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这件事的背后蕴含着怎么样的习俗? 一方面，猴与马的形象一再出现于今天的内蒙古、陕西、四川和河南的考古遗址中似非偶然，那多少意味着畜猴避马病习俗存在的可能。另一方面，汉代人喜欢利用谐音讨吉利，从山东邓庙出土的画像、陕西西安南郊缪家寨、河南南阳市出土的陶塑，都可以证实其都利用“猴”字的谐音博取“得爵封侯”的彩头。
台湾“中研院”院士邢义田 高征 图
古代小型骑马铜垂饰的线图。有专家认为这些造型是猴子骑在马上，表示“马上封侯”之意。
古人留给我们的东西不只有文字资料，还有大量的其他非文字的视觉性的材料。
在我理解中，图像材料有一些特质，也有一些限制。相对于语言、文字，图像材料具有直接性、全面性、同时性、立体性、色彩性。当你看到一个视觉性材料的时候，你直接就是面对它，文字、语言则需要在你脑子里经过转换。
图像材料也有限制，它具有不确定性，可以做这么解释，也可以做那么解释。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过去的历史学家强调使用文字资料而非图像资料。那么文字是不是就更确定了呢?我觉得也不尽然。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把古人留给我们的所有资料，包括文字和非文字纳入眼睛，纳入我们的思考，让我们全面地去掌握、全面地去了解古人到底是怎么想的。通过对考古图像资料的分析，往往能得出的一些有趣的结论。
猴防马病
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这件事的背后蕴含着怎么样的习俗?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这件事最初是从吴承恩的《西游记》中获知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很伤脑筋，就想给他封个官。天庭里有很多马，没有人管，就让孙悟空管马，封为“弼马温”。
中国的历朝历代没有“弼马温”这样的官名，为什么叫“弼马温”?原因很简单，“弼马温”谐音“避马瘟”，就是“避免马得瘟疫”。据说猴子可以让马不得瘟疫，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给孙悟空取了这么一个名字是有当时背景的，并非胡来。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51“猕猴”条：“养马者厩中系之，能辟马病。胡俗称马留云，梵书谓之摩斯咤。”李时珍曰，“《马经》言，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马食之永无疾病矣。《西游记》之所本。”原来母猴每月来的月经，流到马的草料上，马吃了，就可以避马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有过这样的记录，所以吴承恩写《西游记》时，有这么一个设置并非完全无所依据。明代有个叫谢肇淛的人在其《五杂俎》卷九中说：“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接着又提到：“《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盖戏词也。”他说这是搞笑的说法，但不是没有来历的，“弼马温”就是避牛马的瘟的谐音词。
这些多是文字资料，2008年我到南京博物院，从南京博物院右侧的院子里经过，发现右边的院子里有很多拴马柱，这都是明清时代的拴马柱，有趣的是拴马柱上都刻有一只石猴。
2011年，我去西安碑林，碑林里面也有一堆的拴马柱，都是从陕西那边的农村民间收来，搁置在院子里，上边也刻有猴子。
为什么养马的地方总要养一只猴?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长久以来，明清时代，人们就相信猴子能避免马得瘟疫，其实不止停留在明清时代，这个是早有来历的，类似的信仰和习惯也见于十三、十四世纪的日本，在镰仓时代的绘卷中有马厩旁畜猴的描绘。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王迅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论证。他举出唐末五代时韩谔《四时纂要》所载：“常系猕猴于马坊内，辟恶消百病，令马不患疥。”
北宋许洞《虎钤经》卷十“马忌”条说，“养猕猴于坊内，辟患并去疥鲜。”
再往前追，可以追到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它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术》曰：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唐、宋、明、清以后的这些想法都是有渊源、有来历的，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北魏。
以上我所引用的一些文字资料，事实上钱锺书先生在他的《谈艺录》里都讲到了，但基本上都是文字材料，我就偏不信邪，这种说法真的只是从《齐名要术》开始的么，更早之前就没了么?即使没有文字材料，还有图像材料，因为有图像材料，让我找到了突破口，至少我还可以往前追，不受钱钟书先生的限制，先举个例子，干宝《搜神迹》曾提到西晋永嘉年间将军赵固爱马忽死，郭璞利用猿猴使死马复活：
“赵固所乘马忽死，甚悲惜之，以问郭璞。璞曰：‘可遣数十人持竹竿，东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树，便搅打之，当有一物出，宜急持归。’于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归。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倾之，马即能骑，奋迅嘶鸣……”郭璞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上推到晋的线索，由此或可再追到汉代。
文字材料若要再往前追到汉，我只能找到不完整的间接的材料，东汉王延寿的《王孙赋》曾长篇形容猴子的形貌、栖息的环境和动作特色。在赋的最后有这样两句话，“遂缨络以靡羁，归锁于庭厩”。赋中没有说系猴于庭厩有防疫的作用，但可以证明东汉有系猴于庭厩这样的事。
钱锺书先生讲得还是对的，因为明确提出猴子可以让马不得病的例子的确是见于《齐民要术》，但是《齐民要术》也是引自一本书，叫“《术》曰：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贾思勰在讲这话的时候是引的当时存在的一本书，这个《术》究竟是一本什么书?根据《齐民要术》校释者缪启愉先生考证，指出《术》当是杂录辟邪厌胜之术而成书。贾思勰既然引自其时存在的书籍，畜猴以避马病之说就有可能再往前追溯。《术》这本书今天已经失传，在它之前我们确实已经找不出文字记载再谈这个事的。
1973年6月在甘肃金塔县汉代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了一件木版画，画的主题是猴、马和人。在长 25.5厘米、宽20厘米拼接而成的木板左侧，以极简的笔触画了一棵树，树下栓一匹马，马背上方有一只描画极简、两手攀援在树枝上、两腿分开的猴子，另有两只姿态类似、但较小的猴子攀援在左右侧的树枝上。画面下方站立一人，一手执鞭，像是养马人。过去一直不见有人解释这方木板的意义。如果考虑到畜猴避马病之说，汉代边塞多养马以及金关边塞会经常和草原游牧民族接触，猴与马的木版画在金关发现。其意义不难猜测，汉时为了对抗匈奴，在边疆上一定养马，有猴的地方可畜猴于厩，没有猴子的北方和西北，只能以画猴代之，就像我们民间习俗挨家挨户门口贴门神，我们内心同样相信那有辟邪赈灾的作用。
另一件证据是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南耳寺西壁石刻画像描述马厩有四五匹马正在吃着马料。每匹马前有一根拴马的柱子，有的拴马柱上刻有猴子等形象，顺着我们刚才的思路，这个猴也是有意义的。
不仅在河南，在四川成都曾家包出土了东汉墓画石像，这个地方同样有个拴马柱。陕西旬邑百子村东汉墓壁画上，有根拴马柱，立柱顶上有一块形状不易辨识，据发掘人描述，像“蹲踞一黄色小兽”。顺着我的理解，我认为上边是一只猴子。
以上这些虽然不能直接证明畜猴以防马病之说的存在，但猴与马一再出现于今天的内蒙古、陕西、四川和河南，似非偶然，多少意味着畜猴避马病习俗存在的可能。我的故事还没说完，再往前追可追到战国，但越往前追材料越少，模糊性也越高，战国齐故城临淄出土的半瓦当纹饰上可以看到有树、有马，马拴在树底下，有鸟、有猴，说明这样的艺术母题在战国时已流行于齐地。我怀疑他们可能已寓有猴防马病或马上封侯的意义。
马上封侯
在鄂尔多斯草原地带曾多次征集到一种小型骑马铜垂饰。王克林、田广金、郭素新等学者都将骑在马上的人物看成是人，认为是西周至战国晚期之间草原骑士的形象，称之为骑马铜人饰。不过，吉林大学林澐教授引用美国著名学者艾玛邦克之说，认为在中国西北和内蒙古各地采集的这类垂饰或小护身符不是骑马的骑士，而是猴子骑在马上，表示“马上封侯”之意。我通过对历史上一些图像资料的研究，也觉得这是猴子骑在马上，蕴含“马上封侯”之意。
就草原游牧民族来讲，他们认为猴子可以避免马得瘟疫，这种观念传到中原，中原有些艺术品和文字记载也提到这样的想法。在文化交流的情形下，类似的艺术母题在不同的环境里，可以同时蕴含多重或不同的意义。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升官发财，古人很早就有“马上封侯”这样的话。马上封侯一说要能成立，还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古代“马上封侯”和我们今天讲的“马上封侯”意义稍稍有点不同。今天讲的“马上”是立刻，古代的“马上”是马背，最有名的例子要属刘邦的“马上治天下”，即指在马背上。中国人就是喜欢用谐音字，这个“侯”谐音猴子的“猴”。在所能见到的此类造型艺术中，其表现形式大约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表现形式是在马背上画个猴子就是马上封侯了，还有一类是人立于桂(贵)树下，或骑或立在马背上，树上有雀(爵)或有猴(侯)正要攀援而上。
马上封侯，我现在找到宋代黄庭坚《次韵胡彦明同平羁旅京师寄李子飞三章》曾有“原无马上封侯骨”句。这是我所能找到“马上封侯”一词最早的例子。此处的“马上”仍为传统马背上之意，跟我们现在的汉语意思还是有点区别的，主要指在马背上建军功。
这样的东西在汉代就有，2004年夏天我到郑州河南博物院参观，在“河南考古成果特展”的展场中见到一件南阳市出土的陶俑。这是一件在河南经常出土的汉代陶马，也是一件明确的出土品。有趣的是骑在马上的不是人，而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猴子。其特征主要在头部，突吻大眼，一眼即能认出是猴不是人。这是南阳出土品，应该利用的是谐音，象征马上封侯。
如果只有这一件材料，说服力还不够，最好能有多几件。第二件见于2007年《考古与文物》第二期。这一期报道了陕西西安南郊杜陵邑北侧缪家寨汉代厕所遗址发掘成果，在这一遗址中出土一件釉陶骑马俑。简报描述如下：“为黄褐色釉陶，捏塑而成，细部简单刻画。马做昂首嘶鸣状，其上所骑为一猴子，圆眼尖腮，面向左侧，似在左顾右盼，极为生动。”从《考古与文物》封里刊的原件彩图来看，马上的骑者确是猴子，不是人。
第三件见于《考古》2007年第三期，这一期刊载了山东东阿县邓庙汉画像石墓出土的画像石。报告描述：“前室北面横额画像画面左侧为一连理枝树，树上有六只鸟及两个巢，树左侧立一马，马上站立一童子，树右侧侧立一人一猴。”树右侧一人披发，和马上童子发型相同;所谓的一猴，正在树下做爬树状。此猴面突吻大眼，和其他两人造型明显不同，可以清楚无误地断定为猿猴。这幅画像中，立在马上的是人，猴正攀援上树，表现出“马上逢(封)猴”的样子，其寓意为马上封侯。考古报告断定此墓时代属东汉晚期。
汉代人喜欢利用谐音讨吉利，马上封侯即是一例。从山东邓庙出土的画像、陕西西安南郊缪家寨、河南南阳市出土的陶塑，可以证实它们都利用“猴”字的谐音，博取“得爵封侯”的彩头。(本文系台湾“中研院”院士邢义田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座整理，陈若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