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嘉定竹刻的最大特点在于文人的介入和作品的文化气息，然而，旧时“文人竹刻”今已不复。晚清、民国后，传统嘉定竹刻艺术中的透雕、高浮雕也几近失传。在留青技法当道时，疁城的手艺如何从目前的中坚力量传向下代，已是摆在当代竹人面前一道难解的题。
如意 张伟忠竹雕作品
张伟忠正在进行竹刻技术演示
五年前的一个夏夜，嘉定竹人张伟忠做了一场梦，酒肆里一个白发青眼、貌古神清的老人正把酒自斟、聊发少年狂，酒肆外风疾雨劲。及醒，张伟忠把梦境拟成打油诗发短信给老友，嘉定博物馆的徐征伟。少顷，徐回复来一首诗：“小松称隐逸，绝艺见精神，几多风雨夜，游梦话前身。”
诗中的“小松”本名朱缨，号小松，是明代竹刻大家，其父朱鹤，号松邻，被公认为嘉定竹刻之父，朱小松“少而多能，博涉有余力”，诗书画、金石、盆景、竹刻，无一不精。小松季子朱稚征，号三松，亦为明末竹刻高人。
张伟忠自廿余年前开始竹刻生涯，经历几多变迁。为修竹并自修，这些年他每年中有数月简居山中，携学徒过着读书、打坐、刻竹的桃源生活。朱小松的刀笔有神、痴酒率性乃至狷狂豪放性情皆为张伟忠欣赏。当时正在创作《嘉定三朱竹雕插屏》的他受梦境启发，打破既定创作顺序，一鼓作气完成小松、松邻、三松的一组臂搁人物创作，并以徐征伟的三首诗题款。
据清人金元钰《竹人录》记载，嘉定竹人自明朝正德至清朝嘉庆年间不足百名。道光以后曾盛极一时的圆雕、高浮雕、透雕技法衰落，嘉定竹刻名家骤减，至清代末，普通刻手也所剩无几。民国以后，嘉定竹刻几度濒危又数次起死回生，直至2000年以后收藏市场打开及2005年申报国家级非物质遗产成功后渐趋稳定与继承。目前嘉定专业竹刻家有十余人，有人说：“现在是解放以来嘉定竹刻最好的时候”，而有学者认为，嘉定竹刻的最大特点在于文人的介入和作品的文化气息，旧时“文人竹刻”今已不复，而留青技法当道时，嘉定竹刻的传统工艺也要得到更多继承和保护。
当代嘉定竹刻断而不绝
张迎尧是解放以后第一批学习嘉定竹刻的老艺人。几天前，《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在上海徐汇区的一间普通工房住宅里见到早已退休在家的他，年过七旬却仍然保持着工作习惯的张迎尧，在家中洗手间的台盆上用木板搭起一个极简易的工作台，就着自来水、钻粉工具和刀具摆弄玉石、象牙小件，他翻开一本册子，里面竟有数千方他篆刻的印章。
嘉定竹刻艺术在清康雍乾时期达到顶峰后，由于中国的内忧外患和社会动荡，至清末已出现品位下降的趋势，民国时期进入了停滞阶段。在吕舜祥的《嘉定的竹刻》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刻件全成商品，竹人变为竹贾”。当时，为了打开市场贴近消费，嘉定竹刻的制作和样式都转向实用为主，譬如旱烟筒杆、竹根酒杯、竹筷、围棋筒等。经历八年抗战至解放前夕，嘉定城内的竹刻店大多关张，仅文秀斋等三两家勉强维系。张迎尧的师傅潘行庸曾是文秀斋的一名学徒，手艺超群。1946年，李济舫在《嘉定日报》上写道：“自张晓生、叶湘华故后，斯艺中绝，稍可观者，仅潘味庵(潘行庸号)一人而已。”时至今日，凡举近代嘉定竹刻，人们仍不忘潘行庸。尽管被人尊为“嘉定末代竹刻大师”，但些许对嘉定竹刻深有研究的人私下里说，“古代高超的技法到潘先生一辈手中也显得衰落了。”
“1956年嘉定成立了手工艺竹刻生产小组，我是第一批被招进去的，当时这个小组一共有13人，其中8人是年轻的学徒，潘行庸就是我师傅。那时候圆雕、深雕已经失传了，潘老师主要刻线刻和浅浮雕。” 张迎尧说，除了学习传统手艺，他们还做了不少竹制的线板、绒线针、拷酒用的工具，但无人购买囤积下很多产品。1959年张迎尧和所有人被迫转行进入上海玉雕厂，竹刻小组关停。上世纪60年代初，潘行庸因病从上海回到嘉定，不久后病逝，嘉定竹刻由此进入了一段冰封期。
长期从事嘉定竹刻历史研究的原嘉定博物馆副研究员陶继明回忆，在嘉定籍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的推动下，1980年嘉定县工艺品公司着手恢复竹刻艺术，建立竹刻社，吸收了丁黎良、张建忠、王威等学员。1988年，嘉定博物馆成立竹刻工艺部，向社会招收了王乐平、张伟忠、苏玉蓉三位学员，在王威的带领下一起摸索、学习并继承嘉定竹刻艺术。博物馆一度面临资金危机，胡厥文捐出6万元现金，资助学员每月60元的工资，令他们能安心学艺。
然而在经济大环境并不景气的年代里要长期坚守传统的竹刻艺术实属不易，嘉定博物馆无力负担四个人的开支。无奈之下，王乐平、苏玉蓉不得不离开嘉定博物馆，张伟忠也转到了其他文化单位。为养家糊口，他们也曾停止过创作或改行谋生，焦虑、阵痛、无所适从的感觉陪着他们走过很长一段时间，但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受过完整竹刻培训的嘉定竹刻传承人，2000年以后他们或早或晚都选择了回归。
2005年8月，文化部启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认为，“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嘉定竹刻艺术是我国民间工艺百花园的一朵奇葩，它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审美价值的竹子雕刻艺术，具有原创性、书卷气和无可替代的风格品位。”2005年，嘉定区政府启动了“嘉定竹刻保护五年计划”，12月，嘉定竹刻协会成立。次年初，嘉定竹刻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单，是年末，嘉定竹刻博物馆开馆。张伟忠和老师王威也回到了昔日的岗位。曾经一同研习的师兄妹王乐平、苏玉蓉如今也在各自的竹刻工作室中寻找竹人的安宁。
疁城艺弦谁来续?
嘉定，古称疁城，在疁城竹刻四百余年的历史中，出现了不少家族继承的经典。最早是明正德年间朱氏的松邻、小松和三松，祖孙三代开辟嘉定派竹刻;其后追随着世代行医的明末清初沈氏家族，三沈的沈汉川、沈大生、沈兼风格近朱氏又有变法，有学者认为如今存世的无名氏作品多出于沈手;清代封家三兄弟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人称“封氏三鼎足”，精于圆雕人物……清末民初疁城竹雕衰落以来，不仅古之技法衰微，家族传承也不复。
嘉定马陆是清康熙年封家三兄弟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生活的地方。4月26日下午，《艺术评论》走进马陆育才联合中学，竹径通幽的环境给这座校舍平添一份澄净。七年级的几十位学生正在王新老师带领下学习竹刻。
“目前嘉定有三所中小学开设竹刻课，分别是城中路小学、黄渡中学和马陆育才联合中学，我们学校六七年级的学生每周上一节竹刻课，学习薄地阳文、阴刻、深刻和浅刻等技术，对竹刻特别有兴趣的孩子还能参加拓展课进一步学习。”有着23年教龄的王老师进行竹刻教学已近十年，数年前参加了区教育局组织的培训，得到马陆竹刻人蒋玉铭、苏玉蓉的辅导。
宁宁是七年级(2)班的学生，他是王老师竹刻拓展班的学生。和大多数学生一样，由于小学时都没接触过竹刻艺术，家中也没有了解竹刻艺术的家长，孩子们接触竹刻完全是进入中学以后的事。学习竹刻一年多的宁宁说“刻竹能带来成就感”，但记者问他是否能说出“嘉定三朱”以及知道吴之璠为何人时，他显得一脸茫然，三五公里外的嘉定竹刻博物馆宁宁也没参观过。当记者问孩子们是否拥有过一件竹刻工艺品时，全班几十位学生只有一个女孩儿举起了手。
由于升学的压力，尽管学校开设了竹刻课，但仅限于六七年级，参观竹刻博物馆也是高年级学生难得的“春游”。几个月后宁宁也会像很多孩子一样收起小竹刀埋头于考试课本，或许刚培养起来的“成就感”和十分生疏的“嘉定三朱”名字将被他从此抛在脑后了。
在学校的竹艺馆，《艺术评论》记者看到为数不多的几件学生竹刻作品。王新老师坦言：“能坚持刻竹的孩子的确很少，也没有嘉定家长愿意孩子成为刻竹之人。我有一个外地学生，家在北方，父母在马陆工作，倒是他毕业以后还保留着刻竹爱好，暑假来玩儿时会问我拿些毛竹、图案回家闲时刻。”王老师曾对这位学生说：“要把嘉定竹刻带到你家乡去发扬光大。”一句勉励话，听来却有几分无奈。
在嘉定西城河塔城路桥边恢复出嘉定仅有的几段古城墙之一，新砌的石板路边早已工房林立，江南民居只留给了想象，即便是嘉定城中心旅游区，置业开店的多是他乡客。土生土长的嘉定人徐征伟走在方塔下却听不到乡音，品不到乡味，“这里的味道都变了”。
在塔城路桥边不远处，记者走进罗一农设立的一间竹刻馆，主人罗一农是嘉定博物馆文保部工作人员，业余爱好书法，这几日创作未完的《孙子兵法》小楷正铺在几案上。嘉定竹刻协会的杨富英秘书长说，“罗一农的书法很有名，曾给嘉定孔庙大成殿写过全篇《论语》。”谈话间，罗一农的学徒小柴走上前来。小柴是湖北人，九年前投奔罗师傅门下学习书法和竹刻。小柴说，九年间，罗师傅门下来了几个学徒也走了几个，但来来往往的都不是嘉定人。
记者听说嘉定的竹刻学徒，收入好些的每月能挣六七千元，但这些入账要应付每平方米过万元的房价以及妻、子的生活教育支出仍然吃力。“这里不像景德镇陶瓷和宜兴紫砂那样有庞大的从业群体，人员少又不能形成大产业，愿意参与的本地人自然没有，这些年能留住的外地孩子也就三两人。”罗一农说。
嘉定竹刻艺术目前主要的继承人已年届不惑，现今竹刻馆或手艺人带教的多是外地学生，本地青年耐不住寂寞，嘉定中小学兴趣课程因为师资缺乏仅在少数学校开设，疁城的手艺如何从目前的中坚力量传向下代，已是摆在当代竹人面前一道难解的题。
“文人竹刻”成昨日美谈
嘉定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楼耀福曾说，竹人与生俱来的文人气息使嘉定竹刻出世脱俗，成为真正的文人竹刻。
“嘉定竹刻之父”朱鹤少时向松江书画家学习篆学印章，后与翰林雅士交往甚密，书画、诗文、金石皆通，其子朱缨、孙朱稚征承祖文脉。乾隆年间周颢(字芷嚴)被时人誉为“将南宗画法入竹刻之第一人”、“若取历朝诗家与竹人相拟，芷嚴可当少陵(杜甫)，二百余年间首屈一指”……
台湾收藏家黄玄龙曾谈到，十八世纪以前，以竹刻名家者，多各有其本业，并非以刻竹谋生，如沈汉川家族世代业医，侯崤曾出身望族，周芷嚴为大画家。竹刻为晚明文人所重视之“艺”，陈继儒将刻竹与焚香、洗砚、鼓琴、看山等同列为“一人独享之乐”。竹刻初始即依附于文人生活圈，作为文房清玩，小众流通于文人社群而非大众消费商品。
晚清时期，由于社会动荡造成嘉定竹刻趋于衰落，竹刻人为生存，作品转向刻制日常生活用品，不少竹人开店经营。
《艺术评论》在走访嘉定中了解到，目前嘉定竹刻家不多，约十来人，而几乎每一个身后都有某馆、某轩、某堂、某斋，或由其亲人打理，或竹人自己培养一些藏家客户，或培养学徒。商品社会中以一技之长获得物质回报且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延续传统技艺本无可厚非，但令人遗憾的是，有的竹刻人早早下海经商，传承不足而做竹刻商品有余;有的竹刻人不习书法请他人代为题款多年;有的竹刻人因作品得不到所谓主流的接纳而身心俱疲地边缘化生存……尽管也有竹人远市井、潜心阅读，有竹人坚持勤练书法培养弟子，有竹人不闻窗外、埋首于自我技艺发展，但昔日“文人刻竹”的气格已难再现。
在楼耀福看来，此前诸多的文字都说嘉定竹刻现今得以振兴和复苏，但这些乃非实事求是的溢美之词。嘉定的文人都不刻竹了，刻竹的又多缺文化，复苏何从谈起?嘉定竹刻最大特点是在于文人的介入和作品的文化气息。当今嘉定竹人缺的恰恰是文化学养，竹人刻的书法往往是别家所写，至于琴棋诗画更是无从谈起。竹人不应是商人，竹品也不仅是商品，陆俨少所言“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也适于今日竹人。
濒危绝技传人寥寥
在马陆文广中心大楼里，记者见到了一对竹刻伉俪——蒋玉铭和苏玉蓉。
蒋玉铭少年时就迷过书法与篆刻，上世纪90年代初参加了嘉定县教育局组织的竹刻学习，他以一件“紫气东来”的刻字抒写自己与竹的缘分，这份竹缘也让他与原嘉定博物馆竹刻工艺部的苏玉蓉牵起了手。在竹刻工艺部难以为继时，苏玉蓉不得不离开。为了与妻子继续刻竹，蒋玉铭辞去了学校语文老师的公职，夫妇二人打理起一家照相馆。每天上午，他们应付照相馆的生意，下午和晚上蒋玉铭抓紧时间刻竹。为了料理照相馆和家务，苏玉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荒废了手艺，直到2003年蒋玉铭在第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获得金奖，丈夫才鼓励妻子“开照相馆只是为了赚钱，不能放弃竹刻”。那一年，他们转让了照相馆，全心事竹。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有了比较稳定的收藏客户。臂搁这两年虽然有价格调整但总体价格还不算高，否则藏家也接受不了。我们手头上制作的都是朋友前两年下的订单，慢工细活的，也怕过多人来找我们，现在每年大大小小最多四十来件。”蒋玉铭聊着他们的近况，苏玉蓉则在一旁细细巧巧地修去臂搁上多余的竹青。
在他们的工作室，记者看到的作品以留青为主。蒋玉铭称，民国以来嘉定竹刻技法从以写实为主的浮雕手法渐而转向以表达文人书画写意为主的浅刻、留青手法，其中曾居住在上海的常州人徐素白对留青制作很有贡献，徐素白之子徐秉方也是当代一流的留青高手。
不少竹人认为留青是嘉定竹刻艺术发展至今的自然过渡，是当代嘉定竹刻重要的部分而非传统的断裂。他们认为，嘉定竹刻始于“三朱”创造的深刻透雕，此后被历代竹人发展出薄地阳文、画法刻竹、浮雕、留青、平雕和镶嵌等多种技法。
不过，记者在嘉定竹刻博物馆看到，右厅为明清竹刻、左厅为近当代竹刻，而当代部分大多是留青工艺。作为藏界的风向标之一，中国嘉德的拍卖深受藏家、行家关注。2004年以来上拍的当代某著名竹刻家的全部竹刻作品均为留青之作，价格从千元到六七十万元不等。拍卖和一级市场的热闹，引得他的女儿脱下空姐制服，握刀留青。
在张迎尧家采访时，老人家曾拿出自己在温州和江西买的茶叶罐和笔筒说，“你看这上面的透雕、深雕，原来都是嘉定竹刻的艺术特色，现在那么多的留青制品，我觉得都不像嘉定竹刻了。”
罗一农也说，过去那些圆雕、透雕，纯粹是文人玩的，制作周期相当长，很多技巧到民国已流失得差不多了。
记者了解到，嘉定竹刻获得国家“非遗”荣誉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建设博物馆、组织协会，并确定了两位传承人，但嘉定大部分的自由竹人仍要靠出售作品维持生活。竹人之间交流不多，“好多时候谁做了什么作品要到办展览会时才知道”，遑论切磋古艺。
2005年，嘉定竹刻申请非遗时曾提出要保护濒危竹刻技法，而目前有精力顾及全面继承、保护传统手艺的竹人寥寥，一些有责任感的嘉定竹人每年会制作几件传统作品，但艺术水平与保护濒危工艺的目标仍相去较远。
与自由竹人相比，任职嘉定竹刻博物馆的张伟忠不必为生计奔忙。上海博物馆正在进行竹刻艺术特展，张伟忠打算选几件杰作，仿一件再意临一件，朱三松、王梅邻的作品正让他摩拳擦掌。
嘉定竹刻保护如果只停留在改善竹人生存环境依旧不足。民俗学家、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仲富兰认为，时下必须研究好的商业模式促进地方艺术传承，不能靠艺人自谋销路或送上拍卖会，这方面可借鉴日本的做法。“我看过日本人保护酒文化，当地把酒文化与百姓生活紧密结合，操作步骤精致化，包装工艺艺术化。利润高了，业者不为收入发愁，更愿意制作精品。甚至在销售环节采取会员制，极品佳酿只在小范围流通，不进入大众市场。好的机制能促使精品问世，又使作品有好出路，继承者会逐渐多起来。”
仲富兰还透露，《非遗法》有规定，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有退出机制，以此监督、约束非遗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