曹树基、章毅等利用契约、家谱的研究；鲁西奇、杜正贞、邓庆平等利用碑石材料的研究；康豹（Paul R.KATZ）对台湾庙宇中神判诉讼的研究；吴松弟对祠堂祭祖仪式的考察等。与传统史料相比，对这些田野资料的鉴别、考证和利用尤其困难。刘永华对宗教科仪书断代问题的讨论，温春来对彝族文献的价值与使用原则的考察，王振忠对徽州村落文书的编纂、保存、流传和散佚情况的介绍，以及赵世瑜对图像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的论述，都对如何准确使用田野考查资料进行了深入思考。会议的讨论也显示出，由于学科背景和研究实践的差异，学者对于田野考察工作的方法及其在史学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识。
与会学者的论文还涉及多种史料的运用，如邹振环研究宁波买办所编的方言英语读本《英话注解》；朱小田利用竹枝词探讨湖州南浔镇的成长历程和社群关系；丁贤勇对民国交通史的研究同样利用了俗语、歌谣，并且结合了民国年间的列车时刻表等材料。
有学者通过发掘传统史料提出了新见解，陈彦良对“毋铸作钱”简册的研究，金子修一关于《大唐元陵仪注》中代宗葬仪与《大唐开元令》中官人葬仪的比较研究，大野晃嗣利用《登科录》、《同年齿录》、《履历便览》等明代科举名簿材料，重新研究明代举子虚报年龄的现象等等，就属此例。
会议还成为学者交流史料信息的平台。近藤成一介绍了日本所藏隋唐以来中日两国交往的文书；范金民介绍了日本收藏的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书，除了大量的土地买卖契约以外，还包括一些不常见的文书形式，如田地经账、胥吏缺让渡文书、约票等。
本次会议的宗旨，是希望以地方史研究的视角与新史料发掘为切入点探讨推动学术进步的途径。经过两天的交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史料种类和数量急速增加的同时，探索正确的史料搜集、整理和解读方法，并对这些史料进行严谨、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是需要齐头并进的艰巨工作。学术界尤其需要加强合作交流，更好地保存、利用和共享这些得之不易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