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来学校作讲座，谈到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对付中国的“十项措施”或“十条政纲”。大意是：让我们的教育失去活力，主动学习西方的语言；让我们向往性的开放，不以虚荣为耻；让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节日失去兴趣并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产生兴趣；让我们采用西方的标准，崇拜金钱至上；让中国的人才为美国所用。
“十条政纲”讲完之后，台下的师生不由自主地苦笑起来，原来美国人如此聪明，城府如此之深。想想当年与美国平分秋色的苏联就是这样被美国“和平演变”，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当然，这有些太悲观了。
回想近代中国，自从不列颠的坚船利炮摧毁了中国人的帝国梦之后，国人便恐慌起来，纷纷要求向西方学习，自此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苦苦求索。中国的现代化，与欧美、日本皆有所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准确地说是“反传统化”。由器物到制度，由制度到文化，从一开始到现在经过了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
洋务运动之前便有许多忧患之士要求“睁眼看世界”，其中以林则徐、魏源、郑观应为代表，这为以后的洋务运动作了思想启蒙。洋务运动中开设工厂、新式学堂，“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积极的自我反省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而到了第二阶段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就有些操之过急了。“新文化”果然与“旧文化”确实不同，我们认识了“德先生”、“赛先生”及“费小姐”（freedom）。即使后来学的不怎么样，不得要领，却还是让人感到专制之外的新鲜。而这估计是仅存的可为之称道的部分。
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影响最为剧烈，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基被动摇，并且开始断裂。“泼洗澡水时连同洗澡的婴儿一起泼掉了”。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是“重估”，而最后却走向了“否定”。正如刘瑜所说，“重估并不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包括对反传统文化的反思，如开始逐渐重视国学，近年来又恢复传统民族节日等。但这与更为流行的西方化比起来太肤浅、太微不足道。现在我们对圣诞节、复活节如数家珍，却不知何为端午、重阳；我们说着流利的英语，却对国学知之甚少。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反思过？《孔子》这次惨败给《阿凡达》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将来某一天，我们真的“言必称‘德先生’、‘费小姐’”，而不知自己历史上的多次“新政”、“变法”，那将是多么悲惨。进一步说，如果真的向日本那样把“德先生”、“费小姐”消化得较为合理也还算不错，就怕到头来像泰国那样不东不西，不土不洋。
仔细想想，其实自己的也没什么不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嘛。正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的主调是和谐，然而和谐不是整齐划一，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和谐也不是简单的罗列；和谐是“各美其美”，是纵有溺水三千，最后只取一瓢饮的恬淡和自足。也正是这种恬淡和自足才使得我称之为我、你称之为你、他称之为他。因此，笔者期望千百年之后，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依然活跃着文房四宝，依然流行着重阳的登高及端五的龙舟，小学的第一课仍然是“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