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蒙古及西伯利亚走向朝鲜半岛走向日本列岛走向中南半岛,
走向世界,是汉代中外交流的主旋律
中国古代真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从汉代开始的。 |
演讲人:白云翔 时间:3月21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白云翔 1955年12月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当选为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考古、手工业考古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走向中亚西亚及欧洲
走向蒙古及西伯利亚走向朝鲜半岛走向日本列岛走向中南半岛 走向世界,是汉代中外交流的主旋律
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就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来说,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时代乃至史前时代,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真正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联系并进行交流,却是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汉代开始的;中国古代真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也是从汉代开始的。
从我国向西,是广阔的中亚、西亚和欧洲南部地区。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开辟的绿洲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自陇中跨过黄河向西穿越河西走廊,经敦煌再向西跋涉,自疏勒(今新疆喀什)向西翻越葱岭,就可先后到达中亚、西亚以及欧洲东南部直至地中海沿岸。
在中亚西亚及欧洲东南部地区,迄今已在20多处遗址或墓地发现了汉朝文物。譬如,在阿富汗北部希比尔甘东北的蒂利亚山,发掘的6座大月氏或贵霜初期的贵族墓葬中,有3座墓各出土西汉铜镜1件,并且墓主人身着丝绸服装,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
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西哈萨克斯坦州列别杰夫卡村,发现的萨尔马泰族后期文化墓地中,有2座墓各出土汉朝铜镜1件,墓葬的年代大约是公元2—3世纪。
中亚西亚及欧洲东南部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铜镜、钱币、漆器和丝绸等,并且尤以铜镜最为常见。铜镜主要有连弧纹铭带镜、四乳四虺纹镜、方格博局纹镜、云雷连弧纹镜和直行铭文夔凤镜等,另外,还有当地制作的“仿汉镜”,其年代自公元前2世纪末的西汉中期至公元3世纪初的东汉末年。在空间分布上,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市郊发现有四乳四虺纹铜镜,表明汉朝文物向西至少已传播到黑海的西北海岸一带,但汉朝文物发现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和里海至黑海一带。中亚西亚及欧洲东南部出土汉朝文物的年代和空间分布,从考古学上反映出汉代绿洲丝绸之路的开通以及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的联系。
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及其邻近地区的汉朝文物,是在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背景下传入的。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第一次出使西域,先是被匈奴扣留长达十年之久,后来寻机逃脱到了地处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此后又先后到达今锡尔河与阿穆河之间索格底亚那的康居、今阿穆河流域的大月氏和大夏,最后于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这次出使西域是从匈奴逃脱才到了大宛等国,不可能带去大量汉朝物产,但离开大宛时曾许诺,回到汉朝之后“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张骞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或稍后第二次出使西域之时,使团人数众多并携带大量资财,即“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带有多名副使,“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由此,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真正建立起了联系,并把大量汉朝物产带到了中亚各地。此后,随着汉王朝同中亚诸国之间频繁的使者往来和贸易往来,汉朝物产源源不断地西传中亚,以至于“宛国饶汉物”。新莽和东汉时期铜镜等汉朝文物在中亚的发现,反映出东汉早期班超出使西域以及后来长期经营西域的一个侧面。
里海北岸的乌拉尔河流域至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带,主要是游牧民族萨尔马泰人的活动区域。《史记》所载之奄蔡,就是萨尔马泰人东部的一支,其活动范围大致在咸海和里海以北。历史文献中,未见张骞出使西域期间他的副使远至里海北岸的记载。但是,里海北岸至黑海西北海岸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汉朝铜镜的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1世纪前半的汉昭帝和宣帝时期,汉王朝就同遥远的里海北岸伏尔加河下游、黑海北岸顿河下游以及第聂伯河下游地区的游牧族古国发生了联系,并且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正是在汉王朝同中亚西亚及欧洲东南部诸国建立联系并汉朝物产大量西传的过程中,汉文化西传到了这一广阔的地区。
走向蒙古及西伯利亚
我国北方国境以北,是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战国时期的蒙古和南西伯利亚一带,主要是东胡和月氏等部族活动的地域。秦汉之际,随着匈奴的迅速崛起和扩张,蒙古和南西伯利亚一带除了有丁零等部族活动之外,主要成为匈奴人活动的地域。在汉王朝和匈奴的博弈过程中,汉文化不断地向这一地区扩展。
蒙古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匈奴墓葬和城址的有关发现,反映了汉王朝与匈奴的联系。譬如,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哈卡斯共和国首府阿巴坎市附近发现的阿巴坎宫殿建筑基址,是一座平面呈长方形、屋顶铺瓦,具有汉式风格的四阿式重檐建筑基址,出土有阳文反书汉字“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的文字瓦当等汉式器物,其年代一般认为是公元纪年前后的新莽时期。
蒙古国中央省巴特苏木布尔的诺因乌拉墓地,是一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匈奴墓地,出土有大量汉朝文物,包括铜器、织锦和纪年铭漆耳杯等。在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地区,迄今发现汉朝文物的遗址和墓地已有20多处,分布在西起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鄂毕河流域,北至贝加尔湖沿岸,东到蒙古国肯特省东北部鄂嫩河上游的广阔地域。
上述以汉朝文物为代表的汉文化北传蒙古及西伯利亚地区,是汉匈之间争战、和亲以及边关贸易的结果。争战作为汉匈关系的两大主题之一,早在秦始皇时期蒙恬率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就开始了。汉武帝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匈奴王庭北迁之前,大战不断;汉宣帝地节二年即公元前68年“匈奴不能为边寇”之前,大规模战事仍时有发生。匈奴南侵和汉匈争战过程中,匈奴自汉朝北疆掳掠大量人员和财物的同时,也有上至汉将、下至边民亡降匈奴。于是,大量汉朝物产流入匈奴的同时,被掳掠和亡降匈奴的汉朝居民也把各种生产技术带了过去。和亲,是汉匈关系的另一主题。早在西汉初年汉高帝白登之围被解之后,“使刘敬结和亲之约”,汉匈和亲就开始了。此后,汉匈和亲断断续续,同争战交替进行。汉元帝竟宁元年即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嫁作呼韩邪单于的宁胡阏氏,更是尽人皆知的一段和亲佳话。和亲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汉廷宗室公主及相关人员入居匈奴;另一方面是汉庭馈赠给匈奴大量的汉朝物产,从食物、冠带衣裳、丝织品、日用器具、钱币到黄金、车马等,可谓无所不有。匈奴贵族墓出土的各种汉朝文物,大多应为汉廷所赐之物。汉匈交流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边关贸易。汉武帝初年,汉与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东汉早期还出现过匈奴人“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的盛况。汉匈之间的边关贸易和物资交流,同样使大量的汉朝物产流入匈奴,在汉文化北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走向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地处亚洲大陆东部,其北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与我国大陆相连,其西隔黄海与我国大陆相望。两汉时期,半岛北部先是汉初卫满朝鲜的兴衰,后是汉王朝在这里置郡设县;半岛南部作为“三韩”之地,也受到了汉王朝和汉文化的直接影响。
在朝鲜半岛北部,发现有丰富的汉文化遗存。两汉时期的郡县城址发现多处,大多分布在半岛西北部一带,其附近往往分布有同时期的墓葬群。位于朝鲜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南岸的土城里土城址,城内曾发掘出柱础石、甬路、水井和排水道等建筑遗迹,发现有云纹瓦当,“乐浪礼官”、“乐浪富贵”、“千秋万岁”等文字瓦当,以及“乐浪太守章”、“乐浪大尹章”等封泥,表明该城址为乐浪郡治址,其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半岛北部发现的汉式墓葬数以千计,类型多样,包括土圹墓、木棺墓、木椁墓、砖椁墓、砖室墓以及瓮棺葬等,其结构及葬俗均与汉朝内地的墓葬大同小异。这一时期的城址和墓葬中出土的汉朝文物和汉式器物种类丰富,数量众多,主要有各种日用陶器,砖瓦和瓦当;半两钱、五铢钱、货泉、货布、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钱币以及铸造半两钱的石铸范;银印、铜印、玉印和木印等印章及封泥;各种铜镜、日用器皿以及车马器,铁生产工具和剑、刀、戟、矛、弩机等兵器;种类多样的日用漆器,有些漆器上刻有“蜀郡西工造”、“广汉郡工官造”等铭文;还有绢、帛等丝织品。它们大多来自汉朝内地,但有些是在当地制作的。
两汉时期的朝鲜半岛北部,先后经历了卫满朝鲜和汉置郡县两个阶段。“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汉武帝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此后,汉置郡县虽多有废合、徙治等变动,但终两汉一代,半岛北部始终处在汉郡县的管辖之下。半岛北部丰富的汉文化遗存的发现,从考古学上揭示了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朝鲜半岛北部的历史进程。
朝鲜半岛南部,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先后形成了三个早期国家,即西部的马韩、东北部的辰韩和东南部的弁韩,进入到韩国历史上的“三韩时代”。三韩文化遗存中,出土汉朝文物的遗址和墓葬迄今已有30多处,遍布韩国各地。譬如,济州岛北端的山地港遗址,出土有五铢钱、货泉等钱币,“见日之光”铭连弧纹铭带镜等铜镜,以及铜剑格等,其年代约当新莽时期。庆尚南道昌原市的茶户里1号墓,出土有五铢钱、星云纹铜镜和铜带钩等汉朝文物,墓主人被推测为弁韩的首领,其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后半。三韩时代文化遗存中的汉朝文物,主要有半两钱、五铢钱、货泉、货布、大泉五十等钱币;蟠螭纹镜、星云纹镜、连弧纹铭带镜、四乳四虺纹镜、多乳禽兽镜、方格博局纹镜等铜镜,以及铜鼎、带钩、剑、弩机、车马器等铜器;铁斧、凿、锄板、镰刀、剑、釜等铁器,以及其他文物等。另外,“仿汉镜”也多有发现。
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古国同汉王朝虽然没有在政治上建立直接的联系,但三韩地区汉朝物产的大量传入,表明三韩古国同汉王朝存在着频繁的人员往来和物产交流,汉文化对三韩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出土汉朝文物的年代大多集中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的情况来看,汉文化向三韩地区的传播兴盛于西汉中期,反映出半岛北部汉乐浪四郡的设置对于汉王朝同半岛南部三韩古国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汉文化走向半岛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半岛北部的乐浪等汉郡县作为桥梁和孔道而实现的。至于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整个朝鲜半岛的通道则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辽东陆路,另一条渤海-黄海水路。
走向日本列岛
日本作为太平洋上一个由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等4个大岛以及3000多个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西隔黄海和东海与我国大陆相望,是我国一衣带水的东方邻邦。两汉时期的日本列岛,在中国古文献中被称之为“倭国”或“倭人”之地,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弥生时代”中后期。日本弥生文化中汉朝文物的发现,从考古学上揭示了汉王朝同日本列岛倭地诸国的密切联系。
日本弥生文化遗存中,汉朝文物有着广泛的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出土汉朝文物的弥生文化遗址和墓葬多达80多处,分布在九州岛、四国岛和本州岛的西部地区,尤以九州北部地区最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