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为躲避战乱，很多域外民族逃难到了民勤，同时，很多内地人穿越漫漫荒漠，或被派戍边或遭流放至此，民勤一度成为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碰撞交融之地。封闭的地形和开放的文化，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民勤小曲子戏。
如今，民勤小曲子戏一般只在农村重大节日间被零星触及，退休的老人将昔日的乡村记忆带到了城里，“走口外”的老人将其带到了新疆，年轻人在隐约记忆中产生了疏离。
独特的地方戏曲
68岁的彭宝瑞是民勤小曲子戏的传承人，2006年被民勤县政府授予“地方戏表演艺术家”称号。
9月6日上午8点，是彭宝瑞前一天就跟大家说好的表演时间。天没亮，彭宝瑞就起床，打扫干净院子，喂了拴在院里桩子上的那只羊，坐在凳子上等着8点钟的到来。
8点过了，很多人才陆续赶到，大家说早晨忙着干了点农活。时下正是秋收季节，农田里的大片葵花只剩光秃秃的秆子，往外运葵花和洋葱的卡车从彭宝瑞家门前经过。“今年的收成不如去年。”小红子感叹。
小红子是彭宝瑞最年轻的徒弟，他对小曲子戏的酷爱程度，在如今的年轻人里已很少见。“爱得很，但一直没机会。去年焦爷的班里少一旦角，就提议把他吸收进去。”彭宝瑞说。
彭宝瑞家在民勤县苏武乡川心村二社，在当地，很多人家的门楹上方都刻着“将军世第”、“青莲望族”等醒目的大字。
我省戏剧理论家王正强说，历史上，有很多域外的民族逃难到了民勤改成汉姓。同时，民勤东邻腾格里大沙漠，北接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西连祁连山，荒凉封闭的生态，使得民勤成为历代朝廷流放犯人的地方。明代，为防御蒙古人来犯，县内实行军屯和民屯，内迁山东、山西、陕西和江南等地移民至此。各地的俚曲小调，和从游牧地区流传而来的“西调”、“二人台”不断碰撞融合，在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了民勤小曲。
据《镇番遣事历鉴》记载，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分沟胡兆庠(当地人称“胡自娱”)是年创戏社，领五徒游艺湖坝”。道光十五年(1835年)，“红沙铺孙克强写剧本一部，曰《逼婚记》，颇可一观。”清同治年间，民勤小曲进入兴盛时期，职业性小曲戏班“容尤堂”，曾“游艺于口外(今新疆一带)，凡历三年乃归。”1926年，民勤东湖民间艺人刘发杰组建秦和班，将民勤小曲正式搬上舞台。那时，民勤还叫“镇番”，民勤小曲被称为“镇番小曲”。
小曲遍布我省甚至全国各地，民勤小曲的特色鲜明。与周围各地明显不同的是，民勤方言总体风格上更多吸纳内蒙古“西调”的音乐成分，调、腔、小曲结合，易于即兴而演，“一个人可以在放羊时拆开唱单曲，几个‘好家’在炕上不分角色行当地唱若干曲牌，上了舞台，分清角色行当，正式化妆打扮，就是曲子戏。”王正强说。
曾经的辉煌
彭宝瑞根本没想到，马启智把妻子送到新疆后真会返回来。
马启智是苏武乡西湖村人，是小曲子戏大家周玉文的徒弟，上世纪50年代搬到新疆，1992年领着妻子到家乡看望亲戚，大家说，“你走新疆以后，西湖就没唱过小曲子戏，回来一次得一块闹一下。”马启智答应把妻子送到新疆后再回来。
大家都说这只是个托辞，但在腊月二十八那天，马启智果真回来了。
正月初四一大早，彭宝瑞就被马启智邀请去了。几个人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对曲子，初五开始登台演唱。唱到初八，连续唱了4天，“大家宣传说西湖的老艺人在唱小曲了，当时城里很多人坐着汽车来看了。”
彭宝瑞说，这些人才是小曲子戏的真正“好家”。
小时候的彭宝瑞就非常迷恋小曲子戏，上学时经常趁老师不在模仿着唱自己记住的曲子，那时学校里还有专门唱小曲的校队。
14岁时，彭宝瑞已经记住了很多小曲子戏，学校里一位老师发现了他的演戏天赋，称他为“怪骨头人”，是个唱戏的“好苗子”，推荐他加入了校队学戏。“逢年过节，大队也会找去唱。” 彭宝瑞还怀念当年的那段“偷戏”岁月。1962年以后，川心大队从原先的新润大队中分了出来，这时，彭宝瑞再去那边请教时，发现人家“不愿好好教了”。但川心队还有四个人，生、旦、净、丑起码能配戏。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新润有演出，彭宝瑞就跑去看，找一切机会讨教，“当时高培阁在剧团后勤，人家的动作美观，我就一遍遍地学”。彭宝瑞说。
很快，新润的戏班也发现了彭宝瑞的演戏才能，外出表演的时候两队又合到了一起，有时只叫他一个人。
“找不到青衣就不让唱。三娘是寡妇，怎么能穿红衣？”彭宝瑞还清晰地记得，1963年到西湖大队表演时名家周玉文说过的话。那次跟着新润的4个人唱的是《三娘教子》。当时，周玉文指着彭宝瑞说：“这个小伙子是个苗子，可以好好培养一下。”
文革后，县老干部局点名让彭宝瑞等人去唱戏，说是要评分。彭宝瑞给同行的搭档说：“这是针对我们说的。”当时，那儿的老领导只是听过他的名字，但没看过戏。
没化妆唱了《放牛》，当时的一个书记，两个局长，一听他俩唱完，再不说评分和分等的话了，还说听两个老汉唱还挺过瘾的。那次，老干部局就请他们从正月二十七一直唱到了二月二，“还是我们把人耍了。”彭宝瑞说。
第二年郭兆义成立“乐民社”，积极邀请彭宝瑞过去签了合同。“去时娃娃们乱说，但彭爷一说就安静得很。”
彭宝瑞说，到了城里以后，自己的合作者也是专业的器乐手，“有了好下手，你就能要上别人的家什，攒劲跟攒劲，唱得就更带劲了。”从此以后，彭宝瑞逐渐唱到了民勤的各个乡镇，七八年时间，名气也越来越大。
最近几年，彭宝瑞还是经常被邀请去参加一些小曲子戏的演出。邀请方都说：“观众和演员带动不起来，就没气氛。你来就是不唱，坐在那儿气氛也好些。”彭宝瑞说，有几名老人应该算是自己的铁杆观众，只要他去，就猜着他们一定会来。
“彭爷的演唱走在乐器上着了，方言唱出来字正腔圆、柔软押韵。彭爷一唱我心里就‘哗’的一下，舒畅得很……唱出了地方的风味。”一名铁杆戏迷说。
根植心灵的热闹
8月28日晚8点，民勤县城广场的“夏日广场周周乐”活动照常举行，但与前几次不同，听说是小曲演出，很多老人早早就拿着板凳等着了。这次演出单位是北关社区和谐艺术团。
按照安排，应该唱到10点。9点多的时候，很多上完晚自习回家的学生也围了过来，一个劲地喊：“再来一个！”“最后又加演了近一个小时，剧目都没有重复。”甄菊琴说。
今年63岁的甄菊琴小时候一直“好玩好闹”，退休后就加入了县城老年人艺术团，和谐艺术团成立后，爱唱小曲的甄菊琴把自己住的平房院子腾出来专门练戏。
人多时在甄菊琴的院子里练戏，人少时就在杨立刚的门房里。狭小的门房里，二胡、板胡、三弦歪歪扭扭地挂在墙壁的钉子上，地上摆着四张凳子。演奏的人一般坐在床上，演唱者站在地上，狭小的空间让他们充满乐趣。
杨立刚原先是东坝镇的农民，6年前在城里找到了现在这份给县广播局家属院看门的差事，小时候曾断断续续地跟着著名小曲戏艺人高培阁学过几天动作。是唱家，也拉三弦，“杨爷的三弦在城里都是数一数二的。”韩忠国说。
和杨立刚一样，团里的很多人小时候在农村学过一些唱法和演奏技巧。拉板胡的张振民今年63岁，1997年在民勤县百货公司内退后练起了小曲，但他1962年在夹河乡农村的时候就学过唱法。66岁的赵玉民在镇上做语文和音乐老师时就擅长扬琴和二胡。
赵惠兰是韩忠国的妻子，以前没学过小曲。但在韩忠国的带动下，2007年演唱队成立后，赵惠兰也喜欢上了小曲子戏，被大家称为“后起之秀”。
48岁的张建萍是艺术团最年轻的唱家，经常领着3岁的孙子过来。韩忠国说，这孩子经常会随着大家的音乐节奏做动作，将来是个唱小曲的好苗子。
和谐艺术团的前身是“夕阳红”健身队，1996年更名为中老年健身队。韩忠国退休后接管，在2007年更名为和谐艺术团，在原先健身队基础上增加了秧歌队、文艺演出队两个分队。70人左右的艺术团，表演戏曲的有18人，乐器9人。韩忠国说，参加的人很多年龄为五六十岁，都曾经有小曲的基础，又多是退休的年龄。“每天早晨有早操，傍晚忙完家里的活，就过来一起唱着热闹一下。”
民勤县文化馆副馆长何永宝说，类似的艺术社团在民勤县城已超过了10家。
飘移的文化
“这么难听。”彭宝瑞等人正在演唱，门前走过的一名女孩嘟哝道。“如今听到与乡音相连的小曲，会有一种故乡的感觉。”邱玺玉是民勤县三雷镇人，现在是兰州大学物理学院硕博连读的研究生，他说自己现在对民勤小曲子戏发生了“感情飘移”。小时候，邱玺玉曾跟着村里的大人在过年耍社火时学过几句小曲，他说正月里会有外村的戏班到他们村来搭台演出，自己也会去看，但只是凑热闹。
“这是一个文化多元和文化贫困并存的时代，现代社会的快餐式消费创造了浮躁的文化氛围。”戏剧理论家王正强说，民间文化的渗透性很强，会持久地融入当地每一个人的性格、精神和骨血之中。在年轻一代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随着文化素养和艺术鉴别力的提高，可能会“勾连起故乡思恋和对生存根基的历史记忆”，传统文化依然会有自己的魅力。
然而，近年来民勤小曲子戏演员的飘移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农村很多青壮年和表演骨干都去了外地经商或打工，有一部分戏曲团体就因缺角而被迫解散了。彭宝瑞很惋惜地说，现在很多唱家的功力不够，和他合作过的很多唱家都经商去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不能因为唱戏把人家生意耽误了。”
与此同时，民风的变化也使小曲子戏的观众发生了飘移。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形成，新一代民勤人的生存土壤也发生了变化，文化认同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柯杨认为，传统文化本身是农耕文化的体现，如不积极保护，城市化过程会导致民勤小曲子戏像风一样在民间飘散。
影视的冲击也是民勤小曲子戏观众飘移的一大因素，在兰州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研究所所长赵建新看来，传统戏剧已走过了它的辉煌时期，但影视和戏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表演一个故事，只是形式和载体不同，在此意义上，影视是戏剧的亚种。“民勤小曲子戏是民俗文化，得顺着民俗走。”王正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