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为例
红河哈尼梯田极为秀美，又极为壮观，是真正世界级的文化景观遗产。红河州哈尼梯田管理局和元阳县委县政府为红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及地方经济社会文化跨越式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进度正在加快。
建立人类遗产名录是为了永久保存这些珍贵的遗产，而有些遗产项目却在获得它的荣耀后更迅速地衰落，甚至被人为地破坏了。这就要求人们在申请进入遗产名录之前未雨绸缪，更深刻地考虑这些遗产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目前的方案是商业机构的参与。通过对最佳观景地点的土地征用，景区被封闭起来收票，景观也相对被垄断。当地居民慢慢也看到了商机，但已经被排除在外，因此分散地在景区门外寻求生意，纠缠旅客、出售劣质产品、提供不规范的旅游服务，甚至截留客源，等等。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国内很多旅游景点都有类似场面。通过对门外市场的整顿，情况也许会好一些。还有一些地方，当地村民被吸收到景区就业，但只能占据一些保安或保洁之类的低技能和低薪金职位。现在对于哈尼梯田景观遗产地而言，情况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大面积的哈尼梯田景观的存在要求哈尼人世代栽种稻谷，而且是难以进行大规模产业化、机械化替代的辛勤栽种。如果开发后一系列利益不能很好协调，那么水田的栽种就可能被放弃，梯田景观就会不复存在。哈尼人也会到城里打工，因而山寨会变得凋敝。哈尼村民在遗产地开发过程中被边缘化将会导致其村寨和整个文化传承的“空心化”。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三农”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新农村建设”问题。我们并不怀疑政府将会长期地担负起引导、协调、统筹、说服的工作。但这时问题会变得比较复杂，因为商业机构要求利润最大化天经地义，而如果政府的利益和商业机构的利益已经捆绑(有股份)，那么政府怎么做才能体现中立和公正呢?
另一个模式是现在就将发展和参与工作的重心向哈尼村民倾斜。政府总要投资，总要做工作，那么在商业组织和村民之间可以有选择，有权衡。我们不能假定农民永远是农民，不能假定除了人民公社就不会有股份制的商业合作形式。我们因此可以设想一个更多由当地哈尼族村民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
如果当地政府能引导、支持哈尼村民(也可以是其他少数民族村民)组织成股份制的公司，为游客提供较为舒适和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服务：餐饮、住宿、导游、展演、少数民族旅游工艺品甚至交通、通讯、金融等等。也许这时我们并不需要修建以垄断景色为目标的景区景点，而是让游客在一个更广阔、更自然的民俗生态区中进行多种形式的深度旅游;遗产地的经济收入来自高质量、多元化的旅游服务业。这并不是一种只允许当地哈尼族居民进行的开发模式。旅游市场是开放的，可以有外地的资本和旅游企业进入。但组织成商业机构的哈尼村民将在进入旅游市场时有较强的竞争力，也提高了当地旅游服务的进入门槛。
更为重要的是，哈尼梯田作为人文景观遗产、作为少数民族风情旅游景观对当地哈尼族居民有效的实质性参与有强烈的依赖。如果哈尼人可以在旅游开发当中分享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拥有更多的自尊、自信和自豪感，他们在外地受过更高教育的新型人才愿意回到故乡创业发展，那么他们不仅会更内行地管好梯田，更会有一种内在的动机把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带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去。这种发展模式可能是我们更值得去尝试、去追求的。
应该看到，今天的哈尼人通过现代通讯技术的应用以及自身的实践，对现代化的前景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有着强烈的发展和致富的动机，有着较强的公平和法制意识。哈尼社会经过了多年的民族地方自治的尝试，同样经历了30多年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进行过多年村级直接选举的民主制度实验。并且所有这些经历都与其传统文化、传统的伦理习俗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引导哈尼人更多地参与遗产地的开发和市场竞争，并不是一种超越历史条件的空想。而如果能这样做，政府也会获得其作为公共部门的更恰当的位置。我觉得这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为长远看，政府毕竟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因此要设法适时退出市场。哈尼村民实质性地参与到遗产地的开发进程中去才是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方向。
当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身份会转变成“市民”。但是，通过一种文化——人类学的分析足以说明梯田景观得到长期有效保护的可能性。
很多民族学家正确地认为，哈尼梯田的存在与他们农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而梯田及梯田的耕种又与哈尼人的文化习俗、史诗神话等密切相关。这里有密切相关的三个文化层面：景观、耕作技术、文化习俗。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三个不同层面的事物之间环环扣死，要保留梯田景观就不能让哈尼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哈尼人有发展道路的选择权和文化再创造的权利;哈尼人要保存梯田景观那一定是因为他们看到这样做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尊重哈尼人的各项权益是所有文明人所应秉持的基本伦理准则，而为了自己有景观欣赏就希望哈尼人永远不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不道德的。事实上，保护作为有形或物质遗产(tangibleheritage)的梯田与保护作为非物质或无形遗产的农业技术与生活方式所通行的是不完全相同的伦理原则。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去发现当哈尼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以后梯田景观仍可被完好保存的可能方式，发现在上述三个层面的事物之间有着足够张力承受哈尼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具体地说，在梯田景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们运用的农业技术可能发生变化;栽培品种、产量、米质可以发生变化;在与梯田景观相匹配的哈尼人蘑菇房的外观不发生严重的变化的情况下，其建筑材料、采光、通风以及整个居住质量可以有极大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在梯田景观不变的情况下，哈尼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可以不断发展进步;哈尼人可以建设起具有城市化内涵的幸福“新农村”;传统的哈尼文化可以获得新的阐释与现代表现形式。
如果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能走上这样一个可持续、更和谐的道路，人们也许不必过多关心它是否得到国际机构所授予的称号;人们只是被它的美及美景后面深刻的人文内涵所吸引。名与实相比，实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